antipedigree

精神压力。

他们根本不明白他们的人生经历是极其特殊的，特殊到对后辈的人生几乎没有参考价值。这个世界上，像他们那样的人生经历，前无古人，百年内，应该也是后无来者。

老一辈横跨的时代太大了，以至于他们的经验几乎无法套用到当代社会，这其中包括养育他们成人的价值观。

别看老一辈只有短短几十年，但他的人生经历，翻天覆地都不够形容，简直就是：

反转反转再反转。

他们童年是小农经济。

多少户的家用电器是手电筒。

他们少年是计划经济。

连村里的牛都是公有的。

他们青年是市场经济。

多少人第一次喝汽水。

他们中年是经济全球化。

多少人第一次听到WTO。

现在他们老了，美国开始保护主义，骂中国是帝国主义。

……

他们说我们吃过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

从他人生经历来说，他何止比你吃的多，他用几十年经历了人类两百多年的经济发展，堪称人类历史上含盐量最高的“咸鱼”。

他肯定总结了一些经验，那些经验肯定帮助了他，但能不能帮到你。

听天由命吧Ծ‸Ծ

但这不是最可怕的。

可怕的是他用自己理念里的“幸福”来定义你的“幸福”。

他的幸福定义可能是在他中年，经济全球化，逼着你出国，可现在发达国家反华，你简直是去送血。

他的幸福定义可能是在他青年，市场经济大变动，逼着你买不动产，现在房子根本是你买不起的。

他的幸福定义可能是在他少年，计划经济，一切求稳，那怕你被现在的老板逼得想死，他们也不让你辞职。

他的幸福定义可能是在他童年，小农经济，一切为了生产，那怕养育费用高涨，他逼着你生儿子生二胎生三胎。

他们真的认为那是幸福，所以逼着你也幸福。

托尔斯泰是说过：

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他忘了加一个前提：同一时代下。

这个时代人的幸福未必就是另一个时代人想要的。

作者：李小喵

1、他们抓住了时代机遇，稀里糊涂地挣了钱，便觉得自己当年那一套是对的，行不通就是你不够努力。

殊不知，只是时代变了。

有这样一个段子：

三个大佬坐电梯，去楼上参加商业活动。

一个在电梯里原地跑，一个低头撞墙，一个做起了俯卧撑，他们就这样到了十楼。

有人问他们怎么上来的。

他们一个说是跑上来的；一个说是撞墙上来的；一个说是做俯卧撑上来的。

旁边有人发话了：少吹牛逼，你们坐电梯上来的。

这个电梯，就是时代趋势，是高速增长的市场经济和商业机会。

以至于当年他们是去合伙开厂，还是在厂门口卖包子，都能赚到钱。

他们当年可以，便觉得我们也可以做到；迷信个人努力，便觉得选择不重要。 

2、盲目崇拜学历，将小孩培养成使用寿命十几年的做题机器。

接受高等教育，进入一个好的大学固然重要；但是老一辈人往往走极端。

考上了就牛逼，成龙成凤；考不上就傻逼，哦吼完蛋。

将读书和命运高度捆绑，迷信一锤子买卖，这本质上是一种弱者思维。

这种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小孩呢，往往就成了“做题家”。

从小摆在他们面前的人生赛道，就只有读书这一条。

而这种思维一旦养成，就很难扭转过来，觉得凡事都有正确答案，遇事就找最短路径。

可是人生并不存在标准答案，这种狭隘的直线式思维，只会让路越走越窄，直至撞上一堵坚硬冰冷的墙，才能让他停下。

盲目崇拜学历，是一种思维上的懒惰，更是老一辈一生的缩影。

就像郭德纲相声里说的：

“望子成龙的家长，自己都不是龙。” 

3、拿自家孩子的短板跟别人的长处比，教会我们如何亲手打败自己。

知乎上有个问题：如何摧毁一个孩子的自信？

有个高赞回答是：让他活在别人家孩子的阴影里。

别人家的孩子，总是比我们更懂事，更符合父母的审美标准。

但这种激励孩子上进的手段，却实实在在打击了孩子的成长，让孩子还没走上起跑线，就被自己的父母打败了。

语文跟最好的比、数学跟最好的比、性格和最好的比、个子和最高的比，你什么不行就拿什么跟别人比。

这就是真人版的田忌赛马，拿自己家的下等马跟别人家的上等马比，比不上还两眼放光：“看吧，我就知道你不行。”

你要是敢顶嘴，拿他们跟其他家父母比，那更完蛋。

大概率巴掌伺候：什么都不行，还怪到别人身上！

真是把自己家小孩坑到家了。

直到我们也学会了这个祖传手艺，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每天都活在自卑里，loser教育就算圆满完成了！

但是没关系，我们无法逆转已发生的事情，但能改变心中已有的观念。

请记住：

优点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词语，也不需要通过比较来证明。

优不优秀和自不自卑，其实是两回事。

我们已经足够优秀，你的闪光点就是一只手电筒，打开它，从过去的阴影里走出来。 

4、「我们都是为你好。」

这世界上有一种冷，叫做你妈觉得你冷；有一种为你好，叫做“因为我觉得好”。

一边是父母的不理解，一边是子女的不情愿。

这句话在家庭中特别有杀伤力，一旦出现，往往只会闹个头破血流、不欢而散的局面。

其实我们并不是不领情，也不是不孝顺，只是我们来人间一趟，想好好看看太阳。

老一辈是为我们好，建议我们也会听；但强迫我们接受，就成了一种绑架。

我们反感和害怕的是，他们以不容置疑的语气，用几十年前的人生经验，帮我们来定义“人生路线”和“个人幸福”。

最后只能落得个瞎指挥：

-这么大了还玩游戏？还看什么动画片？

-多看看书，把什么水浒传红楼梦拿出来看看。

-什么是电商运营？就是给别人打工卖东西吗？

-当时让你去亲戚工地上当会计，非不去，多稳定啊。

甚至于，很多家长承认自己不懂，但依然觉得自己有资格这么做。

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以爱的名义，要求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是这世上最错误也最不讨好的事情。

父母在等孩子的一句感谢，孩子却在等父母的一句理解。这种长期的僵持，只会让双方都受伤。

真正好的家庭关系，或许是：不为你好，只要你好。

就像李安导演所说：“我不教孩子孝顺，我只要他爱我。” 

5、解决家庭冲突的方式非打即骂，越简单省事越好。

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会跟环境和他人产生很多矛盾和冲突。

父母如何处理冲突，小孩也会有样学样，复制模仿。

可惜的是，很多家庭解决冲突的方式太缺乏耐心。

去年江苏曾经发生过一起13岁少年弑母案。

起因是母亲对孩子下滑的成绩不满，把怒火对准了孩子的玩伴小狗：“再表现不好，就把小狗打死。”

没想到少年针锋相对：“你打死小狗我就打死你”。

母亲怒火中烧，当场把小狗摔死。而少年也真的兑现了“诺言”，用锤子砸破了母亲的头。

你不听话，我就揍你。

这种方法确实省事，前一秒打完孩子，后一秒就能上牌桌。

但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却错过了对孩子沟通能力的培养、解决问题的信心、跟父母建立信任的最佳机会。

最终影响孩子成年后与人相处的能力。

活在父母阴影下的人，会对社交恐惧，潜意识跟每个人保持距离，害怕与人亲近和发生冲突。

就像《少有人走的路》里面所说：

“你不解决问题，你就会成为问题。” 

6、内向不是病，但他们总急着让你治。

小时候老师：你家孩子有点内向，下课都不跟别的小孩玩。

放假时父母：别总呆在家里，男孩子这么内向，长大会吃亏的。

面试时HR：你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我们这个岗位，需要更外向的人……

内向型性格的朋友，这些话一定听到耳朵都起茧子吧？

老一代人总是将内向跟脆弱、老实联系在一起，让我们打心底相信内向是一种「人生劣势」。

急于摆脱内向标签的我，也曾积极参与社交、主动抛出话题、参加各种聚会……

但最后，身处人群并没有让我感到愉快，反而让身体像断电般疲惫。

后来上了大学，我认识了很多独来独往的人。

我才明白，自己之所以羡慕外向的人，是因为他们拥有我没有的东西，而我不能强求它们属于我。

内向不是缺点，内向也可以是一个人的闪光点。

像爱因斯坦、贝多芬、周星驰、甚至拿破仑，都是内向型性格的人。

所以别再逼自己开朗了，试着变得「正确」，你就真的病了。 

7、「你要坚强一点。」

我们这一代的父母，一般都不太会安慰人。

当我们：

弄丢了一个星期的零花钱时；得知最好的朋友转学了、搬家时；在学校被老师或朋友误会时……

他们往往只能说：“没事没事，你要坚强点。”

在学校也是如此，很多老师对产生负面情绪的孩子0容忍，常常会用打骂、取笑和威胁，来逼孩子「坚强」和「自我消化」。

一味强调「坚强」，却错过了对我们情绪觉察和管理的培养。

将负面情绪视作洪水猛兽，而非「接纳」，让我们在踏入社会后，才逐渐暴露出危害。

《长大了就会变好吗》一书提到：

18到25岁，是大多数人一生中最孤独、挣扎的阶段。

我看到身边有太多的年轻人，一碰到工作的难题、生活的压力、关系的危机，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丧和焦虑：

“我怎么这点事都做不好”、“我怎么总是不自信”。

最终被房价、业绩、同辈压力推着向前，在负面情绪中越陷越深。

我们没有父辈们理解的那么放肆，也不像《后浪》里提到的那么光鲜。

我们中的大多数，二十多岁都还平平无奇、甚至兵荒马乱。

我们需要的是接纳情绪，我们不需要假装坚强。  前面说了太多老一辈的“不好”，但我们也忽略了一个事实：

他们的人生经历是极其特殊的。

他们在一个物质匮乏的小农经济社会中长大，在缺乏规则的时代洪流中摸着石头过河，一路走到了今天法治完善、尊重知识的后工业时代。

而人是由环境塑造的，每个人都无法突破时代的局限。

在我们生活的年代，当稳定唾手可得、成为最不济的选项时，我们自然会去追求自由、刺激、多元、浪漫和自我实现。

而对老一辈来说，他们过去所经历的，拥有的失去的，可能比我们以为的刺激得多。

但他们依然会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因为这是他们在那个时代唯一抓得住的东西，是摸爬滚打下来得出的真知教训。

可是时代从不因个人意志而停止前进，我们也终将成为历史的背景板，被后来者评价指点。

2050年的后浪们或许会说：2020年的那代人，真是土的掉渣了。

我们会低头默认吗？自然是不认的。

老一辈也是如此。

我们无需比较，只是生在不同年代的「年轻人」而已。

-END-

在微博上看到一条热搜，#14岁抑郁症少年被大师喂符水后死亡#。

14岁少年小韩因为行为异常，患有抑郁症，于是他的父亲韩某几经周转联系上了大师陈某。

陈某告诉韩某，小韩是被鬼神附身，所以才会这样，需要驱邪。

于是通过画符咒、请神明、强喂符水等手段，为其治病。

没过多久，小韩身体状况突然恶化，陈某又给小韩画了一碗符水，喂小韩服下。

谁知，服下符水后不久，小韩就去世了。

经过官方鉴定，小韩因液体堵塞呼吸道造成死亡。也就是说，小韩是被水呛死的。

看到这一消息的网友，纷纷表示：

“我翻了翻日历，是2022年没错……”

“我都知道他为啥生病了，摊上这样的愚昧父母，能不病吗？”

“比起大师，父母才是元凶吧！”

“这是被呛死的吧！强行灌符水的时候，呛到气管里了，父母的责任很大。”

“我就不明白了，明明父母都知道是抑郁症了，还认为是鬼上身？真的是无语了。”

正如网友们说的那样，很难相信这是发生在21世纪的事情。

但类似这样的事情，早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不少人认为，是父母不了解这个心理疾病，所以才会相信这种鬼神之说。

但不是主要原因，小韩的悲剧早就以不同形式发生过了。

01

2020年，一个名为“某某无疆”的游学营，被媒体曝光。

这个机构不承认精神疾病的存在，也不承认服药的合理性。

创办人居某某认为，患有抑郁症、躁郁症的孩子其实都是装出来的，目的是为了逃避父母管教。

而孩子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父母太过放纵和溺爱所导致的。

所以，他主张暴力教学，并向抑郁症家庭承诺，只要把孩子送过来，他就能治好孩子的这个“毛病”，还给家长一个听话正能量的孩子。

他是怎么治的呢？

首先是强制断药，然后时不时给孩子送上一碗“竹片噼啪汤”，最后经常进行“扒皮”大会。

“竹片噼啪汤”指通过戒尺、棍棒等工具，对孩子实施暴力。

“扒皮”大会指父母当众指出这个家庭有什么问题，然后由工作人员来进行裁决。

而裁决的依据是一本名为《居说集》的出版物，它强调父亲在家中的权威性，“下”对“上”的绝对服从。

治疗的效果如何呢？

李小衫高中时患有抑郁症，难以维持学业，父母便带她参加“某某无疆”的游学营。

在游学营期间，一旦有孩子反抗，就会被打，于是李小衫下决心逃走。

她逃到机场后报警，但被要求通知监护人。

因此不幸被抓了回去，抓回去的她被父亲和居某某轮番打骂，在这种棍棒教育下，她不得不选择屈服。

从游学营回来后，李小衫立马逃离了家，她认为自己的病根本没有得到好转，父母变本加厉的控制让她更绝望了。

居某某的所谓“暴力教学”，不过是顺应了部分父母妄图以棍棒“征服”子女，让他们重新听话的心理。

局某某的“暴力教学”已经威胁到了受害者的生命安全，他们为了求生不得不低声下气起来，在父母面前装作顺从。

这些父母也只是把子女的顺从当常态，稍加不从当病态。

02

我们可以发现，14岁少年喝符水身亡事件其实是“某某无疆”游学营的另一个版本。

而这种事情屡屡发生，首先是父母自己的“心病”。

权力意识高过科学精神

面对孩子患有抑郁症这一事实，一些父母拒绝相信，他们对于心理疾病的一知半解，也不愿学习有关的科学知识，更不愿意相信正规的医学治疗。

他们只是认为孩子应该顺从他们，只是要找一种符合他们认知的一种解释，要么是“鬼上身”，要么是“不服管教”。

对于他们来说，子女因为什么“病了”不重要，重要的是子女听不听他们的话，如果子女不听，他们就会强迫子女听。

何况他们不注重科学精神，不喜欢认真研究问题，不了解心理疾病，也不知道治疗周期等等问题。

如果孩子短时间内病情没有起色，他们就以为正规医学治疗“不靠谱”，转而更加坚信自己的看法。

短视、急功近利

有些人在面对不确定的事情时，内心总会产生强烈的无助感和不安全感，总想着能快快地把问题解决。这些人往往是急功近利，不愿意钻研的。

如果有谁给他们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他们马上就不焦虑了，马上就准备开干了。

就算他们事后也认识到了治疗过程如何不可靠，但此时此刻他们早已被这颗虚假的“定心丸”给喂昏了。

急功近利往往不喜欢考虑损失、代价，还觉得那些老是分析利弊的人都是乌鸦嘴。

把子女当负担

前有用电击治疗网瘾的杨某某，后有通过体罚和虐待等手段戒断网瘾的某某书院，和用暴力解决抑郁症的“某某无疆”游学营。

面对这一出出悲剧事件的发生，依旧有不少父母选择相信。

其实可以看出，一些父母很不想承担抚养的负担，但是又没有办法不去承担。

于是一遇到子女自身出了问题，导致他们的负担加重，他们就想用点简单粗暴的方法。

当有人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可以帮你们治好”时，他们便想也不想地将负担丢给那些人。

就像某某书院事件爆发后，一些家长激动地向记者表示：

“我们为什么激动？因为我们本来在家好好的，忽然人家告诉我们，书院出事了，要关门了。我们的孩子要被送走了，这些流浪孩子去哪里？去你家里吗？”

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子女能不能以他们期望的方式“好”起来，重新像以前一样顺从起来。而不是子女到底怎么想，感受到底如何。

由此可见，不管孩子是喝符水，还是被送进机构接受暴力治疗，真正获得“拯救”的其实只有父母自己。

03

还有位医生复诊一位还在上初中的抑郁症患者，他在看书，医生表扬了他几句：

“这孩子真用功。”

没想到他母亲马上说：

“用功，假用功。”

言语中的嘲讽嫌弃，让医生气得跳脚：

“又说了又说了……”

有不少家长问我，怎样让自家小孩赶快好起来？

一旦他们得不到自己满意的答案，就会难以控制地向孩子倾泻内心的焦虑和痛苦，还美其名曰“说教”。

越这样，越难让患者恢复，越陷入不能恢复的恶性循环。

但很多家长根本不愿意多想一点点。

他们把孩子患病的原因，怪天怪地怪孩子，就是不怪自己。他们觉得自己才是对的，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这些家长面对外人，特别是那些比自己有钱有势的人，也这么专横，也这么傲慢吗？

恐怕不是的，在中国最不缺的就是阿Q精神，“窝里横，外面怂”是很多家暴者的特点。

这些粗暴的家长只是在统治着他们的子女，让子女满足他们的权利欲，还随时用死亡威胁子女，到头来还叫子女感恩他们。

他们虽然没有极端到像本次事件的家长那样直接把子女灌死，却也持续伤害着他们的子女。

04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些家长，他们的心智早就在社会中形成已久，“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我们能做的只有一面强化外部支撑，鼓励、帮助这些受害子女站起来反抗这些伤害他们的家长；一面引导舆论，让这些残害子女的家长“千人所指，无病而死”。

本次事件中，符水到底是怎么让受害者死亡的？是毒死的？

新闻上的说法是：液体阻塞呼吸道造成机械性窒息死亡。

不是喝符水毒死的，也不是病死的，是强行灌水呛死的。

如果是父母自己灌的，那不好意思，这是杀人，主观客观不影响杀人的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过失致人死亡罪的解释是：

行为人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已经预见到而轻信能够避免造成他人死亡，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

如果是是算命先生灌的，过失致人死亡的责任就在算命先生。但父母也同样不能免责，是他们自己执意要带孩子去“请神”的，算命先生的一切行为都是他们默许的。

所以，只把这个江湖骗子判了三年真的合适吗？是不是可以认为有关部门在玩忽职守？或者说，有关部门里的人认为涉事家长情有可原，哪怕他们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硬灌水，呛死孩子的是父母。不是哄人喝符水的江湖骗子。

而现在算命先生判了三年，父母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这合适吗？

正是因为法律贯彻不到位，社会力量介入不足，才能让这种混蛋家长对子女为所欲为！而子女只能忍受屈辱，无力反抗。

法律的修改、贯彻需要时间，但是社会舆论力量的不应该立刻跟上吗？

我们每个人都曾是孩子，我们也不希望有更多孩子受害！

附：相关新闻报道

韩某因14岁的儿子患有抑郁症，行为异常，2020年10月，韩某通过朋友联系大师陈某某。陈某某称小韩被鬼神附身，于是通过画符咒、请神明、强喂符水等手段，为其祛邪治病。后小韩出现身体状况恶化，陈某某看了之后又画了一碗符水，给小韩喂下去。被喂服符水后不久，小韩便死亡。

近日，这起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的案件经湖南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一审、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以被告人陈某犯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五千元。

据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韩某因其儿子小韩（14岁）患有抑郁症，行为异常，想给小韩治病，通过其朋友联系了陈某。2020年10月24日晚，陈某来到韩某的家中，称小韩“鬼神附身”，需要做法事敬神驱鬼驱邪，并要韩某准备做法事的道具。

10月25日，陈某利用道具在韩某家中做法事，通过画符咒、“请神明”、强喂符水等封建迷信手段，为小韩祛邪治病。做完法事后，陈某告诉韩某夫妇，小韩这三天内不能出门、不能见生人。10月27日20时许，韩某见小韩出现身体状况恶化、出粗气、讲不出话等情况，便电话联系陈某过来帮忙看看。陈某看了之后，告诉韩某等人是正常现象，小韩身上的鬼神已服气，邪气祛得差不多了。随后又制了一碗符水，要小韩的母亲给小韩喂下去。但是喂服符水后不久，小韩便死亡。经鉴定，小韩系液体堵塞呼吸道造成机械性窒息而死亡。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雨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一人死亡，其行为构成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遂依据法律规定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五千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了全案证据材料，认为与经过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并认证的证据一致，陈某利用迷信蒙骗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其应当预见危害结果的发生而没有预见，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存在过失。遂依据法律规定作出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每次到售卖糖果的地方，我都会留意一下店员的模样，尤其是年轻女性。

后来我意识到，我在看那个人是不是她。

那个她，是我曾经的来访者。

几年前夏季的一天早上，我刚到工作室楼下，就接到助理的电话，问我到哪儿了，有新来访站在门口，说必须看到活的王老师才肯进去......

等我出了电梯，看到工作室门口站着助理，还有一对母女模样的人。

助理一见我就说：王老师来了。

那对母女立刻望向我，妈妈说：王老师您终于来了，我女儿说必须见到你本人再进去。

女儿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一番：您就是王老师，和照片一模一样。

母女俩和我一起进入房间。

女儿20多岁的样子，长相文静。

妈妈看上去50多岁，有点胖，全身上下捂得严严实实，这身装扮在盛夏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一落座，妈妈就急切地讲述她们为什么找我。

多年前，她和丈夫离婚，她独自养大女儿。

女儿出国留学后，原本一切顺利，但因为某件事情的刺激，导致女儿情绪失控，状态越来越糟，不得不回国治疗。

曾有大夫说女儿是焦虑症，她想给女儿找一个咨询师，女儿不愿意，想自己找老师。

第一次看到我的照片，女儿坚持要找我，于是母女俩千里迢迢来到北京。

她不厌其烦述说自己如何吃尽苦头才把女儿养大，如何辛苦赚钱送女儿出国留学，女儿各方面如何优秀、完美，是她的骄傲和全部希望。

她滔滔不绝说了半个小时，女儿几次想开口都被堵回来。

我对她说：您说的我了解了。还有15分钟，看女儿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她这才停下来，扭头朝向女儿：你想说什么？

女儿说：我想一个人咨询。

妈妈有些愕然：呃，那好吧。你可要好好跟老师讲啊。

第一次咨询结束后，妈妈跟助理说，她和女儿都很满意，想在北京租房咨询，先买100次咨询时段。

助理征求我意见时，我拒绝了。

我认为仅一次咨询，无法确定咨访关系是否匹配，建议她们先买10次咨询时段。

一些从外地来北京咨询的来访者，我一般建议他们回居住地找老师咨询，或者在北京面询后后续视频咨询。

如果在北京租房面询，对来访者和家人的工作、生活都会有影响，对咨询师也会有压力。

助理说妈妈同意了，但提出先买20次时段，我同意了。

2

第三次咨询，女儿说妈妈租房了，租期半年。

我问会影响妈妈的工作吗，她说：可能会吧。不过我妈说了，为了我，她什么都可以做，她就是为我而活的。

我问她对此怎么看，她说：习惯了。我妈说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也有人说我妈特别爱我，特别伟大......当然，我自己并不这么认为。

我问她，妈妈伟大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为何她的感受和别人的感受不一样。

她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父母离婚那年，她3岁，刚上幼儿园。

离异后妈妈开了一家小公司，做得比较成功，公司走上正轨后，妈妈把大量时间用来照顾她，吃穿住行全方位照顾。

从幼儿园开始，妈妈就亲自接送她上学放学，时刻陪伴在她身边，她的生活圈子就是家和学校两点一线。

她说她从小就孤独，没有朋友。

小伙伴家庭条件比她家好的，妈妈不许她交往；家庭条件比她家差的，妈妈更不许她交往；甚至连家里的亲戚，妈妈也不想有太多的来往。

妈妈总对她说：世上只有妈妈最可靠。

初中的时候，她曾结交过几个好朋友，也曾相约一起玩耍，一起短途旅行。

后来好朋友开始疏远她，因为她每结交一个朋友，她妈都能找到那个朋友的电话和朋友父母的电话。

一旦找不到她，或晚回家一会儿，她妈就要挨个给朋友或朋友父母打电话，甚至会暗示对方，不要带坏自己的女儿。

越长大，她越有一种感觉，不管自己在什么地方，妈妈都能成功地潜入进去。

这令她非常恐惧，为此她逃避和别人的交往，也拒绝参加一些集体活动。

她长得漂亮，很多男生追她，每次有男生向她表白，她都吓得要死，像躲瘟神一样逃之夭夭。

她害怕男性，认为他们就像妈妈说的，又蠢又坏，一个坏男人会毁掉女人的一生。

她说：出国留学，对我就是解放，我总算到了我妈够不着的地方了。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赶紧离开中国，回学校念书。老师，您说我能回去吧？

我说：能否回去上学取决于你的状态......之前在国外发生的那件事应该很重要，你愿意讲讲吗？

她使劲摇头：我不愿意讲，不愿意讲。

我温和地说：好的，你可以不讲的。

3

下一次咨询，她神情沮丧，情绪低落。

前一天晚上，她和妈妈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起因是妈妈要她吃药，她故意拖延了一会儿。

妈妈以为她不吃，急得当场开骂，骂得太难听了，她也回骂过去，两个人都很凶地咒骂对方。

妈妈情绪失控，把她打倒在地，揪住她的头发在地上拖。

她拼命反抗，也把妈妈拽倒在地，母女俩在地上打成一团。

后来她站起来，试图打开大门跑出去，妈妈也站起来，拼死拉住她。

母女俩一个想开门，一个想关门，混乱中，她的头差点被门夹住。

她发出一声惨叫，妈妈才停下来，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跟她道歉。

我听得有些心惊肉跳：这是第一次发生，还是过去发生过同样的事情？

她说：我们经常这样。她骂我，我也骂她。她打我，我也打她。我们都习惯了。

我想象着母女俩打斗的场景，心里有些难过。

她卷起袖子：她经常掐我。您看，这儿还有印迹呢。

她的手臂上，果然有一些伤痕。

她说：我妈脾气暴躁，过去我以为是她养我的压力太大了，后来发现因为我长得像爸爸，我妈挺恨我爸的，她不准我见他。

她说：我对我妈的感情很复杂，有时很恨她，有时又觉得她可怜，除了我，她没有别的亲人，她跟我大姨、小姨也决裂了，她认为她们想贪图她的钱财，怕她们害我们，所以干脆不来往了。

我突然想到妈妈严严实实的装扮，便问她缘由。

她说：我妈有皮肤病，全身多处溃烂，出门必须穿长袖长裤，不然没法见人。

说着说着，她的声音突然变小，开始喃喃自语，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她神情呆滞，眼神发直，我心里一惊，一个念头跳出来：难道她并非焦虑症......

但她很快恢复了之前的神态，还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把糖：这是我悄悄从你们这儿拿的。

我说：不用悄悄，放在外面的糖可以直接拿的。

她说：我妈不准我吃糖，她说吃糖会让人变丑。小时候我背着我妈偷吃糖，她还打过我。我喜欢国外的生活，在那里可以天天吃糖。

咨询快结束时，我问她：你现在吃的什么药呢？

她想了想：镇定情绪的药吧，名字忘了。

4

下一次咨询时，妈妈提出先进咨询室跟我交流几分钟。

她照例裹得严严实实，神情矜持又警觉。

她说她收到女儿导师发来的邮件，询问女儿的近况，还问她是否需要帮助。

我问她怎么回应的。

她露出骄傲的神情：我专门跑到一个高档社区拍了照片发给他，跟他说我们条件很好，不需要什么帮助。昨天我女儿知道这件事了，跟我大吵一架，说我背着她跟导师联系。我觉得她情况有点不好，请您开导她一下。

我问女儿吃的什么药，她支支吾吾：稳定情绪的吧，我记不太清了。

女儿进入咨询室，我发现她状态确实不好。

她闷闷地说：我想回去上学。

我：嗯嗯，这是你一直以来的愿望。

她说她一天都待不下去了，她感觉自己心里有一头巨兽，随时要跳出来毁天灭地。

我问她发生了什么。

她说昨天又跟妈妈打架了，妈妈掐了她的脖子，她咬伤了妈妈的手。

她认为自己伤害了妈妈，心里很内疚。

我看到她脖子有些发红，对她说：妈妈也伤害了你。

她点点头，突然落泪：我妈总说我是个吸血鬼，其实她才是个鬼。我走到哪儿，她都阴魂不散跟着我，她想要害死我，想要害死我......

她语无伦次地说着，突然眼神发直，紧盯着小桌上的笔筒，笔筒里有几支削得尖尖的铅笔。

我心头一紧，感觉她并非焦虑症那么简单，她可能有精神病性的问题。

几分钟后，她又恢复了正常的神态。跟上次一样，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那次咨询结束后，我请助理转告她妈妈，请她单独来咨询一次。

我想从妈妈那里了解真相，没想到两天后，妈妈突然给助理打电话，说发生了突发事件，她和女儿离开北京回老家了，走得匆忙，连租的房子都没来得及退。

母女俩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

我时常想起她们，也曾让助理跟妈妈联系，想和她交流一下，妈妈以太忙为由拒绝了。

5

一个月后，女儿预约了电话咨询。

她说上次离开北京，是因为又和妈妈发生冲突，动静太大，邻居报警，110都来了。

她说：我妈差点掐死我，我也差点砍死她。

我想象着那个场面，有些不寒而栗。

她说：我不想离开北京，我妈把我骗回来的，她说我姥姥病了。我再忍忍，好在很快就要出国啦。

我问：你现在的状态，能出国吗？

她说：没问题啊。我已经开始准备手续了。

咨询结束后，我让助理联系她妈妈，请她单独咨询一次。

妈妈答应了，但始终不能确定时间。

女儿继续电话咨询。

从她的讲述里，我拼凑起她的生活状态——她在补习功课，妈妈在筹备钱、出国机票已订好，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但我心里仍有隐隐的不安。

出国前一周，女儿预约了咨询。

我有些期待那次咨询，想再次确认她的状态。

但后来她取消了咨询，说事情太多，等到了国外再约。

6

没想到，很快我就见到她了。

助理说她预约了我的面询，我很惊讶，因为按出国时间算，她应该在国外了。

我再三跟助理确认，助理说她的确预约了面询。

她再次出现在我面前，一个人，拖着一只硕大的行李箱。

那一刻我猜到了什么，她的第一句话也证实了我的猜测：我被遣返回来了。

她说都怪飞行时间过长，让她憋得难受，烦躁不堪，在飞机上出现了一些失控的言行，引起了机组人员的注意。

下飞机后，她被带去一个小房间接受问询，有人问了她一些问题，结果她人还没出机场，就直接返回了中国。

她很委屈，又有些愤愤不平，觉得自己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

回国后，她一直跟学校联系，希望解决这件事情。

我问：你妈妈知道你回来吗？

她摇头：除了你，谁都不知道我回来了。

我惊讶：你一直一个人在北京？

她说：是的。我能照顾好自己。这次来，我想跟您商量一件事。

说到这儿她停顿了一下，目光热切地望着我。

我鼓励她说下去。

她说：是这样的，您能否出具一份咨询报告，证明我现在完全正常。这份报告对我很重要，决定我能不能回去上学。

我看着她的眼睛，看到她眼睛里的期待和忧虑。

那一刻，我真的好想帮她。

但我还是实话实说：很抱歉，我不能为你出具完全正常的报告。我有一个建议，你先去医院做一个检查诊断。

她差点从沙发上站起来：我没有问题，为什么去医院。您一定要帮我，上不了学，我的人生就完了。

我说：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如果只是焦虑症的话，采取用药和心理咨询的方式，也许可以继续上学。我想建议你去医院做一个检查诊断，如果没事，那很好。如果真有什么问题，就积极治疗。你还年轻，及时治疗的话，效果会很好。等你状态稳定后，完全可以正常上学，正常生活。

她惊恐地看着我：您是让我去精神病院吗？不，我决不......求您了，求您帮帮我。

我说：我现在说的就是在帮你。

她眼露凶光：我看错你了。我以为你很善良，所以才选了你，没想到你根本不善良。

我说：你从哪儿看出来我很善良？

她恶狠狠地说：照片上啊。当初我第一眼看到你的照片，看到你的眼睛，就觉得你很善良，所以选了你。

我说：如果你认为的善良是让我说谎，抱歉我做不到。

她站起来，作势要拉开房门，我对她说：我们还有5分钟，你先不要走。希望你能继续咨询，任何方式都可以。

她气呼呼地说：以后再说吧。

我说：能否留下你的联系电话？

她没有理我，径直拉开门，拖上行李箱，逃一般地走掉了。

我赶紧让助理联系她妈妈，助理当场打电话，没有人接。

再打，还是无人接听。

我让助理给妈妈短信留言，把女儿回国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请她速和女儿联系，但未收到任何回复。

我怀疑妈妈是否出事了，助理说不可能，她妈还在朋友圈发动态呢。

这个妈妈和女儿，就这样消失不见。

7

时间飞快，半年过去了。

某天下午，我在咨询室等一位新来访。

咨询时间到了，进来的人，竟然是她。

我万分惊讶，同时又有些开心。

她说：其实我早就想来了，只是一直犹豫。这次预约我用了另一个名字。

原来上次咨询后，她便留在了北京，找了一份卖糖果的工作（她强调说工作环境比较高档，有时还要说外语），她一个人生活，感觉很快乐。

她说：记得您曾问我，在国外上学时发生的那件事情，现在我可以讲了。

那件事情，源于一个男人对她的追求。

那个男人是她喜欢的类型，他向她表白，她答应了，两个人准备第一次正式约会。

从确定约会那天起，她就陷入了很深的纠结。

从小到大，她极少与男性接触，也从未谈过恋爱，所以非常紧张、恐惧，甚至开始失眠。

室友劝她不要太当回事，反而加剧了她的恐惧。

连续多天失眠，她状态非常不好。

到了正式约会的那一天，她突然情绪失控，在房间里大吼大叫，摔砸东西，惊动了室友和房东。

后来她被送进了医院。

等她清醒过来，已不记得之前发生了什么，有些细节是室友告诉她的。

此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几次，学校要求她休学治疗。

回国后，妈妈没有带她去正规医院诊断治疗，而是到处寻找中医名家，想用中药进行调理。

妈妈跟她说：你只要好好吃药就能好。

我终于理解她妈妈为何隐瞒真相了，她根本不接受女儿精神有问题的现实。

她曾说的女儿不肯吃药，原来是中药。

她说：上次见您以后，我很失望。后来想您的话也许有道理，所以上网去搜了一下，发现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有一些精神病性的问题，但只要不发作，就可以正常工作、生活。我不想去医院治疗，买了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物......

我正要说话，她马上说：不要问我怎么买到的。反正我已经吃上药了，状态也稳定了。

我说：这些你妈妈知道吗，你们见过面吗？

她冷笑，眼里却泛起泪光：您觉得我会见她，还会让她知道我在哪儿吗？室友告诉我，我妈早就偷偷加了她和其他同学的微信，经常通过她们了解我的情况。室友怕我生气，一直不敢告诉我。我妈太可怕了，没有她做不到的事情。

我说：你妈妈找不到你，会不会急坏了？

她突然笑了：我妈肯定恨死我了。出国前，我转走了她很多钱。这些钱加上我自己挣的钱，足够我在北京生活。

我问：以后还计划出国吗？

她说：如果我要出国，我妈就会找到我，我不想被她找到，不想回到过去了。我觉得北京挺好，这是座包容的城市。我在这里，谁也找不到我。

咨询结束时，我问她：能告诉我你住哪儿吗，或者留一个你的联系方式。

她狡黠地一笑：不，我不会告诉你的。需要的时候，我会来找你。

我在窗口目送她的背影远去，突然一个念头闪过：这一切会不会蓄谋已久。

到底我还是不忍心告诉她，她妈妈从未回复，也从未问起过她的消息。

母女俩不约而同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她逃离了妈妈，她妈妈也逃离了她。

这一届的年轻人，正在「断亲」。不愿意回家过年，排斥举办婚礼，没有亲戚的联系方式。如果不是因为血缘，有些人，一辈子可能都用不着见几次。 他们多在独生子女的环境里长大，父辈之间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情感自然是感受不到的。经历从乡镇到都市的地理迁徙，也没有了家族聚集的环境。父辈过去需要依靠亲戚来办的事情，他们也能通过雇佣关系解决。很多人常年在外求学工作，有些亲戚，连名字都很难记得。 同时，「自我」的外壳逐渐坚硬，一些亲情对他们来说只是负累。当彼此的需求无法被满足，在相互不熟悉的几代人之间，强行维系关系对他们而言是件「痛苦」的事情。最终，有人选择断亲，逃离。 我们找到了几位正在或者已经断亲的年轻人，聊了聊他们的断亲故事。我们无意去评判「断亲」这种现象，而是想了解断亲的背后，是出自于怎样的心理需求和社会关系的变动。我们发现，有些疏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有些切断，更多是年轻人需要重新确立自己与他人的边界。「断」掉一部分亲缘关系的同时，他们也在建立新的人际规则，自行选择新的「家人」，从而组成新的亲密单元。

康乔：37岁，芯片行业从业者：我的婚礼，只邀请了四位亲戚

时至今日，我的父亲过年回老家，依然会被他的亲友们质疑，为什么我的婚礼并没有邀请他们参加。他依然陷于我「断亲」的泥沼里。但我的婚礼，对我而言，却是我「立国之战」的胜利。我的「断亲」，有两个层次，父母和亲戚皆在列。「断」的方式，是逐渐产生疏离感。 我18岁离开家去上大学，从此，我在父母眼里，便到了一种停滞成长的状态。物理上，我们有200余公里的分离，但心理上，他们对我的认知依然停留在18岁之前。 我的父母都是教育行业从业者，掌控欲极强。从小我是别人家的孩子，从不调皮捣乱，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后来顺其自然考入清华。考上清华也并没有多么荣耀，这个结果在我的父母看来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但另一面，我是个极为敏感的孩子，小时候乖极了——这是父母「驯化」的结果。因为只有「听话」，我才能得到父母的「嘉奖」。成年之前，我对是非的判断力，全系于父母的评判。这一点，直到我27岁博士毕业那年，才意识到。 2012年，我博士毕业，面临着择业与婚恋两座大山。学术上小有成就，但父母希望我能进入国企工作，原因是「稳定」。父亲一遍又一遍论述着他对「不稳定」的焦虑，却又没有任何实质的帮助与指导。每当我讲出自己想法，很快就又会被他的论断淹没。因此，我们爆发了一场剧烈的冲突，这场冲突最终以他的一句「我是你爸，你是我儿子，我凭什么不能管你」告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他只是在传递他的焦虑，希望能借此控制我的人生，但从未真正听到我的声音——9年物理与心理距离的疏离，我的意识已经脱离他们，开始生长起来。 婚恋上也是如此。工作安顿下来之后，他们为我安排了一场相亲，姑娘是他们托关系找来的，算是世俗意义上的「门当户对」。相亲的流程是，双方父母先行约见，确认「登对」，再安排子女见面。而后，在未得到我的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居然背着我与对方父母以「准亲家」相称，并约定了共度春节。得知这些，我无比抗拒。在这场对抗里，妈妈一遍又一遍地说，「如果你自由恋爱，遇到骗子怎么办？」她异常焦虑。当时的我无法具象化地表述那种难受，也不知该如何处理与他们的冲突。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15年。借着一次谈话松动的契机，我顺势提出独自留京过年，并坚决执行下来。 父亲说，「咱们过年要有习俗」。于是我便发明了一个新的习俗——年夜饭是一碗泡面，大年初一的上午开车环绕北京的四环兜风，出了四环直奔宜家，再吃一顿「瑞典餐」，就算是我独自留京过年的「新民俗」了。  我知道对于观念古板的父亲来说，在春节这个阖家团圆的日子，儿子不回到身边过年，对他来说是多大的「杀伤力」。 2022年是我施行「新民俗」的第七年。车辆驾驶在四环路上，我觉得自己像蝙蝠侠驾驶着他的大黑轮摩托一样，在巡视他的城市与领地。车辆往前行驶，脑袋循环细数这一年都做了哪些叛逆的「坏事」。「叛逆」给我带来的快感，是我「乖孩子」时期不曾有过的。我也在感受着「背叛」家庭之后，自由在被一点点夺回。 

后来，我有了心仪的姑娘，在与她确立恋爱关系之前，我佯装轻松地问她，「与家里的关系『断』得彻底么？」她很快领会我的潜台词，并给出了确认的答案——那是我们彼此都不受干涉的、完全靠自主意识做出的选择。 2015年至今，我跟家里的联络越来越少。偶尔的联络，也只是例行汇报。恋爱之初，母亲曾试探性地跟我打探女友的情况，感知到我的情绪，她硬生生把那句「她不会是骗子吧」给咽了下去——我知道她想问什么。 34岁那年，我决定办婚礼，婚礼选择在海外举办。婚礼不收礼金，参加婚礼的人也由我定。为表示对我的父母双方家族的尊敬，我仅邀请了他们各方仅2位亲戚作为代表参加。我把这个决定以「通知」的形式传达给父亲。他知道，我的态度里，没有任何可以商讨的余地。 飞往国外办婚礼之前，我包了一辆大巴，把参加婚礼的人一起载往首都机场集合。父亲帮我做了部分亲友汇集的工作。大巴抵达首都机场，他把组织秩序的「小蜜蜂」递给我，说「该你接棒了」。 接过「小蜜蜂」，我说，「接下来，请听我指挥」。那一刻，我觉得，郑重极了。

刘腾：23岁，弟弟，客家人：姐姐「消失」了，我也觉得自己亏欠她

姐姐不爱打电话，她不爱打电话给任何人，包括爸妈。而我爱打电话，每天打一次，先打给爸爸，再打给妈妈。

姐姐是什么时候「断亲」的？我不知道，但似乎有一部分是因为我爸爸而开启的。姐姐很年轻，今年才25岁，但她已经结婚有身孕了。在还谈恋爱的阶段，大家对她的这位未来丈夫没有任何了解，姐姐闭口不谈男方任何信息，此外也很少和爸妈主动联系，我猜是因为她不希望爸妈干预到她的感情生活。但爸妈则有些担心，「老姐男朋友是干啥的？」他们总是这么问我，我其实也不知道。

事情进展迅速，超出所有人想象，某一天，姐姐突然告诉我爸爸，她要结婚了，这让家里人感到震惊，大概是那之后，矛盾肉眼可见地变多了起来。我姐姐认为，婚姻是自己的事情，不希望家里人干预，我爸爸认为，家人对男朋友还没有过多的了解就结婚是种草率。爸妈希望让我姐回家摆席，但我姐坚持一切从简，因为和家里的亲戚不熟。姐姐和父亲约了星期六「见亲家」，但父亲认为这种单方面的决策是不尊重他。爸爸大发雷霆说，「没时间！」   在那之后，我爸就没有再理会过我姐了。不再联系，不再说话，尽管他们从前也只是保持着微弱的联系，但我爸总会有主动交谈的时候。但这次，冷战持续了大半年，看起来没有尽头。

姐姐和我不一样，她不爱和任何人通报自己的所有事务，特别是对父母。小学毕业，我考上了全市前列的寄宿学校，此后整个青春期，我都在离家车程一个半小时的市郊生活念书，也就是那时起，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家。父亲开车送我到校车的接送点，把我送上大巴，而我看着下面的他泪眼婆娑。对我来说，离开家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说分离焦虑也不为过。每次到了学校，就要找一台公立电话给家里打上一通报平安。而因为寄宿的原因，有时候爸爸给我拿的一瓶水，喝完了我也会留着，因为我会觉得那个水瓶子让我很安心。

姐姐不一样，她只考上了镇上的公立初中。在我印象里，爸爸接她的次数并不多，因为离家近，很多时候都是姐姐一个人回家。有一次暗恋她的男孩骑车跟踪姐姐到我们小区门口，我爸出面把那家伙赶走的。初中毕业，姐姐变成了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在我的印象里，她好像英语很差，数学很好，她不爱和我爸妈沟通，到了周六，她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用电脑和YY公会上的人的聊天，表演节目，出了房间，她又变得沉默寡言。姐姐的青春期貌似过得不是很开心，我俩彻底分野了。高中，我姐姐也考上了私立的寄宿学校，但她不再爱打电话汇报日常。

我对姐姐生活的认知有一大片是空白的。这么回想起来，很多时候我都是主角，姐姐甚至都不是配角，好像消失了一样。只记得很多次，我们会因为餐桌上的饭菜争抢，比如只剩下一个鸡腿，当然是留给我吃。印象最深的一次交集，发生在小学四年级，我去参加了一个军训夏令营，起初我踌躇满志，带上了行李去到营地，但爸妈要走的时候，我哭着抱着爸妈说我要回家。在一个办公室，教官很严厉，他说；「你要是走了你就是逃兵！」但我还是哭，我真的不想睡在帐篷里面。爸妈想到了个好办法，让姐姐替弟当兵，他们把我接回家，然后把我姐姐送到了营地。后来，我在结营相册里看到了姐姐牵着一只大狼狗的照片，很威风，很坚强。我现在想到这回事突然就想流泪，我觉得我也很亏欠姐姐。

我们并不共享同一种生命体验，但姐姐真的慢慢变得不喜欢和爸妈沟通。她回家时还是很开朗，但她拒绝打电话。爸爸不是什么坏人，但他很喜欢挖苦姐姐，那是他的拿手好戏。私底下，父亲很多次都告诉我，「说白了，你是我活下去的动力」。

今年春节，姐姐和她的新晋老公没有和我们一样回到粤北的村子过年。

除夕的年夜饭气氛很好，虽然少了姐姐，但不影响爸爸扯着大嗓门开玩笑。饭后茶余时间，两个回乡的堂姐又开始和我爸讲起她们和伯伯断亲的那些故事。「直接把我们从高速路上扔下」，「对对，还有一次，我已经让他（伯伯）不要寄顺丰，寄顺丰会很贵，但是最后还是寄了顺丰，而且是故意的。」两个堂姐零零碎碎地说着，爸爸沉默地听着。

几年前，堂姐因为种种原因和她们的父亲断了亲，此后我的父亲开始担任「知心伯伯」的角色，经常私底下帮她们化解问题。「现在我们坚决不和他往来了，我们现在靠自己买了车，在大城市工作赚钱，就是为了等这么一天。」其中一个堂姐说。

「哈？不是吧。」我爸脸上开始发红，不知道是喝了酒还是生了气，「好歹也是你亲生爸爸」。我堂姐随后开始解释他们的断亲理由，我爸有点坐不住了。我坐在饭桌的一角默默观察这一切。我知道，我爸再也没办法像前几年一样轻而易举地共情我这些堂姐们了，因为现在，他的女儿正在出逃，和我这些堂姐一样。

我也突然开始意识到这似乎不是巧合。在我的家族里，为什么堂姐们都断亲了，现在，轮到我姐姐了。大伯的两个女儿放在农村和奶奶生活，小儿子带到了东莞。二伯的两个女儿放在农村和奶奶生活，小儿子带到了深圳，听说两个堂姐考到深圳的某所大专时，二伯甚至没有给学费。

团圆饭的最后，爸爸爆发了。他拍起桌子站起来，骂了我姐姐很多句很难听的话，大概就是「不孝顺」之类的。在我爸爸眼里，我姐姐不打电话很不孝顺，私底下结婚怀孕也很不孝顺。然后一人上楼了。我妈妈洗了一会儿碗，沉默良久之后从厨房冲出来，穿着围裙拿着锅铲流着泪水指着我爸声嘶力竭道：「你再骂我女儿一句试试。」

姐姐说，「断亲」之后，她的生活像是「浮出水面好不容易吸口气一样」，但她也说，「快乐不快乐真没什么差别，他们还是他们，我还是我」。

坦白说，我对姐姐也有不理解的部分。我可以轻易地拨出电话，和我爸妈聊聊今天过得怎么样，我劝过姐姐，但姐姐就说不行。「哪怕走走仪式也不行？」「不行」。

我也很无助，有时候我在面前帮姐姐说话，父亲就会大发雷霆。过年之后，我看到我姐夫在朋友圈发了姐姐和他们家一起过年的合影，觉得不吵架的年夜饭真幸福。而「父权」的破碎场景很残酷，爱我的父亲坐在那里叹气。他觉得整个家现在一团糟。以后怎么和解，会不会有和解都是个问题。现在我只希望我姐姐可以永远幸福快乐就好。

何意：28岁，广告从业者：除了父母，我不牵挂任何亲戚

「躲亲戚」，大概是我整个春节最重要的关键词。尽管这个行为，被父母指责为「不通人性」。 2022年春节前，我跟父亲协商，「春节要不我留京过吧」。说服他的理由是，疫情严重，此时返乡，恐怕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父亲面色为难，但家人告诉我，自从我提出不回家过年这个想法之后，父亲连饭也吃不下了。他无法理解，春节这个阖家团圆的时刻，为什么我却想着要逃离。 该怎么形容我对春节回家的恐惧呢？更具体来说，是对那种复杂的、粘稠的亲戚关系的恐惧。家乡距离北京高铁3个小时，平日里，我回家的次数并不算少，但唯独到了春节，抗拒回家的情绪近几年越来越强烈。家里亲戚众多，一想到在外忙碌了一整年，回家就要开启全天「营业」模式，头皮发麻。 整个春节期间，家里门庭若市。最夸张的时候，早上9点开门迎客，夜里10点之后送走最后一拨儿客人，一天家里要迎来5批亲友。我的朋友甚至调侃道:「你家这个线下流量，如果邀请来做客的人每人都在拼多多里砍一刀，一辆电动车应该能砍到手了。」 在外忙碌一整年，春节回趟家，真的比上班还累。 我的父母亲，兄弟姐妹甚多。他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物质匮乏的中原农村长大，兄弟姐妹之间，需要互相帮扶才能度过许多难捱的岁月。每每念及手足之情，妈妈总会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讲起大舅早早辍学、供养弟弟妹妹们读书的故事，也会谈到父亲的哥哥30多年前如何照顾遭遇横祸躺在病床上的弟弟（也就是我的父亲），从而提醒我，要对这些长辈心怀感恩之心，甚至还要向我灌输「委屈自己，成全别人」的价值观。 现在，父母的兄弟姐妹们，多数已至第三代。我父母的兄弟姐妹们，现在多数已经是五六个孩子的爷爷奶奶了。如果将这些子子孙孙们加在一起，是一个超过80人的庞大家族。中原地区重视亲缘关系，父母珍视手足之情，但这些关系，到了第二甚至第三代，已然变味。 每年小年一过，妈妈便开始着手备年货。从腊月二十六七开始，家里便开始了每日满汉全席的日子，夜里宾客散尽，收拾残羹冷炙，打扫白日的「战场」，是件极为繁重的体力活儿。这边我还在清扫杯盘，那边母亲已开始准备第二天的食材，一边备菜，一边抱怨身体的疲累。每当此时，她再来传递如何让自己委屈、好让别人开心的价值观时，我都忍不住要去驳斥。 家族的关系已经不如早年单纯。有了第三代后，父母的兄弟姐妹自然都要偏袒自己的后代一些。春节拜访浮于表面，进门各玩各的手机。有时五六个孩子一起哭闹起来，脑袋濒临炸裂；有的亲戚，几年才见一面，翻来覆去地说着与十年前相同的话，尴尬到脚趾抠地；更有些亲戚或许已经出了三服，我并不认识，因为有一些经济牵扯，偶然登门，也要被父母要求招待周到；此外，亲戚中难免会有人以打探别人私事为乐，前脚打探到别人的事情，后脚便添油加醋地在饭桌上广而告之。有时，我甚至会想，过年就是在满足部分亲戚的窥视欲吧。

至于父母所说的那种相互扶持、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情感，我在亲戚身上没有任何体会。有些亲戚，一辈子也用不着见几次。除了父母，我确实也并不牵挂他们。 我的父母年逾六十，价值观已经异常顽固，我已经放弃说服他们了。我的「断亲」，也只是心理层面。这些年，我几乎不会主动联络任何亲戚。 整个春节，无比负累之时，我便撂下满屋宾客，找个理由背上电脑躲出门去，我不想在那样的环境里「营业假笑」。估算宾客大约散尽的时间，再返回家去。我的父母一通张罗下来，身体难免吃不消，我得回去帮忙。整个春节下来，整个人都不好了。这种糟糕的情绪在返京之后的一个月，还没完全消解。 返京前一日，送走当天的最后一拨儿亲戚，父母瘫在沙发上休息，我在一边收拾行囊，父亲突然意识到，我回家八九日，竟无一日与我好好聊天。见我一脸不悦，父亲终于松动，「明年过年，如果不想回来，就提前说一声吧」。 也许，明年我与那些不相干的亲戚，就不再见了吧。

小咪：35岁，自由职业：退出家族群，我再也不用接受亲戚们的评判

「断亲」之前，在我的记忆里，我一直以为自己生长在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里。家里大多是知识分子，爷爷奶奶与子女们关系紧密，以至于父母放心地把我交由二姑照料，这也直接导致，我与父母的关系并不那么亲密。二姑是小学的一名教导主任，她对多数事务的评判，总有一套非黑即白的逻辑，从而也成了我噩梦般童年的开端。 以她的主观喜好来说，我不属于那种传统意义上成绩好又温存的「好女孩」，读书期间被她拎到班主任门口破口大骂是常有的事。印象中，班主任的办公室位于楼梯口，也是学生上课的必经之地，我记不得小时候犯过什么具体的错误，但是那种被人盯着看的滋味，想起来就异常难受。 这种不适，在2010年的一次旅行中，到达了顶峰。这年，在美国生活的三姑姑回国探亲，我陪她和二姑姑一起逛世博会。三姑姑的老公在美国的一所大学任职，儿子就读的是沃顿商学院，在这场旅行中，她无时无刻不在细微之处炫耀自己「海外家庭」的优越感，并试图将我拉进她的阵营之内。二姑则希望通过一贯对我的控制，而宣告自己的「主权」。 这些年来，家族微信群里，家庭聚会上，表面和气之下暗流涌动。谁家小孩读了名校了，便总要拉出另一个小孩来踩；谁又买了什么车，表面奉承夸赞，转眼可能就是另一番奚落的言语；哪位家族成员要结婚了，婚礼的排面与对方的家世又要被这些亲戚们「赏味」良久……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无论你做什么，似乎都会感受到评判的压力，真的让人窒息。后来，我索性退出了所有的家族群。在必要参加的家族聚会上，对于不喜欢的亲戚，直接熟视无睹，不理不睬不搭腔，反倒觉得整个世界都清净了。 2017年我与男友领证，没有告诉家族的任何人，包括我爸妈。在我的意识里，领结婚证与办婚礼是两件事。领证只需要我们双方彼此参与，但婚礼却要涉及彼此的家族。一旦我领证这件事被亲戚知道，接下来的一连串事情就都不在我的掌控之内了。我不想被任何人评判。 至于孩子，我们一开始也约定了丁克。我没有勇气做出孕育一个小生命的决策。我看过太多原本和美的二人因为孩子的到来鸡飞狗跳，中国的家庭有个特色叫「隔代亲」，因为教育理念的不同，与老一辈产生各种不快，这种隔代的干涉说白了就是负累。 但我对宠物有种无限的爱，最多的时候，我养了20多只猫。我可以很多天都不出门，跟它们待在一起，观察每只猫的喜怒哀乐。动物与人相比，简单多了。 

阿麋：24岁，在校学生：家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港湾

我的「断亲」，大约是从12岁后慢慢开始的。今年我24岁，大多数亲戚的联系方式都没有，也基本没有主动接近过他们，所有的联络都隔着我的父母。这种感觉，就像我们双方都在看一扇关上的门，两边的人唯一能互相窥见的，也只有门上的小孔了。 这种关系并非先天如此。我在四川一个人情味儿极浓的乡下长大，每逢过年，村子里一定要摆很长的「坝坝宴」，招待十里八乡的亲戚，他们也一定会走很远的路赴宴。我跟在表哥的后面跑来跑去，去镇上买窜天猴、蜘蛛炮以及叫不上名字的鞭炮一起玩。 12岁之后，我离开那个小镇去省会读寄宿学校，回老家的频率变成一两年一次。曾经熟悉的长辈渐渐变得陌生，每次回乡，父母的堂表兄弟和他们的配偶，我总认错，闹下不少尴尬，索性就跟在父母后面，像鹦鹉学舌一样，他们让叫什么就叫什么。再大一点，干脆就躲到车里去，独自写作业，或者抱着电子产品，好规避那些繁文缛节。毕竟，亲戚们的问题几年不变，我忽然觉得，他们询问的背后，也并不是真正的关心，不过是走个流程罢了。我对父母的作用，也只是展示「这是我的后代」的功用而已。 距离疏远或许是直接原因，但人生轨迹的渐行渐远才是导致「断亲」的主因。我还在读书，但我的堂表亲们，大多已经结婚生子了，很少再有什么共同语言。 我的父母却依然保留着极重的宗族观念，每年的拜年必不可少。村里的坝坝宴变成城镇里的家宴或酒店里的宴席。这是一场微妙的家族权力中心的捍卫与流转，且权力的强弱伴随着各个小家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动态变化。 小时候的宴席，都是在德高望重的老人家举办，后来我的姑姑家修了大房子，异常气派，能够摆很多桌，我们在姑姑家里汇聚，就是强化他们在家族里话语权的过程。再后来，我家搬到了城里，也会邀请他们来我家聚会，一些亲戚却会对权力中心的偏移表现出微妙的抗拒。 家庭的集会特别强调长幼尊卑，晚辈要给长辈敬酒，还要讲漂亮话。我并不擅长这些，更要命的是，也不懂该如何掩饰这种「不擅长」，时常是端着杯子尴尬地杵在那里。宴席结束，回到家，又要被父母指责，被他们打上「情商低」的标签。

我妈指责我的理由很强硬，她认为如果我不去维护这些亲戚，以后就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可利用。但在我看来，所谓血缘关系，仅仅只是我们建立关系的一个渠道，老一辈所需要的所谓的帮助，我们都可以通过雇佣关系解决。更何况，哪怕有最紧密的血缘关系，也不代表这层关系会一直亲密。姥爷去世那年，我明显觉察到，我妈妈和她唯一的哥哥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我妈会觉得我舅舅没有照顾好姥爷，而我舅舅又觉得我妈妈在躲避责任。这些话他们没有直白地讲出来，但双方通讯频率的下降与家庭聚会上眼神的躲避，让你会觉得有种情绪在空气里蹿动。 至于父母给我贴的所谓「情商低」的标签，我并不认同。对于他们而言，亲戚就是朋友，但对我而言，朋友是朋友，亲戚甚至还会更远一点。 但我们又一次因为过年的酒桌礼仪而产生争执。我极力地想告诉他们，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也追求真心待人，只是我们更向往平等和踏实的饭桌。好友相聚不需要太多场面话，职场上也有新的交流方式，不会因为你在酒桌上做得滴水不漏而看高你。争执到最后，我发现我们说的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情，他们想灌输的，只是他们的社会化技巧。 所谓「断亲」，我更愿将这二字拆开来看，「断」掉的是那些非我们主观选择的、一两年都未必能见一次的仅有血缘牵连的人，「亲」近的又会是那些我们主动选择的「家人」。我们是计划生育年代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不像老一辈人有足够多的兄弟姐妹及庞大的家族，但我们依然会去爱别人，去建立新的人际圈层。毕竟，家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港湾。 我有很多同学和朋友，他们跟我一样，都是独生子女，但我们之间的感情就很深。我们彼此之间，是在充当part of family的角色，我「爱人」的能力也没有因为疏离亲戚而有所折损。最近我在看《欲望都市》，特别羡慕剧里四位女主之间的友谊，剧里有一个情节，当Mr.big想要去巴黎挽回Carrie的时候，他去了姑娘们小聚的早餐会，对她们说，「you three know her better than any one，you are the loves of her life（你们比任何人都了解她，你们才是她一生的挚爱）」。

我特别认同朋友才是自己选择的家人，我们在这种认真经营的情感里获得了比血缘更重要的亲密关系，这种情感连接就是我们这代人新的方式。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正在经历一场不可逆转的「社会化革命」。大家族在瓦解，缩小成越来越小的单元。我们会越来越把情感需求锁定在小部分直系亲属身上，并向外拓展自己新的「家人」（朋友）圈层。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会有与父辈的拉扯与博弈，但在这种博弈里，慢慢就会找到新一代人的价值更替与平衡点吧。

孩子们得救，往往就在得到父母理解的那一刻。

01两份抑郁症报道

前不久，公众号“丁香医生”发表了一篇关于一位高中女生患上抑郁症的深度报道1。

1原文：<https://paper.wf/remove-pedigree/nu-hai-qing-sheng-qian-de-liao-tian-ji-lu-mu-qin-kan-wan-hou-chen-mo>

主人公的姓名在文中没有提及，为方便叙述，我们暂且叫她M。

M是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就读于全省排名第一的重点高中，距离梦寐以求的重点大学仅仅一步之遥。

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了。

自从高中住校后，M从小处理不好人际关系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常常和同学发生争执，闹得宿舍鸡犬不宁。

M在电话中频频向妈妈求助，诉说自己被孤立、被欺负；

每一次妈妈都让她自己反省，因为“跟每个同学都搞不好关系，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而每一次接到班主任电话投诉后的访校，都以妈妈对M的责骂和对班主任的道歉而终结。

此后M的状态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M的父母被迫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

陪读之后，妈妈惊恐地发现，女儿像变了个人一样。

无心学习、谈起恋爱、嗜睡畏光、深夜哭泣、拒绝沟通，还常常无意识地抠自己的手指，抠得指尖遍布伤口……

直到有一天M哭着回到家，说自己在学校好可怜，站在教学楼上就想往下跳时，妈妈才慌了神，决定带她去看医生。

诊断结果为中度抑郁，轻度焦虑。

而此时M的妈妈最关心的是：

既然有药可吃，那么M什么时候病能好，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正常？

即使M苦苦央求休学，妈妈也不甘心就此中断学业，只是给她请了几天假就强行要求她继续上学。

抑郁症，药物副作用，加上繁重的课业，这个柔弱的女孩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一天下午，她把自己反锁在房间，吞下了所有的药片……

在医院洗胃时，M的妈妈听到别的病房传来的家属的嚎哭声，彻底崩溃了，也彻底清醒了。

此后，是长达两年的休学、治疗、陪伴、和反思，直到现在。

无独有偶，几乎在同一时间，公众号“全现在”报道了另一位14岁少女罹患重度抑郁的经过。2

2原文：<https://paper.wf/remove-pedigree/fen-guan-yu-14sui-nu-hai-zhong-du-yi-yu-de-shen-du-bao-dao-hai-zi-de-cheng-chang>

主人公彭可欣（化名）不像M那样成绩优异，只是个非常普通的中学生。

甚至，连她的患病经过也没有清晰的因果可循。

她记不清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发生变化的，没有突发事件，也没有明显征兆。

唯一相关的猜测，是初一那个暑假妈妈把她的手机没收了，只许晚饭后玩一个小时。

这一个小时根本不够她和同学联系，说不到三五句话时间就到了。

与朋友失去联系的不安笼罩着她，她开始怀疑自己被大家排挤。

她跟妈妈吼：“别的同学暑假都有手机，不信你去问！”

而妈妈的回答是：“期末考你排名降了13名，别的同学呢？”

这是诱因吗？只能说也许。

好像就是突然之间，这个小姑娘对身边的一切丧失了兴趣，整日整夜睡不醒，对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又特别容易暴躁，不受控制。

初二开学时换了新同桌，彭可欣开始接连几天上课打瞌睡，被老师叫起回答不出问题。

青春期的自尊、敏感、孤独……各种小情绪混杂在一起，压在她的心头。

她开始尝试自残，用刀尖划开皮肤，血流出来的时候“觉得舒服很多”。

女儿的情绪异常，妈妈注意到了，曾经试图开点中药给她“去去火”。

女儿手臂上的伤口，妈妈也注意到了，但觉得那是女儿“威胁我，跟我要手机”。

直到一天，可欣情绪完全崩溃，大喊大叫，用脚踢门，最后瘫坐在地上抽泣着央求妈妈带她去看医生。

她想被确诊为抑郁症，“想让妈妈重视我”，“也不用再害怕别人说我是装的”。

诊断结果为重度抑郁症伴有双相情感障碍，这个14岁女孩拿着诊断书泪如雨下。

之后是休学、反复尝试回校、多次住院，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妈妈面对女儿一次次自残和自杀冲动，拼尽全力学习“接住情绪”。

“无论怎样，能救一次未必能救下一次。”

但她们仍然在不懈地努力着。

两篇报道看得人非常揪心。

平心而论，两位妈妈都是好妈妈，她们都在努力接受孩子的病情，都对治疗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耐心，并且后来都对自己作出了反思和改变。

M的妈妈最终放下了对学业的执念，可欣的妈妈也终于开始学会夸奖孩子，两个女孩的病情都开始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

可是，悲剧的发生总是让人忍不住要问一句“何以至此”？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积郁成疾”最要命的是这个“积”字。

两个女孩都曾经一次次地向父母发出过求助的信号，却都一次次被父母无情地忽略了。

于是，累积的情绪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压垮了她们，也压垮了两个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在女儿被确诊的那一刻，两位妈妈的表现出奇一致：

不敢相信，不能理解。

M的妈妈感到无比困惑：

我们父母付出了这么多，把她培养进了这么好的学校，她为什么那么不让人省心？

可欣的妈妈百思不得其解：

我自己不也是这样长大的吗？

一声叹息。

两位妈妈谈曾经的“失望和困惑”

请记住这两个问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困扰父母的问题。

如果解不开它们，也就解不开孩子的情绪，更解不开亲子关系的死结。

02一切都变了

M的妈妈和彭可欣的妈妈，是两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妈妈，她们身上带着上一代父母的深深烙印。

M从小在妈妈的否定、要求、拒绝和指挥下长大，耳边永远是“别人家孩子怎样怎样”，身上背负着父母沉重的期许。

学习如此出色的她，甚至从来没有被妈妈夸过一句“聪明”。

M小时候就不太合群，成长过程中时常被排挤和孤立。

而妈妈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大声训斥她，甚至当众给她难堪。

M的妈妈提出的那个问题，可以说代表了一类父母的通病，那就是：

把孩子的成绩归结于父母的培养，而把孩子的问题推给孩子自己；

孩子好，都是父母的功劳，孩子不好，那都是孩子的错。

他们剥夺了孩子的自我价值感，同时又回避了父母的责任，不给孩子提供应有的援助。

他们的孩子迷茫自责，形如困兽。

彭可欣虽然和M生在不同的家庭，成长氛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可欣的妈妈反复回忆也记不起女儿和自己发生过矛盾，因为女儿从小顺从乖巧，很少会拒绝她的要求。

和M的妈妈一样，她也从不夸奖女儿。

她想起在确诊抑郁症之前，女儿想要“抱一下，亲一下”，她本能地抗拒。

这种奇怪的“本能”，来自于对自己母亲（可欣的外婆）的记忆。

记忆里的母亲对她永远没有表扬，永远盯着自己没有做到的地方。

考了九十几分，母亲的第一反应是阴着脸问“你看看这几分是怎么扣的”。

曾经，她也在日记里写过“我恨妈妈”，一心想读大学是为了“我要快点长大，就能逃出去”。

工作后在广州买了房，骄傲地带父母去看楼盘，母亲却只说了一句“你看看你，要还房贷了”。

母亲的严厉管教令她变得“强大”，也在不知不觉中，令她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她怎么都想不通的那个问题，也正是如今的父母们普遍想不通的问题：

我们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现在的孩子怎么就过不去了呢？

的确，我国抑郁症低龄化趋势已经触目惊心，中小学生自杀事件近年来层出不穷。

是现在的孩子集体基因突变，变脆弱了吗？

显然不是。

恰恰相反，只有孩子还是孩子，而他们周遭的一切都已经完全改变。

就连有意无意地秉承着上一代教育理念的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也早就不是上一代父母了。

① 最焦虑的父母

以我为例，成长在包邮区一座经济繁荣的十八线小城市，我们的上一代大多经历过十年浩劫，错过了受教育的最佳时机。

在我读小学到高中的这段时间，班里同学的家长以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最为普遍，高中学历已属少见，本科学历没见过一个活的。

当我就读于省重点高中时，班里以农村上来的寄宿生为主，父母很多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

而我所在的班级，几乎所有人都考上了本科，一半人上了985、211。

这些同学绝大多数都在一二线城市定居，买了学区房，要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

我们和上一代父母一样吗？

学历不一样，学历引起的心态差别更是巨大。

在我读书的时候，父母可以接受孩子在学习上的任何状态，也可以接受任何出路。

别说考不上大学，考不上高中都没关系，能养活自己就好。

父母辅导不了孩子功课，也就放任自流，心态一个比一个坦然。

而当我们这一代人成为父母的时候，谁还能接受自己的孩子考不上大学吗？

如今在我的家乡，那座十八线小城市依然民风淳朴，小学可以零基础入学，而我的同学们所在的大城市呢？

上海的朋友告诉我，孩子所在的小学不仅要通过重重考试，还施行末位淘汰制，最差的学生会被劝退。

北京的朋友告诉我，孩子所在的班级家长最低学历是硕士，她一名校硕士在一群常青藤归国博士面前都不好意思打招呼。

而最可怕的是，每个班级永远都有最后一名，管你父母是硕是博，是龙是凤。

所以比起我们的父母，我们这一代人对教育有一种无法掩饰的焦虑，捂住嘴巴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这焦虑藏在我们陪写作业的怒气中，藏在我们拿到试卷的失望中，藏在我们看待孩子时挑剔的眼神中，最终变成无形的压力，压在孩子稚嫩的肩膀上。

当我们抱怨孩子变脆弱的时候，有没有审视过自己，给孩子传递了怎样的情绪？

② 最单一的价值观

春节期间我和孩子大麦小米一起看一个视频讲座，里面的老师问学生：

我们怎样才能让妈妈开心呢？

下面一年级的小学生争先恐后地举手回答：

考一百分！考双百分！考全班第一！

大麦小米面面相觑，看看我说：

这还不简单？我们亲亲妈妈她不就高兴了吗？

说完就齐齐把我扑倒，亲得我满脸口水。

我挣扎着爬起来，故意逗她们：

你们能不能做点有意义的事，让我更开心？

她俩争着回答：

帮你做家务！给你做好吃的！给你按摩！陪你聊天！反正你都会开心！

我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是这样，父母非常好哄，叠个被子刷个鞋，他们就眉开眼笑了。

那时候父母们凑到一起谈论孩子，总爱聊孩子成长中的趣闻，刚刚get到的家务技能，让父母倍感骄傲的优秀品质。

而现在我经常感受到，只要孩子上了学，父母的喜怒哀乐仿佛就自动和成绩挂钩了。

孩子考得好，父母扬眉吐气，孩子考不好，父母唉声叹气。

M的妈妈就曾多次提到，M考上全省排名第一的高中，对此有多骄傲，面对M的病情时就有多纠结。

她对M感到失望的一个原因，是“家里不愁吃喝，连袜子都不用洗，有什么好烦心的呢？”

可这个连袜子都不用洗的小孩，却令我感到无比心疼。

因为她无法通过洗袜子这件小事获得小小的成就感，也无法通过洗袜子这件小事，来让妈妈开心。

她唯一证明自己价值的方式，只有学习，考出让妈妈满意的成绩。

如今有很多父母以包揽了所有的家务、连牙膏都帮孩子挤好引以为傲，觉得自己尽职尽责，孩子只需要安心学习就好。

殊不知，他们剥夺了孩子作为家庭成员的价值感，令孩子沦为一台功能单一的学习机器。

学好了，是报答，学不好，是辜负。

孩子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自己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

③ 最孤独的孩子

我们小时候课业也相当繁重。

周末有补课，每天有晚自习，高中三年更是拼得骨瘦如柴，面如菜色。

但我仍然觉得自己要比现在的孩子幸福得多。

学习之外的时间尽管很少，但全部都可以自由支配。

写完作业就可以在家门口呼朋引伴，疯跑疯玩。

假期骑着自行车可以逛遍全世界。

闺蜜二三，聚到一起就有着说不完的八卦和秘密。

哪怕是高考前最紧张的阶段，我房间的电视每周末都可以想看多晚看多晚。

如今那个十八线小城市已经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城市化把每个人的空间都压缩得极小。

不再有孩子结伴走着上学，也不再有孩子骑车去把同学家逛遍。

孩子们的课余时间被各种兴趣班和网课填满，小伙伴渐渐变成手机里的短信、视频和联机玩游戏时的队友或者对手。

而手机和电脑，又常常是家长的眼中钉。

大城市的孩子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似乎永远都在路上奔波。

就连在小区下楼玩一会儿，也有可能被业主们自发组织的纠察队抓到，赶回家写作业，因为升学成绩会影响小区房价。

总有人说现在的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条件这么好还不知足。

可我常常觉得，物质丰富了，快乐却变得稀缺了。

现在的孩子不再有我们小时候吃一次巧克力的狂喜，也不再有我们小时候穿一次新衣服的望眼欲穿。

当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被满足时，人自然而然地，会对精神产生更高的要求。

这就是为什么抑郁症在发达国家出现得更早、更普遍的原因。

而我们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着更激烈的竞争压力。

我们的孩子，手足朋友更少，竞争对手更多，学习压力更大，离大自然也更远。

这一代的孩子，心理空间最小，也最孤独。

④ 最疯狂的时代

我们这代人的成长中没有互联网，没有朋友圈，也没有家长群。

闭目塞听的父母们很容易满足。

即使有“别人家孩子”，那也是看得见摸得着，几分钟就能走得到的人家的孩子，能神奇到哪里去？

而互联网奔涌而来时，几乎在一夜之间，把全世界的孩子都拉到了一个赛道上。

某个老母亲一时兴起晒了个娃，就可能点燃了一群老母亲熊熊的斗志，哪怕她们实际距离八千里，哪怕这个晒娃只是自娱自乐，水分很大。

我们小时候，最多和同班、同年级学生比，而现在的孩子，动不动要和全国乃至全世界孩子比。

时代的疯狂令成年人都措手不及。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令我们寝食难安，“成年人的崩溃要不要藏起来”令我们纠结不已。

这样的我们，又怎么忍心去指责孩子，你为什么这么脆弱？

又怎么好意思抱着上一代人古董般的教育观念，继续打压、否定和控制孩子，然后问他们：

我就是这样长大的，你为什么不可以？

03防患于未然

因为气候寒冷日照少等多方面原因，德国是一个抑郁症多发国家，抑郁症甚至有“国民疾病”之称。

也正因为如此，德国对抑郁症的研究和治疗都更为成熟先进。

德国人对抑郁症的预防，是从婴儿时期开始的。

在托儿所和幼儿园每年对孩子的成长评估中，有一部分就是对社交行为和心理状态的评估。

如果孩子出现过于孤僻或者攻击性行为，老师会建议家长求助于心理治疗。

从孩子六岁以后的U10体检开始，每年儿科医生都要求家长填写一份表格，以便于对心理异常及时发现及时干预。

我觉得这份表格很有价值，对于大多数对心理疾病没有经验的普通家长来说，是非常实用的参考。

建议大家收藏，在孩子6到13岁期间每年拿出来自测一次。

您的孩子在最近六个月中有无出现以下情况（如正在服药，请排除药物影响）：

1

有偏头痛

2

曾因头痛必须就医

3

受到哮喘症状/慢性支气管炎的困扰

4

一旦有任何“小毛病”就要求去看医生

5

不时有神经性抽搐（比如频繁眯眼、眨眼、清嗓子）

6

通常情况下白天也拒绝和朋友/亲戚待在一起

7

晚上都睡在父母床上，尽管父母并不愿意

8

很难入睡（上床后清醒状态超过一小时）

9

晚上经常醒来且难以再次入睡（清醒状态超过一小时）

10

口吃、结巴

11

大舌头、口齿不清

12

在最近半年里至少有过两次尿床或尿裤子

13

在最近半年里至少有过一次大便在裤子里

14

大多数情况下胃口不好

15

极其挑食

16

对长胖有持续的恐惧

17

因为个人饮食问题至少减重7公斤且体重过轻

18

至少超重10公斤

19

因为体重超重而被讥笑

20

大多数时间表现叛逆、不听话

21

比同龄孩子表现得更叛逆、更不听话

22

曾经因为行为表现（不佳）被禁止上学、（和班级一起）郊游或乡村住宿。

23

时而逃学

24

对上学有强烈的恐惧

25

几乎每天都和兄弟姐妹发生争执

26

争执时还出现了严重的伤害、折磨或威胁

27

经常被其他孩子激怒、嘲笑、殴打

28

害怕其他孩子

29

和同龄人基本没有接触

30

经常和其他孩子打架

31

打架时曾出现严重伤害

32

频繁更换朋友

33

在学校很容易分心、注意力不集中

34

做作业时很容易分心、注意力不集中

35

在玩规则性游戏（棋牌游戏）时很容易分心、注意力不集中

36

在学校非常不安、好动、坐不住

37

做作业时非常不安、好动、坐不住

38

在玩规则性游戏（棋牌游戏）时非常不安、好动、坐不住

39

在道路交通中表现得非常轻率、冒失、不小心、爱冒险

40

在户外玩耍时表现得非常轻率、冒失、不小心、爱冒险

41

在学校或者在家完成作业时非常匆忙仓促、不加思考

42

每天都会暴怒

43

过分害怕，非常担心将来发生的事情（比如随堂测验，厌恶的考试），有时因为过分紧张而“生病”

44-48

我的孩子对此过度恐惧：

44

对蜘蛛、老鼠、狗

45

独自待在家中

46

对陌生人（比如被邀请时）

47

对闪电、雷鸣或黑暗

48

对牙医、打针、血或伤口

49

整洁到夸张的地步

50

经常洗手，哪怕手早就很干净了

51

在短时间内不停地检查某些特定的东西（比如门窗是否关好，书包是否收好）

52

撕咬指甲严重到经常出现流血的伤口或者甲床部分裸露

53

经常拒绝和不熟悉的大人说话，哪怕对方已经在问他一些问题的时候

54

每周至少有一次，每次至少有三小时以上感到悲伤或者沮丧

55

这种情绪往往和突发事件没有关系

56

曾经有过连续两周以上的悲伤或沮丧情绪

57

当他悲伤的时候，很难对其进行开导

58

曾经认真地说过一次，他想自杀

59

偶尔抽烟

60

时不时地喝酒

61

经常撒谎，已经给父母造成困扰

62

在家或在外已经偷过高价值物品（价值超过30欧元，折合人民币240元左右）

63

已经偷过五次以上低价值物品

65

曾经故意损毁不属于自己的物品

65

损毁的价值超过30欧元

66

有过离家出走

如果孩子出现表格中的某些行为表现，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患上了抑郁症或者某种心理疾病。

其中有些是婴儿期的行为滞后，有些是青春期的行为超前，不排除随着年龄增长自然消失的可能性。

但我们可以把这66条看作孩子的66种求助信号，当信号出现时，我们的第一反应不该是对孩子进行训斥或责骂。

而是要意识到，孩子正在承受着某种精神压力，他们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怀和帮助，以及更多的心理空间。

比如啃手和尿床，是很多孩子都经历过的问题，只要大人不过度反应，适当帮助孩子转移注意力，问题自然就会解决。

但也有听说过因为大人的打骂和强制性措施，导致孩子啃手啃到见骨、尿床尿到成年的极端现象。

M和彭可欣的患病经历如果回过头再去看，有很多的细节都可以修补，如果不是积重难返，也许悲剧可以避免，实在令人惋惜。

她们的妈妈都习惯于用发泄愤怒的方式，来面对孩子成长中出现的问题，寄希望于孩子自动觉悟、自动改正。

她们不明白，孩子并没有这个能力。

愤怒只会令孩子产生更大的精神压力，令问题更加严重化和复杂化。

理解他们的无助，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孩子们得救，往往就在得到父母理解的那一刻。

原评论：

评论1:华夏伟大复兴中恩生于害，害生于恩。

以我的观察，其实抑郁症跟父母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孤儿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孩子会因为缺乏关注本能地产生各种问题来引起父母的注意，反过来父母的关心过多可能会诱发孩子进一步产生这些症状。这种补偿机制其实会进一步恶化问题，最好的办法其实是放下成年人的尊严去认错，平等跟孩子沟通。

不过就现在这个时代，无论家长还是孩子都宁愿找点别的干而冷处理了吧，毕竟网上抱怨父母的比比皆是。

评论2：作为青少年心理辅导从业者（朱广文），我认为这篇文章大部分论点是中肯的。

评论3：那是以前网络不发达，大家关注不了。

评论4：是否有数据显示中国孩子的抑郁症比例特别高，快乐教育国家孩子的抑郁症比例特别低？

评论5：其实两方面都有问题， 一方面如果人真的有病理上的抑郁问题，应该得到重视关爱，最主要的是要积极治疗和干预。 另一方面，很多人的所谓“抑郁”真的只是蹭抑郁的热度，用来当个借口逃避正常生活甚至骗取特权。 每一个假装抑郁的人事实上都在残害真正抑郁的人，如果说对抑郁不重视的人有错的话，假装抑郁就是有罪。

评论6：我相信从病理的角度来看，抑郁症从来都存在，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新病种。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吃得太饱，有条件发病了。

原按： >童妈导读 > >文中的妈妈，虽然有点不懂“鼓励教育”，但和中国千千万万父母一样，也没有做得太过的地方； > >然而，这个女孩的“病”，发起来又是那么惊心动魄；并且，在医院的精神科，这样的孩子，多到见怪不怪 ... > >对于一个少年来说，14岁，是独立人格形成的阶段。她或他本该在与同学的社交关系、在学业的竞争中，完成儿童向成人的过渡。然而，一个面对严重抑郁症的女孩，在疾病本身的困境之中，失去外界的助力，只能一步步退回家庭。

“我们已经是不同的世界了”

彭可欣的家，是一座复式小跃层。一道推拉门，在二楼的主卧和次卧的过道里，隔出一个小房间。这是一个只有四平米的房间，摆放着一张上下铺，一块钉在墙壁上的桌板，上层储物，下层就是彭可欣睡觉、休闲、学习的地方。

桌板前，泛黄的墙上挂着一串小灯，灯光把房间照得暖暖的。灯线上缠着十几张照片，是她与朋友、妈妈、弟弟，还有外公外婆的自拍，照片上的人都笑得挺开心。

周末，彭可欣在小区散步，天气很好，她让妈妈帮忙拍一张。图源：受访者提供

中午12点半，彭可欣才醒来。她不想动，瞪着床顶发呆，起来后做什么呢。她拿起手机，翻了翻同学动态，昨晚一个同学发了张合影，她点开，放大，仔细看每个人的表情。此外，大家的动态没有更新。对了，现在正是上课的时间。

贴在墙上“按时服药“的医嘱，和桌上的抑郁症药盒仿佛在提醒她，“我们已经是不同的世界了。”

彭可欣说，她也不清楚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没有征兆，也没有具体原因，忽然就被一种阴郁的情绪控制了，对身边的一切丧失了兴趣，整日整夜的睡不醒，脑子始终乱乱的。日常琐事，也忽然变得很重，压在心里。

也许是因为手机？那个暑假，妈妈把她的手机没收了，只允许晚饭后玩一小时，跟好朋友在QQ上问一句：“在干嘛？”，说不到三五句，时间就到了……

拿不到手机，与朋友失去联系的不安就笼罩着她。看到几个同学在抖音上一起去逛街，就嘀咕“她们为什么没喊我？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她跟妈妈吼：“别的同学暑假都有手机，不信你去问！”妈妈一边夹菜一边回答，“期末考你排名降了 13 名，别的同学呢？”

情绪瞬间低落了，不想再说什么……

有时，又因为一件很平常的小事暴躁起来，不受控制。一次，妈妈没接手机，她便抢过外婆的手机，不停地发微信，拨电话，直到接通，对着妈妈大喊，“你干嘛去了？！”周末的出游计划，从卡丁车变成逛公园，她也会怒不可遏：“为什么要这样？”而怒气消散后，一种强烈的自责和羞愧感又会涌入内心。

情绪在两种极端里起起伏伏，她在日记中不断地写下：“我好难受……”，“我好疼……”

彭可欣在学校看见过同学的手臂上有刀割的疤痕，抖音上一些中学生的 vlog 里，也有同样的伤痕，底下的评论频繁出现三个字母，“yyz”——这是他们之间的暗语，抑郁症的缩写。

一开始，她很不屑，觉得他们都是装出来的，“被刀划一下那么疼，我肯定不会这么做。”她甚至有些讨厌这种行为，“就是跟风，想引起关注。”她也试着用指甲划一下，皮肤隆起粉色的痕迹，“很疼！”她吸了一口气，不想再试，更不相信他们所说的”什么温暖的感觉“。

直到有一次，她把刀尖压进了皮肤，划出血迹，伤口很浅，就像被猫爪龇过，“好像真的不痛。”她心里接纳并习得了这种方式，而且意外的，“觉得舒服很多。”

在别人看来，彭可欣是一个快乐、顺从的女孩。赵琳说起女儿小时候，也爱用“开朗”、“漂亮”这些词。可欣鼻梁高挺，眉毛和头发都黑黑的，嘴角上翘，总像含着微笑。

从前也有不开心的事，但一会儿就过去了。记得小学暑假，妈妈跟她达成协议，完成作业，就去迪士尼，她在网上找答案，快速抄完，结果被发现，挨了一顿训，“你这么小就走歪门邪道，以后得了？”妈妈的话听起来很伤人，她听了觉得心脏那儿像有个拳头在锤，又闷又痛。

惩罚是手抄练习册两遍，连题目带答案，她花了两周完成，还是如愿去了迪士尼。事情就这样过去了，“那个时候觉得没什么。”

但是这一回，阴郁的情绪再也过不去。

2019年9 月，初二开学， 同桌换了，变成了一张不那么熟的面孔……一连几天，白天上课都忍不住打瞌睡，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答不出来站着一脸难堪……“一切都变了。” 青春期的小敏感、被抛弃感、孤独感……各种情绪混杂在一起，包围了她。

“你女儿是抑郁症，重度。”

精神科门诊前长长的走廊上，等候的人很多，没有成人和儿童的区别，患者、家属都在一起。有人呆呆地注视着叫号屏幕，有人低头玩着手机。大多数人看起来都比彭可欣年长许多。她不想让人注意到自己，坐墙角静静地等着。

一位女医生接待了她们，赵琳选择她，因为她简介上写着擅长青少年心理障碍。彭可欣进去坐下，挽起袖子把手臂的疤痕露出来，医生望了一眼，很冷静，“她一点都不出奇。”简单问了两句，就安排她去另一个房间做测试量表。

几百题的测试量表，铺在她的面前，她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很多等待的患者或者家属也挤在她身后，有的人甚至直接站在她后面盯着看。

医生喊赵琳进办公室谈话，彭可欣就等在门外，她有点紧张，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应该不会太严重吧？她想，毕竟有一些题，她特意选择了那些看起来更乐观的选项。

“你女儿是抑郁症，重度。”板着脸的女医生，对着赵琳逐个念出彭可欣的症状，“睡眠障碍，少话少答，语量少，语音低、语速慢，思维迟缓，能力减退”、“有冲动、易激惹感。有自伤行为”……

赵琳一愣，她心里有所准备，但绝没想到这么严重。

之前，可欣频繁情绪暴躁，她感觉到不对劲，曾尝试给女儿开点中药，“去去火，调理调理”。手臂上的伤口，她也注意到了，但觉得那是女儿“威胁我，跟我要手机。”

“ 重度抑郁症伴有双相情感障碍。”最终，医生递给她的诊断上面写着这13个字。（注：双相情感障碍，指既有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疾病）

青少年抑郁症，已经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主任潘集阳说，从他的临床经验来看，有精神障碍的儿童青少年患者越来越多。如今，在科室里，40个住院病人中就有 10 个 18 岁以下的，大部分为抑郁症。

三年前发布的《中国青少年发展报告》就显示，中国17岁以下青少年中，约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和行为的困扰，抑郁症发病率呈现低龄化趋势。《中华流行病学杂志》调查数据也显示，9-18岁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14.81%左右。

看到诊断结果的那一刻，彭可欣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恐惧，代替了妈妈答应带她来医院那一刻的放松。

上医院，其实是可欣的要求。前几天放学，情绪忽然涌来，她从学校跑回家，外婆外公和她打招呼，她不想理，头也不回地冲到自己的房间里，拿枕头砸墙壁，用脚踢门，哭着大喊，“我真的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外婆赶紧打电话把妈妈叫回来。妈妈进屋时，她已经没了力气，瘫坐在地上抽泣着说，“妈妈，我真的不行了，带我去看医生吧。”

她说，她想被确诊为抑郁症，“想让妈妈重视我”，“也不用再害怕别人说我是装的”。可是，当诊断书拿到手上的时候，她的眼泪开始不停地流。这个14岁的女孩，不知道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

确诊之后，彭可欣的生活一点一点地发生变化。

妈妈给她的房间装上了门（原本是没有的）。那天，她做完心理咨询回到家，看到过道里多了一张推拉门，她立马钻进去，将房门轻轻合上，躺在里头自拍、玩手机，“真正拥有了自己的房间，有门，有安全感。”

手机，也不再是一件被管制品，玩到凌晨都没人管。零用钱和出门也不受限制，只要提出，基本都可以实现。外婆外公知道她得了抑郁症，坐在一起时，经常互相使着眼色，给她递水果、夹菜。往常可是弟弟优先。

家里的气氛，变得平和而又小心翼翼。但彭可欣总担心，这些美好都是假象，和手上的伤疤一样，过段时间就变色了。

“可是，自己不也是这样长大的吗？”

当医生告诉赵琳，彭可欣是“重度抑郁症”的时候，她的大脑一片空白，“怎么会得抑郁症？还能好吗？”得到的答案模棱两可。

没人能说清楚抑郁症的根源，为此，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已经讨论了几个世纪，一方认为成长的家庭环境，童年创伤以及社会压力导致了抑郁症的发生；而另一方则认为基因和脑部化学反应才是罪魁祸首。

青少年的抑郁症更为复杂。在北京回龙观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李净看来，青少年有抑郁倾向与确诊抑郁症是两码事，最难的，是两者之间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分界线。

青少年进入青春期，性格本就敏感，多变。李净甚至认为，如果仅仅根据抑郁症症状上的指标来推断抑郁症，那么来医院的小孩 99% 都能被确诊。而当前国内精神科医院少有专门的儿童精神科分科，通常与成人混在一起，这更增加了诊断的难度。

更重要的是，一旦确诊，还有可能成为一种心理标签。

刚上初中时，赵琳带女儿在旅行。图源：受访者提供

走出诊室那几步，对赵琳来说，比翻过一座山还难。站定在门后，她深吸了一口气，看到女儿独自坐在候诊长椅上的身影，她决定诚实地面对，“不能逃避这个事情。”

那天下午，她请了假，也没送女儿回校上课，带着她去市中心吃了顿日本料理，之后去逛街。女儿从试衣间出来，提着裙摆在她面前转了几圈。她一阵恍惚，医生宣布的结果怎么也无法和眼前13岁的女儿重合。

“医生说孩子压力很大，但我没给过压力啊。”赵琳反复回忆，她不记得女儿和自己发生过矛盾。她的要求女儿很少会拒绝，直到初中，女儿还是喜欢黏着她一起睡，周末时，她会带着两个孩子去公园、逛街，每个暑假都会安排家庭出游。

平日，成绩是抓得比较紧，她每天都会盯着女儿和儿子一起完成作业。成绩有下降，她也会批评。有一次，女儿的年级名次下降了快50名，她是说过：这样的成绩长大只能去捡垃圾。可这不也是作为母亲督促的责任吗？如果把母亲的职责分成陪伴和督促，她觉得自己全做到了。

要说有什么亏欠女儿的，那就是给不了缺失的父爱和弟弟出生后对她不可避免的忽略。2014年，因为债务问题，赵琳和前夫离婚，但她跟孩子们只说爸爸有事出门了，主卧房间里，甚至还挂着她和前夫的结婚照。

赵琳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HR，是十几年的老员工，疫情之下行政部门在裁人，但她因为业务能力出众，留了下来。现在一个人要干原来三个人的活。

这个独自抚养一双儿女的母亲，陷入了自责与纠结，“是不是我的教育方法不当？”、“因为我太忙没有做好母亲这个角色吗？”或者，“是我太强势，没有给女儿选择的空间？”

她想起确诊抑郁症之前，女儿提出“抱一下，亲一下”，她本能地抗拒。从孩子读初中后，她们确实很少有亲密的接触了。可是，自己不也是这样长大的吗？记忆里的妈妈，永远没有表扬，总盯着自己没做到的地方。考了九十几分，把卷子拿回家，“你看看这几分是怎么扣的？”妈妈阴着脸。

印象最深的是一件新买的白毛衣，妈妈始终不让她穿出门，因为觉得她一定会弄脏。她也在日记里写过，“我恨妈妈。”但她始终是个乖小孩，学习好，成绩好。初中时，有同学上职高脱离了家庭，她给自己的规划则是读大学、去省会广州，“我要快点长大，就能逃出去。”

21 岁到广州后，租房、换工作，她一样都不与家里商量。工作两年后，在广州买了房，骄傲地带着父母去楼盘，母亲站在毛胚房里对她说的话却是，“你看看你，要还房贷了。”

母亲看不到自己的成绩，爸爸不善于表达。“可是我不也过来了？”赵琳在母亲严厉的爱之下，成为一个“强大”的人。她曾发誓不成为母亲那样的母亲，但不知不觉中，她觉得自己好像成了她不想成为的样子。

“住院了，同学会怎么想？”

服药一开始并没有给彭可欣带来疗效，一到晚上，她就有用刀划自己的欲望。

一天夜里，她用美团外卖要了一把美工刀，躲在房间里偷偷划，妈妈直接推门进来，抢过去收起来。第二天，她听到妈妈投诉美团，“你们怎么能卖给小孩子刀呢？”

复诊时，医生建议马上住院，“这样可能威胁到人身安全。”

彭可欣不愿意，“住院了，同学会怎么想？”而且医院在市中心，离家30 公里，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

和妈妈争执起来，她用指甲把已经结痂的伤疤揭开，这个吓人的举动却更坚定了赵琳让她住院的想法。为了让彭可欣接受住院，赵琳买了最新款的 iPhone 11 给她，答应她每个月有 1300 元的零花钱。

彭可欣第一次住院时，隔壁床是个六十岁的老人，一到晚上十二点，老人就在睡梦中坐起来，口中还念念有词。新来的病人都被吓醒了。

在医院的日子，主要就是输液、翻手机、然后睡觉。白天，护工表姐陪着她，两人有时一起到附近的美食街逛逛。在表姐的印象里，彭可欣一直都是乖小孩，舅妈请她帮忙时，她以为就是个简单的病。到了医院，发现表妹只有在注射药物后，才像个正常小孩一样说说笑笑，一到晚上，药效过去，就吵着要拿刀，发疯似的想往外冲，旁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

妈妈每天下班后，去医院陪她，晚上一起挤在病床上。十点病房就熄灯了，她拿着手机，和外面的朋友维持着一点链接。聊到凌晨一点，才道一声“晚安”。

知道她住院的同学并不多，只有同桌和最好的朋友高梓伊，她们说好周末来看她。可欣提前三天就想好，那天去吃什么，穿什么衣服。连续几日聊天，都说同一句话，“周六不见不散。”

探视那天，她提早结束输液，换上从家里带来的干净衣物，三个人去市中心的餐厅，手挽着手走。可欣拍了许多照片，晚上回医院后，在照片上加上可爱的表情，发到抖音。她想让朋友们看到，她没走远。

彭可欣不喜欢医院，到处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墙上贴着瓷砖，冰凉凉的，病友们比自己大。但是，在医院时，她会清醒很多，药物流进身体里，让她整个人都感到放松些。后来，她依恋这种感觉，并且会吵闹着想去医院。

抗躁郁的药物中，有一种是氯硝西泮。住院时，直接输液进入身体，效果远大于口服。输液输到一半，彭可欣的情绪就会平复。

是否要给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用药，在医学上也饱受争议，大多数用于治疗抑郁症的药物，说明书上都印有“可能增加儿童自杀意念风险”的警告说明，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并监测用药情况，而儿童也更有可能出现依赖药物的行为。开药时，医生会根据专业知识来衡量计量和划定年龄段，但在医学文献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两周左右，医院抽血做一些检查，生理指征有所好转就可以出院。留给赵琳的医嘱，无非是“按时服药”、“注意观察”。医生也会和家长添加微信，但不会有回访。一次，彭可欣说要跳楼的时候，赵琳发微信求助，得到的回复是：先拉住，然后到医院来看看。

“她们都月考了，

我却成了掉队的小鸟。”

从家出门过条马路，再拐个弯，就是彭可欣的学校。上世纪80年代风格的五层楼，与广州其他种满绿植的校园不同，操场上的草皮有些剥脱，显得空旷而陈旧。这是一所公办学校，学生大多和彭可欣一样，从附属小学升上来。课程并不紧张，一天七节课，很少补课。对于去哪所高中，老师不会施加太大压力，按部就班的，就可以去区域的公立高中。

在得病以前，彭可欣很喜欢呆在学校。她和同桌是好朋友，对方说话很幽默，上课也变成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班上最受欢迎的女孩高梓伊和她关系最好，一下课，俩人就粘在一起，“我觉得我们都像爱情了，那时候都喊老公老婆的，”她翻出抖音里两个牵手的照片，“别人都超级羡慕我们，谁都插不进来！”

但是，从确诊到2019年结束时，彭可欣反复住了三次院。出院的时候，虽然生理指征有所好转，却不意味着抑郁症的痊愈。

回到学校，就必须遵守学校的作息纪律，每天7点到校早读，5点放学。彭可欣做不到。睡眠障碍，导致她无法按时起床，即便勉强到了学校，也是上课犯瞌睡。

第一次出院后，彭可欣回学校，第一天放学回家就躲在房间里哭，次日一早就无法起来再去。第二次出院也是一样。赵琳试探着问班主任马老师，学校发生了什么，老师说，昨天一切都挺正常的。

彭可欣却发现，回到学校这一个星期，已经又讲完了一个章节，她没学过，跟不上。

她对自己讲，“我有好多天没写作业没好好上学了，我不忍心自己堕落成这样，她们都月考了，而我却成了掉队的小鸟。”

每次到学校，经常要去办公室谈话，彭可欣觉得人们一定都在背后猜她。不自觉的，她会把手臂向内转，不让人看到上面的伤疤。

她不想让同学知道她得了病，但又在想，是不是也会因为我生病了大家都来关心我。

随着病程发展，即便是最好的朋友，也没有办法承受她的情绪，当她又一次把刚割完还没擦的手臂图发给高梓伊看时，对方回，“好可怕，我很怕，不要再给我发了。”

班主任马老师和赵琳协商，这样的情况，即便之后回到学校，也很难跟上进度。商量的结果是先办理休学，之后如果恢复，再把休学记录撤掉。

马老师，从教 29 年，带完这一届就要退休。之前碰到过青春期叛逆期的孩子，学校也有一套严格的执行流程：班主任发现、及时上报、心理老师介入、定期谈话、班主任每周呈交观察报告……直到学生恢复正常的校园生活。但严重的抑郁症，是第一个。她没有经验可以用。

她给各科老师发消息要注意保护，每节课下课，她都要去看看彭可欣的状态，及时反馈给家长和学校教务处。碰到彭可欣迟到，来一两天又走，她不知道该如何做，这不符合学校的教学规则，但又做不到特殊照顾她，“这样，你让别的学生怎么想，他们学起来怎么办？”

彭可欣确诊抑郁症后，班里的另一个女孩表现出了意志消沉的状态，马老师赶快找她谈话。提到彭可欣，她感到惋惜又无措，家长只要保护一个小孩，但老师需要确保每个学生的健康。

彭可欣一直尝试回到学校，她和朋友们渐渐没了交集，她很想找回来。2020年5月，新冠疫情稍息，她又回到学校。买校服、准备课本、定早起的闹钟，兴奋地挨个儿通知了好朋友。

可是，一见面，高梓伊和她开了一个玩笑，“你怎么这么胖了？我不要和你玩了。”可欣赶紧把上衣下摆往下拉，遮住臀部，她不想让别人注意她因药物作用胖了近 20 斤的身体。

年末再回学校参加运动会时，朋友们形成了各自的小圈子，说话有了陌生感。她不愿意再去了，出门绕着学校走，生怕碰上同学。

彭可欣觉得，自己就像一条被塞进了漂流瓶里的鱼，看着朋友们的说笑，什么也听不到，而塞在瓶子里的自己，只能不断开合着嘴巴，随着海浪一点点飘远……

“她也有享受痛苦的权利，

我只需要在后面保护好她。”

距离女儿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已经过去了 8 个月，日历上记录下了女儿的病情：2020 年 2 月，一共有 11 个空心三角形；3月，14 个空心的，7 个实心的。

空心代表自伤，实心代表意欲跳楼行为。

此间，赵琳不断寻找治愈的方法，网络里没什么有用的信息，每个网页上都在强调家庭关系，她接受，但是，没有解决方案。

现在，重新休学在家的彭可欣，生活又回到了那个四平米的小房间。她有时会想找个男朋友来陪陪她，在抖音里找到同城的中学生，打了招呼，就不知道接下来该聊什么。

前几天，她与一个中性风的女孩子建立了联系，互相介绍完姓名后，没了下文，“感觉她身边的朋友很多，”她把对方的资料翻了个遍，有些失落，“我就不必要介入了吧。”

再一次，在她的小世界，又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幸运的是，母亲赵琳找到了一个可能。郁金香家长互助群，是全国最大的民间抗郁联盟公益组织，2015 年成立，在126 个城市有分会。在这里，赵琳发现了同伴——每个家庭的经历都多少有她与女儿的影子。

面对青少年抑郁症，郁金香鼓励并引导家长从自身的改变开始。读书会指导每一位家长先看见自己，再看见别人。

机构里的老师们告诉家长，要尊重孩子的情绪，不要一上来就给孩子下判断，要做到不建议、不理会（不担心）、不要求。因为家长们的焦虑会消耗孩子的能量。此外，互助群里还有一些正念、观呼吸等让家长们也保持情绪平静的课程。

学习了一个多月后， 赵琳慢慢变得会夸奖女儿了。可欣买了一大堆化妆品，在眼皮上抹上橙色，画出一条长长的眼线，涂了口红，在她面前晃悠，她就搂住女儿，夸她真好看。

半夜，女儿突然要求去医院吊针，她一口答应，但按照老师的办法，先稳住自己，慢慢整理出门的物品，拖延时间。果然，二十分钟后，女儿说太晚，要去睡觉了。

家里的刀不再藏起来了，看到女儿用刀划手，她不去抢，就坐在那儿，手指死抠着裤子边沿，也不让自己露出慌乱的神情。

等到结束，女儿放松了，她再去处理伤口，“我能做的只有这些，她也有享受痛苦的权利，我只需要在后面保护好她。”第二天，女儿也许还会告诉她自伤的原因。

“她懂怎么处理的。”赵琳清楚女儿不会乱来。近几个月以来，可欣已不再那么频繁地失控。

作为母亲，女儿的想法在掌握中，女儿的行为是在像外界呼救，但是，“无论怎样，能救一次未必能救下一次。”晚上，她们挤在小房间里看电影，她想，我们会慢慢变好的。

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所有精神卫生疾患中，抑郁症是青少年疾病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国内，9～18 岁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 14.81% 左右，但「青少年抑郁症」依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与讨论。

和成人抑郁症患者不同，孩子们与社会连接微弱，难以有效求助，甚至无法意识到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的痛苦隐没在学校和家庭的方寸之地，无声地蔓延。

01

对初一学生孟秀来说，等待考试排名，就像等待一场判决。

上学期，孟秀的成绩是全班第一名。一直以来，他就是班里学习最好的孩子，也是最听话的孩子，老师喜欢他，爸爸妈妈也视他为骄傲。至于「学习压力」，那原本就平等地落在每个学生头上，不管怎样，他是第一名。

孟秀说不清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痛苦，这痛苦几乎侵入了他的每一寸。可他无论如何尝试倾诉，都只换来劝慰和鼓励。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压力，早已经越过了能够承受的极限，在学校里的每一天都是折磨。

孟秀就读于全市最好的初中，这所学校奉行应试教育：学生们每一天、一周、一个月都需要考试。而每逢考试，他就紧张得心跳加速、头晕，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自己写的答案全错。

说出那句「不想上学」，是孟秀最艰难的决定。那天是父亲的生日，也是妇女节，母亲买了蛋糕，炒了两个菜，想给儿子一个温馨的夜晚。孟秀放松下来，准备和父母讲讲心里话。他告诉父母，他很怕考试，这让他难受到无法上学了。他记得父母坐在自己的对面，他们哄着自己说：「你是学生，你的任务就是学习」。

那晚，自己的班主任也被父母请了过来，在老师的威严面前，除了点头，孟秀做不出其他动作。在他的理解里，班主任一条一条地列出上学的必要性，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可更改的答案：孟秀必须上学。

「他们觉得一切似乎只是学习的问题，他们只在乎学习。」孟秀说。他觉得，家长和老师，其实根本没明白他的感受。

他们都觉得他是学习压力大，或者稍稍理解，他的压力比其他人都大，他们不懂，其实他根本就是在深渊里。

孟秀妈妈记得，初一开学不久，儿子几次在家里大哭，说心里烦得很。可每次发泄完压力，他又会默默地拿起书本，成绩从未下滑过。这让妈妈觉得很心疼，想方设法带他下馆子，看电影，唱 KTV，「怎么也要帮他减轻点压力。」

可对孟秀来说，很多压力就是来自妈妈。

他随口说出一段回忆，小升初考试结束后，妈妈带着他逛商场，想让他放松。可不知怎么，妈妈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别的家长已经晒出来孩子录取的喜报。他还没有，妈妈以为他没考中，在商场里面突然发火，当着人踢他：别人都考上了，为什么你没考上？你是不是都在假努力？

其实，他考了一个很优异的成绩，两千人中，他也在前几名。第二天早上，孟秀走出房门，在沙发上静静地坐着。父母远远看着他，不敢吭声，似乎在等待他的决定。

一瞬间，这个 14 岁的男孩大哭着跑回房间，又从房间里走出来，告诉父母：「我上学去」。之后，他穿着拖鞋冲出家里，爬上六楼楼道的窗台上，想要往下跳。

妈妈死死抓住儿子，语无伦次地喊他，妈妈同意你休学了，你先休学吧。

孟秀的爸爸，冷眼站在一边，说出口的是嘲讽：他是故意的，就让他跳。

一直到后来，爸爸都没能理解，学生苦，哪个学生不苦，怎么偏偏自己的儿子遇到困难就往回缩。

两段生活， 一段是白昼，一段是黑夜，一段充满希望，一段无边绝望。这其中是每一个抑郁症家长无法接受、耿耿于怀的落差。而切开两段生活的那个瞬间，听起来无比残酷，却总是那样平常地到来。

「他人即地狱」，这句话道出抑郁症患者最大的生存困境：误解和偏见。也正如伯顿所说：「所有这些疯狂皆源于我们自己，但最能使我们遭受重创的还是他人」，抑郁症患者的康复依赖于周围世界的温度。当抑郁症降落未成年人身上，一个孩子和他的父母都将面临少有人知的处境。

在我们接触的多个抑郁症患儿的家庭中，父母大都后悔不迭：为什么当初完全没有捕捉到孩子的求助信号？他们尝试描述一些模糊的「征兆」，却和「学业压力」、「青春叛逆」这些平常词汇搅杂在一起，无从分辨，无法拾起。

郭彤妈妈反复回忆的「那一天」，开始于一个从学校打到妈妈手机上的电话，老师说，郭彤在学校身体不舒服，让她来赶紧接女儿。老师边说着，女儿就自己拿过电话，亲口说：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很难受、很难受。

听到这句话时，郭彤妈妈正在开车，她把车停在了路边。从脚尖到手指，她突然不能动了。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兜头笼罩过来。

这个电话打过来的前两周，郭彤几次在家里哭闹，要求父母送自己去看心理咨询。

他们去了本市一所精神咨询诊所。走廊里，郭彤妈妈呆呆地坐着，听见一墙之隔的屋子里女儿大哭的声音，仿佛女儿在说，她想自杀。

中途，咨询师开门出去，女儿还在里边哭。咨询师告诉郭彤的父母，孩子情况危险，建议送到精神专科医院就诊。

那天晚上，郭彤被医院确诊为「重度抑郁」，医生建议她住院六周。当时，郭彤的父母已经震惊得没了感觉，他们不了解什么是「重度抑郁」，但他们坚决无法接受孩子近两个月不上课——「天就塌了」。在他们对抑郁症模糊的了解里，封闭，远离人群，病只会越来越重，何况还有最重要的前途……最后，他们给孩子拿了一盒抗抑郁的药——「舍曲林」，哄着她休息两周，随后返校。

他们以为，或者说，他们祈祷着，在药物和同学陪伴的帮助下，女儿会好起来。

却终于，才刚刚返校，女儿在电话里告诉她，真的坚持不了了。

郭彤见到女儿的那一刻，看着女儿那样绝望的样子，她就明白了，女儿说的是真的。

郭彤回了家。

陪伴女儿的日子里，郭彤妈妈一直在想为什么走到这一天。不是没有线索，每一个画面却在事后才清晰起来：女儿一直抗拒上学。上初二以后，女儿曾在穿过马路时，说出自己不想上学的愿望。望着马路对面的校门口，郭彤妈妈一口回绝。女儿眼圈变红了，却不再回嘴。

随后，哪怕本该休闲放松的事情，女儿也似乎失去了积极性。比如，女儿原来十分期待每个周末的羽毛球课。可后来有几次，临上课前，她帮郭彤梳起辫子时，女儿的表情就会无端变得失落，央求自己取消羽毛球课。郭彤妈妈气恼，摸不着头脑，但也顺着女儿。她劝自己说，这个年龄的女儿青春叛逆，心里藏事，父母应当尊重，给空间，不多问。

郭彤的诊断结果显示，拖延至重度抑郁，那种痛苦早已越过这个孩子的身心极限。她就这样沉默着坚持了很久，她发出的每一个信号，爸爸妈妈都没接收到。

想到这一点，郭彤的妈妈总会心如刀绞。

瑞莎第一次诊断出抑郁症，是同学陪着她去的医院。去之前，瑞莎曾经恳求父母给自己联系心理咨询师，她已经痛苦了很久很久，恐惧，不知来由。收到的回应是：小小年纪看什么咨询师？

那天，瑞莎拿到了那一纸诊断：她得了抑郁症。

这个事实，是同学的家长打电话告诉了瑞莎父母——瑞莎那时已经不信任父母，也不愿意自己和他们说。

在迪卡确诊「重度抑郁、轻度焦虑」一周后，迪卡妈妈也一直在纠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使得女儿患上了抑郁症？女儿该怎么办？要不要继续上学？直到另一位学生家长给自己打来电话，对方在自己孩子的微信聊天记录里看到，迪卡频繁在学校里哭，一直哭。

迪卡妈妈说，那一刻像是「当头棒喝」，她那时才意识到女儿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痛苦。

当天晚上，她问迪卡：你想要休学吗？迪卡马上回答：是的。如释重负。

02

瑞莎以为离开学校自己会逐渐好转，却渐渐发现，其实只是陷入了另一种困境——稍稍松弛的痛苦，和更加深刻的迷茫：「不知道该去向何方」。

之前，瑞莎习惯在情绪失控时用小刀割伤上臂、小腿，此后放下衣袖，仿佛这样就变回了正常人。住进了精神专科病房，刀具是不被允许的，正规治疗也缓和了瑞莎的部分情绪，但身体上的伤痕渐渐褪去，心里的伤却越来越深。她发现，最无法面对的，是她自己是个病人这件事实本身。

有一次，电休克治疗之前，瑞莎逃了，不是怕疼，她无法接受这种叫做「精神治疗」的手段：我难道是精神病人吗？

尤其是，精神渐渐稳定下来，她不得不意识到，抑郁症，已经慢慢把她抛弃了同龄人的轨道。别人在向前走，她在原地看着他们。

曾经，朋友在微信上发消息，想要到医院看望瑞莎，瑞莎回复，那你帮我带把刀来。那位朋友最终没有前来看望。

住院半个月，瑞莎刚完成镇定药剂的注射，有些站不稳，被护工搀扶着走回病房。正巧有个朋友来看瑞莎，就在走廊上撞见她那一刻的模样。瑞莎说，她一下子就烦躁起来，刚注射的药剂也压不住。

后来瑞莎知道，这个词是「病耻感」，是她生病的一部分，必须接受。

心里翻江倒海，但瑞莎尽力维持着脸上的微笑，像从前那样和朋友寒暄，谢谢朋友给她带的课堂笔记。

瑞莎就读于全国前十名的国际高中，上一届，有近三十位同学拿到了牛津剑桥的入学邀请。本来，她想着只要随波逐流，别被丢下，就自然有一个不错的未来。可随着状态不受控地滑坡（最初瑞莎不知道自己是得了病），瑞莎渐渐无法集中注意力，但关乎前途的忧虑逼着，再怎么痛苦，她也没真的撂挑子。即使在病房里，瑞莎也天天做题，看笔记，只要稍稍平静，她就会拿起书本。

一个疗程过后，瑞莎出院了，正好有一场阶段性的大考，瑞莎要求回学校考试。这一次，学校为她开设一间单人考场，心理老师坐在她旁边看着她写完试卷。

成绩出来了，瑞莎仍然退步很多，这已经是她最大的努力，以前的分数仿佛回不来了。

原本，所有人在一条求学轨道中齐齐行进，可那些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在痛苦超过了身体极限之后，只能慢慢离开熟悉而依恋的集体，以及自己的位置。

无法选择，就只能消失。那之后，瑞莎从所有同学的朋友圈里隐身了，但有时也能知道他们的动态。休学一年后，瑞莎看到一个同学抱怨某所国外知名高校的申请流程过于繁琐。那位同学讽刺道：在申请计划里，这所大学只是保底的，为什么要搞出这么多破事？「保底」两个字深深刺痛了瑞莎，好不容易维持的平静裂开了。那一刻，对着手机屏幕，瑞莎说，她的情绪彻底崩溃了。

青少年抑郁援助者邹峰在采访中说，这种「被抛离」的迷茫，是悬在所有抑郁症孩子头上的一把剑。每个抑郁症患儿家长都担心孩子的未来，可家长往往不知道，孩子自己其实更担心，只是不想说，不敢说。

2019 年，邹峰参与组织了一次青少年抑郁群体亲子营活动。孩子依次自我介绍，一个女孩微笑着宣布，自己将在 20 岁生日那天自杀。邹峰愣了一下，不知道如何接话，另外两位孩子接过话筒，附和着自己也有一套自杀的计划，只不过没有确定哪一天。

邹峰当时问女孩：如果在 20 岁之前，有一个特别优秀的男孩追求你，你会改变你的计划吗？女孩回答，他们追求是他们的事情，我自杀是我的事情。

邹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但他一直记得这个女孩。直到女孩 20 岁生日的那一天，邹峰看到女孩在群里自嘲：我还是下不去手。后来，邹峰慢慢了解到，女孩说想要自杀，恐怕是因为以为只有自杀，才可以解决对未来的恐惧。——父母都是高知，只有她休学数年。关于未来，她已经没有别的答案可找。

在三年的心理援助经历中，邹峰感受到，病中的孩子急切地需要一个容许自己正常生活的环境。在现实世界，孩子们始终在寻找着那间屋子。

然而，对很多孩子来说，那间屋子总是不知道在哪里。休学后，孟秀一度处于低能量状态。那时，他关上卧室房门，仅在去厕所和取餐时走出自己的小世界。暴露在卧室之外时，他极力避开父母，害怕看到他们满脸同情，更害怕在他们的眼睛里看到自己。

他买了一大瓶叫作「白苔」的香水，味道像雨后的青苔，那是唯一让自己稍微舒服的方式：他只需要躺在床上吸一吸鼻子，甚至不需要挪动身体。在一年多的类似独居的生活中，白天黑夜，孟秀把微信通讯录的同学逐一删去，不停刷美剧，希望能把大脑放空，什么都不必想。但他还是本能地做着严肃思考，他衡量过应试教育这个体制，他的结论是，对于社会而言，这个体制是相对公平而低成本的，甚至是高效的，但副作用是压力过大。他劝自己，不要把所有问题怪罪给外界，自己也要学着改变，学会抗压。

一度，孟秀从卧室走出来，提出要读一年初三，参加中考。母亲得知后欣喜若狂。可是复学前两天，压力就排山倒海回弹，熟悉的痛苦和恐惧袭来。孟秀不愿放弃，还是上了两天学，他说，那两天，他连吃早饭时都在思考要不要活下去。第三天，孟秀放弃了。

03

交流过程中，几位妈妈都觉得，即使搜索所有的经验，她们还是无法完全共情孩子，她们不知道孩子为什么会那么痛苦，也不能理解孩子为什么陷在莫名的东西里难以自拔，总想着「做点儿什么」让那个会笑、知上进、懂生活的孩子回来。可所有的努力，在短时间（以年计），几乎注定像投进深渊里的石头，没有回响，而他们的焦灼和用力过猛，又会反过来伤害自己的孩子。很多家庭在这种循环里搏斗，消磨，最终，父母和孩子一起坠入无能为力的状态。——孩子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能拗过他吗？

孟秀休学后，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上去毫无生气。孟秀妈妈病急乱投医，正好有个亲戚说孩子身上可能有什么，要不要试试做一场法事，她也就同意了。那时候她自己身体也很差，就找了一个给自己祈福的理由，带儿子去拜庙。车开到庙门口二百米处，法师叫儿子进庙里接受仪式，儿子突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跳下车，朝着来时的方向猛跑，身旁车辆飞驰。

几个小时后，孟秀妈妈才追上孩子。孩子的情绪骤然爆发，大喊大叫。

那天之后，孟秀和父母没了信任，他把自己卧室的门关上一年多，父母说什么再也不理。

儿子生病的第五个月，孟秀妈妈也确诊了双相情感障碍。医生建议她住院。她拿了药，却没住院。丈夫一直不肯接受儿子生病，她无论如何也不放心把儿子留给丈夫照顾。每天，孟秀妈妈回家做好晚饭，端到客厅，又躲到自己的房间，不多时，孟秀悄悄出来，把饭端回自己房间，客厅里永远一片寂静。

此前，在单位里，孟秀妈妈和几个同事闲聊，提及有个朋友圈里公认的「出息孩子」得了抑郁症，那孩子在香港大学读书。有人叹气，考上那么好的大学有什么用，一辈子废了。更多人附和，是啊这辈子都废了。后来，她的儿子也出现了抑郁症状，孟秀妈妈没和任何同事说，难过的时候，她就找个没人的地方，拿手机反复往自己脸上砸，用指甲使劲掐自己的胳膊，一道一道。

郭彤妈妈把女儿从学校接回来那天，女儿一下子倒在床上，背对着自己看起了手机。帮女儿关上房门后，郭彤妈妈盯着房间，发现她刚出去，里面的人就开始鼓捣，一会坐起来，一会躺下，不知道在做什么。她一进去女儿又不动弹了。

郭彤妈妈忍不住打开门，质问女儿，你到底有没有病？

郭彤情绪一下子爆发，走到客厅里，开始历数父母从小对自己的伤害，情绪渐渐失控。当天晚上，女儿冲出家门，坐到了楼道里的窗台上，牢牢盯着地面，像在考虑跳不跳下去。把女儿抱回来以后，郭彤妈妈再不敢再提上学的事。

女儿不上学以后，郭彤妈妈这么形容她的感受：「天都塌了」。女儿在家的第一个月，郭彤妈妈一直盯着班级群大小消息，包括哪个孩子被老师提醒穿校服，她都记得。随后，疫情爆发，郭彤妈妈每天按照群里的要求打印讲义、作业，到女儿房间外一板一眼告知网课安排。在她固执的想象里，女儿正像一个普通学生那样在生活。

房间那头始终没有回音。

为了寻求帮助，郭彤妈妈加入了一个由家长组成的线上微信社群，很快成为群主。她发现，群里的近 500 名家长每天发上千条信息，历数孩子的「不正常」：「孩子不做作业、日夜颠倒、不洗澡、不出门……那他以后怎么办？」，没有人能够给出回答。

一个工作日的下午，郭彤妈妈忍不住推开女儿房门看，女儿正在睡觉。她质问女儿为什么不上网课，女儿说自己头痛。她想戳穿女儿，带她穿戴好开车去医院，期待女儿半路上能和自己解释一下。但女儿一句话都不说，最终，她没等来那句解释，也没有真的去医院。最后，调头回家，一路沉默。

04

两年多，瑞莎躲在自己的空间里，感觉自己在一个无尽黑暗的地方，身旁是黑暗，明天也是黑暗，她需要紧紧抓住什么理由，让自己活下去，比如，一件洛丽塔风格裙子的尾款还没有付，她告诉自己裙子到货之前不能死。

裙子到货后，她给自己化了妆、染了头发。她说，那一刻的自己是崭新的，这个念头如同一道亮光照进屋子。但在大多数时候，她的情绪只有割伤自己才能释放。她一直极力寻找让自己感觉快乐的事情，写日记、画画、做公众号，这些事情成为她的生活里顷刻熄灭但毕竟存在的微小光芒。

在朋友圈看到同学纷纷晒出入学邀请之后，瑞莎决定一边吃药，一边在父亲的陪同下出国读预科，如果顺利，一年以后就能拿到大学的入学申请。

走出房间，回归所谓的「正常」生活，那究竟是什么样子，瑞莎和父亲都无法预料。离开太久了，她期待，却陌生，也恐惧。某天，瑞莎的父亲听见女儿在电话里让自己赶紧回家。到家以后，他看到家里的碗碟碎了一地，新环境再次带给瑞莎痛苦和压力。看女儿这样，父亲难过，又感到释然，他早已明白女儿这是在释放。

事后，瑞莎爸爸独自去附近的树林里散步，让心情平静下来，回到家里，他只让女儿看到他的笑脸。

作为唯一一个确诊过抑郁症的学生，瑞莎成了全班的焦点。在学校，几乎每个月她都要被叫出教室，去心理咨询室做辅导。她的每一个讯号，比如趴在桌子上几分钟，就会被老师和同学解读为某种危险征兆。为了不被当做一个病人，瑞莎开始学着开朗，健谈，控制流露情绪的低落。在日记里，她把这种感觉描述为「挤在人群之中，被人推着走」。

瑞莎的专业是心理学。预科末尾，有一个长篇论文作业。瑞莎撰写的《在中国，抑郁症病人受到哪些歧视》获得满分。查到分数那一刻，瑞莎感到久违的快乐，可反复通读全文，却越看越觉得自己的文章不够格，自我否定的习惯一时难以抹去。但比起从前，她确信自己已经不一样了。

2020 年 12 月，瑞莎拿到了大学的正式入学邀请。

在交流中，孟秀不时梳理着自己「向前走」的阻碍。在不上学的日子里，他尝试学编程、视频剪辑、日语和绘画，努力想让自己成长得快一些。他说，自己的第一个困难是很久没有回到学校，难免会有不舒适的感受。另一个困难是父亲虽然也照顾着自己，但他至今不能接纳抑郁症。

父亲的脾气并不火爆，通常是把所有怒气压缩成嘲讽。可在孟秀的记忆里，父亲总是会重复一个观点：自己同事天天打孩子，那个孩子都没出现问题，那么孟秀为什么就会出现问题呢？孟秀告诉他，自己和同事家的小孩不一样，每个家庭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每次说到这一点，父亲总是试图终止话题。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孟秀学着不再关注父亲的反应。这个孩子决定再一次改变自己，试着去接纳这样的父亲，接纳父亲无论如何也不接纳他的事实。

只有这样想，他才能说服自己平静。

在所有家庭里，孩子的抑郁症，也是父母的一课。有些父母在漫长的挣扎中「毕业」了，懂得了医学意义的「抑郁症」是怎样的状态，以及，如何和这样的孩子相处。也有些父母一直徘徊在里面。

在收拾女儿的房间时，迪卡妈妈发现女儿在一本名为《活下去的理由》的书中做了大量标注。女儿划选上了和作者共有的症状，在作者列举出的书单和音乐下方，她也一一注明自己的的兴奋，似乎每一次被书中的观点吸引，都给了自己希望。那时，迪卡已经就读于一所环境相对宽松的私立学校。母亲本以为自己全部懂得了孩子，但在那一刻，她发现女儿在病中走过的路远比自己想象中艰难。

同样，隔着校门口的伸缩门，郭彤妈妈也看到了女儿的另一面。从开学第一天起，郭彤每天给母亲打电话至少一次，每次至少一小时。对郭彤来说，这所国际高中充满挑战，她时常失去信心，隔着听筒流泪。

有一次，学校保安破例打开校门，郭彤冲进母亲怀里。还有一次，郭彤一定要请父母吃午饭，转身去食堂打包外卖。郭彤妈妈从人群里看到，女儿的肩膀上似乎同时绑着几件外套，这是流行的穿法，但又显得潦草。女儿刚刚走出食堂门口，四处张望着。郭彤妈妈一阵心酸，之前觉得女儿在家里总和自己作对，此刻才意识到她也一直在被迫成长。女儿走后，她和丈夫舍不得浪费心意，在学校对面的公交车站寻了一块空地，坐下来把饭吃了。

过了两个月，郭彤每隔几星期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她不再为疾病烦恼，融入了同龄人的世界。

•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原按：

今天是「世界预防自杀日」。

根据世卫组织的最新数据，因为自杀死亡的人已经多于疟疾、HIV、乳腺癌、战争和谋杀。成为全世界 15～29 岁人群的第四大死因。

而这一切，其实本可以避免。

同样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一次自杀前，人们会有超过 20 次犹豫，如果能够被各种社会机制保障，他们也许就能够停下这样的念头。

26 岁的张小榛在聊天中，得知了 16 岁网友的轻生念头。一次次地，她试图回应着女孩的「求救」信号，用一个网友能做到最大的干预，去挽救一个鲜活的生命。

在一切还没有发生的时刻，这张防护网上的每个节点似乎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到了理性的响应，但女孩最终还是漏了下去。

我们发出这篇投稿，旨在希望呼吁，一张编织得更紧密的救助网。联动网络与现实更及时，更全面。不要再让自杀的悲剧重演。

今年 2 月 1 号，小鱼对我说，「我在思考到底有啥理由让我必须活着。」

「感觉世界上确实有超级多美好的东西，但好像又不到必须去感受的地步」，她说。

这话听着太熟悉了，我一个抑郁症的朋友说过一模一样的。

糟糕，我心想。

这是小鱼第二次向我发出这样的信号。

去年 9 月的某天，她跟我说，她不想活了。

触发这种想法，是弟弟拿她放在家里的旧手机到学校玩通宵，上课睡觉被老师抓个正着，家人怪罪到了她头上。

紧接着，她对我讲了很多事情，比如，想学艺术而家里以断掉学费威胁；比如，在学校没有知心的朋友；比如，初中时有一次她与母亲闹矛盾，母亲讲气话威胁要断绝母女关系，她跑到姥姥家呆了三天，母亲才打来电话询问。当然，我对这些事的真实性有所保留。

那时我还没意识到，这段谈话预示着我们多么不幸的命运。

我从生命与信仰的角度给她讲了讲，说了些劝勉的话，也出了不少改善人际关系的主意。她躺到床上，对我的意见表示认可，并用二十秒钟画了她躺着的姿势。

之后的很长时间，小鱼都没有再谈起过这个想法。

2 月的这一次，我开始警惕了，因为重复出现的自杀意念必须认真对待，但我们只是网友。我问她姓名、电话、地址都不回应，只是偶然得知了校名。

小鱼今年 16 岁，华南某省 A 市的高中女生；我 26 岁，是北京的东三环女白领。

我们从未谋面，非亲非故，也没什么共同朋友，之所以认识是因为同玩一个游戏。我在网上发布了关于游戏的文章和小说，小鱼则发布了许多画。我们加了彼此的 QQ ——圈内叫「扩列」成了网友。

小鱼有个虚拟爱人，是游戏中一位没什么人气的边缘角色，一个红头发、壮硕到不可思议的男人。她对他的热忱甚或超过了我对真实爱人的殷勤。我甚至怀疑她是不是他唯一的粉丝，因为在游戏同好们使用的 lofter 网站上，有关那个角色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她贡献的。

2020 年 6 月，我们初加好友，小鱼甩过来一大堆魔性表情，包括抖动的鸟和「呐喊脸」的鱼。我们冲着那些表情笑了好长时间。

小鱼每天都画画，用 iPad 和手机画那个不存在于现实的红头发爱人。她的画有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调性，配色浓丽，画了半成品就截图发我来寻求灵感。

即便我工作忙得一两天没理她，她也乐此不疲，把我当成树洞，不停将学校趣事和生活烦恼倾倒进那个小小的对话框里。

她的烦恼也不过就是普通少女的烦恼：食堂的不新鲜鸡腿、寝室空调的异味、讲课无聊的老师、爱看恐怖片的同学、没人关注的社交媒体。

在她第二次表露自杀的意念之后，我苦口婆心劝她看医生。

但小鱼说，家人对精神医院有着强烈的耻感；我劝她去看心理咨询师，她说家乡是小地方，没有；我用心理 APP 查给她看，可以线上咨询，她说没那么多钱。我建议她跟家长老师沟通，她说这不可行。

她一次次告诉我，她曾因为家人反对学艺术，心中难过而找到班主任老师。老师跟家长沟通了半天，家长却一直说：「孩子是我的，我想让她上就让她上。」

她也跟班主任讲过自己与家长关系、未来发展的问题。老师与家长做了长篇大论的沟通，家长回来之后说：「我对你这么好，你就天天到外面讲我坏话」。

她跟我说，「不想活」这个念头怎么也无法跟家长讲，觉得家长「会激动地说些不该说的话，加重这个想法」。家长曾听说另一所中学一位老师因产后抑郁轻生，破口大骂那个老师没有责任感、不配做人。她反驳，跟着挨了一顿骂。

我鞭长莫及，信仰、哲学、几千条各式各样的劝慰根本拦不住她。

很快，她就开始一步步谋划怎么实施行动。没过几天，她主动跟我谈论「挑地方」的事情：怎样在期中考试之后或者暑假，找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机会，避开家长老师同学关注的目光。

她滔滔不绝地说着，我根本插不上话，心像刀割般痛，便暗暗求告上帝。

我鼓励她到北京来找我，不论以什么名义，来玩一圈——当然说动她的理由是为她找个好「地方」。我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我就能时刻在身边照应，实在不行，还能把她直接拉去医院。

在那一次，我跟她说，我一定会好好接待她，但如果她真的要轻生，我一定会报警。

结束对话之后，我咨询了心理专业的朋友如何应对，她建议我尽快将小鱼转介给专业人士。

但事实是，专业人士是无法够到小鱼的。

2 月 28 日，是小鱼跟我谈论「挑地方」之后，我去网上检索了微光计划，发现最直接有效的路径还是报警；我联系了自杀干预热线，得到的回复是，因为我不是本人，TA 们只对当事人进行干预，对于我的请求，爱莫能助。在小鱼生活的城市，我也没有找到一家可以提供帮助的社工机构。

我只能在另一端，被动地承接了网友的自杀念头。

隔了几天，小鱼告诉我，她跟同学报了个北京的暑期美术集训班，可以来找我了。我兴高采烈地到短租 App 上约了个民宿，特意跑去看了看，离医院够近，又是一楼，住着放心。

接下来的一阵子，每次我们都疯了似的聊北京，聊北京的旅游、风物、各种怪异美食。

不过，这种快乐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一两周后，她又回到了之前的状态，也不打算来了。她说：「如果你见到了我有可能会失望」。这种自卑无疑是一种病态。

但我是成年人，必须做好万全准备。

我算个还有点小名的诗人，在那个游戏圈子里也有些读者。为了获得她在现实世界的信息，我特地挑了些诗印成小册子，画了个二次元的封皮，在游戏圈使用的 lofter 网站上公开赠送。

果然，靠着这个办法，她给了我电话、没有门牌号的邮寄地址，但还是没给我真实姓名。

这些够吗？我心里没底。

到了三月下旬，小册子邮到她手中。此时我们的谈话已经完全失控，我节节败退，她对死亡的渴望眼看就要大获全胜。

我想拉住她。

我跟她讲十年前的我，就像是今天的她。我们都在青春的动荡中挣扎，没有目标、没有朋友，家长也不能充分理解我所思。

某天晚上，当我站在冰冷的湖水里，是对方没有挂断的电话给了我一点点信心。我爬上岸，看到有人打着手电在湖边找我。

我活了下来。我不否认人有选择生死的权利，但今天的我无比感激当年选择活下去的自己，让我能享受之后那么丰盛有趣的生命。

在大学，我的朋友由于抑郁企图轻生，那天正是假期，我的家人正等我打牌。我躲在窗帘后面，啜泣着在电话里把他劝住，直到他家人采取干预措施。

后来这个朋友跟我说，他很感谢我。

现在回想，我当时说的话未必有多高明，但我觉得，「劝」这个事儿本身是有意义的，劝说让我能陪他走到最远为止，并为他家人争取到了阻拦的时间。在没有实施行动之前，他可能对自杀有一些美化，但劝阻打断，可能让他有机会有时间重新考虑这件事。

我把这些都讲给了小鱼，讲着讲着就哭了。

4 月 3 日，我在河南某地参加文联活动，与诗人们在某山上的书院研讨。

中午十二点，小鱼跟我说，她去买衣服。我没看 QQ。

下午五点半。「衣服？」我回复。

「对啊。我买了一件衣服一条裤子，好耶！」她说，「明天可能就是终点了吧。」

我突然后悔来了河南。诗会刚结束，我在大巴车上，正与诗人们一起前往饭店，连忙打开购票 App，发现可能是清明节的缘故，到 A 市的各种票都卖得一干二净。

「再等等吧，至少来见我一次。」我说。

「为什么？」她问。

我开始漫无边际地找寻可能能让她活下去的理由，比如我还没出的小说、游戏还没出的皮肤、她还没有来过北京等等。她一一反驳。我又问她具体打算怎么弄，没有回应。

「你来联系我，而没有想着自己默默地去，这难道不是你自己身体内真正的力量在求助吗？」我说，「你希望有人能理解真正的你，理解你真正的原因，知道这个过程，这难道不是你真正的自我被欺负到没办法的情况下，最后的自救选择了吗？你的自我但凡能有一点更大的勇气，来斥责那些念头，他们立刻就会退却。」

她发了三个惊讶的表情，然后说：「但是我真的想与那个东西抗争吗？」

非如此不可了。我打开手机，查到 A 市的区号，报了警。

在此之前，我对报警是有犹疑的，我担心可能出现「狼来了」的故事。毕竟，我对于小鱼更多的事情知之甚少。

警察问：「你跟她什么关系？」

「网友。我们玩同一个游戏……」

「那你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

「不知道，但我知道电话……」

就算我只知道电话、QQ 和没有门牌号的地址，对方仍答应跟进。

就在我打电话的当儿，小鱼开始给我打电话。电话接通时诗人们正好开到饭店。我下了车，站在路边条石上。

她打电话声音是笑嘻嘻的，我联想到所谓「微笑抑郁症」。这其实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表现：即便再抑郁的人，在别人面前也可能笑得很轻松。

她跟我说她没事，她在 B 市亲戚家，与一帮大人孩子一起正吃饭呢——爸妈还在 A 市的家里。

天，太聪明了这小子，真会识别薄弱环节。我心想。我要拦不住你了。

我赶快给 B 市公安打电话。这下更麻烦了，她具体在 B 市哪里我完全不知道，只能求助于专业人士的专业技术，但愿他们能直接定位到家人。

诗人们的晚宴开始了，一盘盘佳肴摆在桌上，人人杯中斟满美酒，我的争战却不能停。只要人还在，我就得不停地劝下去，直到她想开或直到不幸发生。我说：「这个『我真的想吗』也是它们的声音！你想，你真的想！我都听见你里面那个真正的你在朝我呐喊。」

「不错，好吧。然后呢？」

「只要能稍微有一点抵挡那些虚假念头的心，你就不会败给它们，稍微一点就够了。」

「好吧，嗨。」

对话就这么循环下去，直到我感觉自己这辈子所有积累的哲学、智慧乃至诗都耗光了，像抽干的水池，半滴不剩。旁边几个女诗人很快察觉到我的异样，一位说要跟她电话上讲两句，还有一位把手机都借给我来下载定位软件。

在我跟 B 市警方报警一个多小时后，警察给我回了电话，说联系到了家长，家长说绝对没有这样的事，他们也会盯着，让我放心。

但我的那口气，并没有松下来。

晚上八点左右，小鱼忽然说她和家人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我激动得差点把身后给我敬酒的大哥无视掉了。

八点半，诗人们回到书院，小鱼也说要去洗澡，又说她和几个小孩子在打牌，要十一点半跟我打电话。

我喘了口气，颓然瘫坐在椅子上，想起刚才的事，泪水从我眼角滑下来。

我推开吱吱嘎嘎的木门，走到书院另一边门前的台阶上坐下，天空中微微落雨。没有游人，没有人，只有几个射灯对着我静静地照。

我发现自己整个人都在恐惧抽搐，大滴大滴的泪水落到地上，庆幸自己身上手纸足够。我拨通了一个朋友的电话，她安慰了我半天；又拨通了另一个，也安慰了我半天，说：「你做的没错。要是我的话，我也会这么做的。」

几十分钟后我终于平静下来，变回理性的大人，听见诗人们在书院另一边朗诵的声音远远传来。

九点半，诗人们启程回宾馆，小鱼跟我说她打牌赢了。

我们又说了景泰蓝，畅想了一点点二十六岁的她。看得出，她很努力地在想，手机那头她回复花了好久，但又显得很干涩。她说，不行，想不出。

我最后一次劝她去看医生，她说，「再说吧」。

十点多到了宾馆，我累得瘫在床上，电话打过来了，仍然是笑嘻嘻的。我们没聊死亡，也没聊别人的死亡，说的都是些好吃的、好玩的、学校的趣事，比如当年我怎样在高中的寝室被窝里玩手机、弄收音机，男生如何往走廊地上涂洗发液，期盼寝室阿姨摔倒。

我太怕了。谈这些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了结局，应该说点什么的，但我太怕了。那个声音——她肯定是独自一人闷在被窝里跟我聊的。公安不可能盯着她，没人采取现场行动，她的亲戚肯定都睡在别的房间。她父母在 A 市，而我在一千六百公里外的河南。

没办法了。我这个网友黔驴技穷，彻底输了。

我很清楚，身边的人是最后一道危机防线，任何公共服务和网友都不能取而代之。

我念书时，一个学姐由于抑郁休学了太多年，在学校里没什么朋友。她与室友租住在校外，某天半夜在微博上留下几句话后失踪。凌晨五点有人发现她的遗笔，全学院师生都被动员起来到校园和全市各处找她。

中午这些人无功而返，学院到公安局调监控，发现凌晨四点她站在长江大桥上，一个骑自行车的路人劝说了二十多分钟。然后，路人安心地走了，她纵身一跃。

后来我总想，如果路人能够陪着她等到朋友或同学来，是不是就是另一种结局。

不知多久后，可能过了十二点，我说着「明天见」昏昏睡去 —— 这也是我猜的。我不记得了。

第二天六点半我醒来，看见手机上收到四句话：

真的很谢谢你

但我还是打算离开了

真的很谢谢

很对不起

我坐起来，给她打电话，打了十多个无人接听。然后我打给 B 市派出所，

接电话的人起初跟我说，昨天我反馈的事情好像没有什么进展。突然他说，等一等。停了几分钟，他可能去查询了，跟我说，我们确实在凌晨接到一起报案。

「跳楼了。」

「死了。」

我挂断电话。我想骂人。这神仙都飞不过去的事情，让他妈一个网友怎么搞呢？诗人们知道了，也都不住哀伤。

下午，我接到电话：「你好，我是XX的妈妈。」

真不可思议，这竟是我第一次听见小鱼真正的名字，但在她母亲的哽咽中没听清楚。我下意识地问：「是，不好意思，但她真名叫什么？」

她母亲又说了一遍，我又没听清楚，因为饭店旁边整整齐齐码着的几百个啤酒瓶子忽然齐刷刷倒下来，顷刻山崩地裂。

算了算了，我不问了。

小鱼的母亲是个温和的女子，在 A 市有一份体面的职业，说话条理清楚、态度客气。她打过来是问我对女儿轻生的原因有没有什么见解，毕竟 —— 我才知道 —— 我是唯一一个在她去世前了解这事的人。

我把小鱼讲给我的话重新讲了一遍，从牢骚，到绝望的不满。母亲听完之后斩钉截铁地说，这不可能，这都是她幻想出来的。我们的孩子从小到大跟我们关系都很好，很乖，也很乐观。

我拍着桌子说，我就有一个事气不过，昨天我明明报警了，他们也来了，怎么没一个人当回事？怎么还是变成了这样？

母亲没有说什么。

她随后加了我微信，希望看看我们讲的内容。加微信时她备注了「 XX 的母亲」，我才终于看到小鱼的真实姓名，一个不太常见、满怀期待的名字。

我又把跟小鱼的聊天记录打开了。才过去两三天，她仍闪亮的头像就在我的 QQ 消息列表里逐渐后退，后退到不常联系的人群中，我竟需要翻半天才能找到她。

我把最后一天内我与小鱼的将近一千条聊天记录导出成了文档。她母亲看完后说：唉，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只是说有网友报警说她自杀，你们要不要去解救。我还以为打电话的是骗子。

我没法继续怪她了。消息太惊人，换做是我，突然接到这么一通电话，难道不会这样想吗？

小鱼的轻生意愿没体现在微博这种公开平台上，而是隐藏在我跟她成千上万条聊天记录里，就算不考虑访问权限，谁又能在事前把这些内容看一遍呢？

我不介意被误认为是骗子，只是介意她死去这件事情。

越来越多的孩子像小鱼这样，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埋在网上，与匿名的网友，而不是三次元的家人朋友交流。这对他们而言本是一种有益的疏导和宣泄。不过，一旦出现轻生的情况，危机干预中最关键也最不可替代的，就是现场干预。

现场干预必须由身边的人，也只能由出现在身边的人完成。

电话那头固然有 110、有 120、有危机干预专业服务，网络上固然有非常出色的专家、医生、咨询师、热心网友。但真到了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不论多专业、多热情，那一刻也是鞭长莫及，插翅难飞。网络平台等的机制建设和信息呈递就显得尤为重要。

就像小鱼母亲和我说的，「如果在这之前，我和你能直接联系就好了。」

根据赵玉峰教授的《中国青年人的自杀现状和变动趋势 (2003-2015) 》，中国青少年的自杀率为每十万人 1.3 到 2.88，平均低于十万分之二，在全球并不算高。但考虑到全国青少年的巨大数目，每年也有成千上万孩子逝去。

我并没有均等地关注和怜悯他们每个人。

但小鱼是少有的几个每天会追着我发 QQ 的人，每次与我讲话都很开心，我不催着她睡觉的话大概能讲一宿。她画的每一张画我都知道，在那些画还没发布前我就看到了。她用手绘做的视频我也都是第一个看到的。

她是我的朋友，是我的珍宝。

事实上，小鱼的离开并非毫无征兆。

在她同我讲的故事版本中，自己多次向家长、老师求助，这些信号却全都太微弱、太退缩，没能突破成年人的理解能力屏障，换来的不是无视就是一顿批评。

最后，连我这个成年人发出的预警也没能引起足够注意。

直到轻生前四小时的电话里，她还在跟我说：期待奇迹的出现吧，如果我实施的时候被拦下来，我就继续活下去。

她离开的时候我安卧在梦乡，连身都没翻一下。这便是我今生无可逃避的罪了。

我又与小鱼母亲深谈了一次，发现家人对孩子的生活、学习可谓非常关注，几乎有求必应，斥巨资供孩子念最好的学校，并未因为她是女孩就歧视。

母亲每天都用日记记录这些点滴，却对孩子思想精神方面疏于观察。

事后家人们才意识到，从两年前小鱼就将自己逐渐锁在屋里，少与家人沟通。

小鱼的家人并非对精神健康一无所知。她的长辈有医生、有心理师，也与当地的精神专科医院和许多咨询机构有联系，但就像消防员家里也会着火，没人想过悲剧会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我在小鱼母亲朋友圈里看到了她的照片 ——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样子。

那是全家人一起出去旅游时拍摄的。弟弟笑眼弯弯，而她表情平静，嘴角也向上翘着，双眼却像两颗铁钉般空洞无神。

我见过太多双这样的眼睛钉在抑郁症患者脸上。现在进行这种病理猜测没意义，她也不可能再获得任何诊断。

在家长的同意下，小鱼生前的绘画作品被收集起来，印成册，在我们的同好群里小规模共享；许多群友为她写了信，汇总到群主那里邮寄给她家人。她社交媒体的动态下，许多没见过面的朋友留言说着「晚安」。

但仅仅哀悼是不够的。

人人都应该像防火防灾一样，了解自杀与心理障碍的相关知识，常常保持识别与防范意识，尤其是对孩子——「我家小孩绝对不会这样」是极危险的思维陷阱。

同时，应该看到，我们这个由家、校、企业和社会管理机构组成的未成年人精神危机防护网，但网眼太大，以至于把这条小鱼给漏了下去。

假如小鱼第一次向老师、向家长求助时能得到更积极的干预呢？假如学校的心理咨询服务可以主动介入呢？

假如互联网企业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更完善，如在有人报警时通过微光计划主动提供相关信息呢？

假如我们的社工系统更健全，能派有经验的社工去她那里一探究竟呢？

假如家人、社会管理机构和互联网企业的联动更充分，能让我及时将聊天记录呈现给她家长，而不是被当成欺骗呢？

小鱼，我要带上你的份活下去，喊醒大家，让这个世界有一点点改变。

近日，在上海南汇一所中学的学生，在写下的遗书跳楼身亡，此前，她把自己3万块压岁钱整理好放在桌子上；半夜，她踩着自己房间的榻榻米跳了下去，还在榻榻米上留下字条，值得所有父母深思。

她在遗书中表达了和父母相识一场的荣幸，但紧接着又表示，如果有来生，但愿不再相见。因为，父母喜欢的是班级前十，年级前二十的女儿，是经常要考满分的女儿，她觉得自己不是父母真心喜欢的女儿，她根本达不到父母的“完美”要求。

因为她的偶尔“语文六十多分，数学七十多分，英语八十多分”，经常在家受到“最肮脏”的辱骂，脸、手背、手臂、大腿以及后背也经常被父母体罚，有时还会使用皮带和电线抽打她，最侮辱人的是，让她穿着拖鞋，站在屋外，面向大家示众。

她这个遗书是对所有鸡娃家长的控诉，其中在末尾有一句话这样说的：“毁掉一个人很简单，只需要毁掉她的童年。你们已经毁了我，请好好善待弟弟吧，请收手这种伤害。”

遗书全文

人生一趟，遇见你们我很荣幸，若有来生，我们不要再见面了，想想也没什么，你们爱的不是我，是冲进班级前十的我，是排名年级前二十的我，是考到满分的我，你们心目中的完美女儿太优秀，我达不到。开学就是初二了，你们口中美好的小学，轻松的预备，快乐的初一，我都是玩命扛下来的，哪还敢奢望什么魔鬼初二初三，也没有什么好可惜好难过的，是你们说不指望我的，我相信你们，我是带给你们荣誉的人，严格出孝子的代言人，在朋友面前攀比的工具，在人前彬彬有礼，来了电话时语气礼貌又文明，在人后我承受了你们口中最肮脏的辱骂，气撒出来了，你们开心了，我就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也没什么不是吗？

人生比的不是长短，是价值。我知道许多你们不知道的事，为世界也做出过微薄的贡献，巴掌打在脸上最疼，然后是手背，再是手臂，最后是大腿，打在背上还行，被皮带或电线抽时腿上最疼，然后时背上，最后是双臂，羞辱人最有效的方法先是让她就穿拖鞋站在屋外向外人示众，再是每日每夜不停地尖声骂最难听的话，还说的冠冕堂皇，最后是耍泼妇，失眠的原因是睡前被骂或被打，躺在床上接着听从主卧传来的谩骂声，剩下的时间用来回味一天的难过，中国人爱说小孩疯掉是因为学习压力大，可明明是家长把成绩看得太重，先来明白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错了，过去不知道，现在不知道，未来更不可能知道，孩子喜欢的玩耍方式一直在变，我们满意的作业量一直在改，流传下来的却是上一辈的那句“我们在你们这个岁数是没有怎么怎么样，所以现在才怎么怎么样，因此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凡你真的认识到自己的差，都没脸说出这种话，但凡你在这方面有一点基因，我们都不会这样。这年头就是这么怪，坐在沙发上躺在床上的人永远有资格指着鼻子骂一个正在读书或写功课的人，不为别的，就因为人家是长辈。

是我太懦弱了，不敢面对下一次语文六十多分，数学七十多分和英语八十几分，我还是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这辈子做尽了别人的出气桶，但还是有些对不起的人的，自然不是你们，为了他们，我又意外挺过了初一，的确是意料之外。既然都受不了彼此，不如我们各退一步，我消失了也不错啊！我不怕，我不气你们，爱护你嗯的肺的心脏，不缩短你们的寿命了，你们不适合养女儿，或许儿子承受能力更好。也不能完全怪我，我真的尽力了，实在受不了了，这蛮好，不用担心我抄人作业了，我作业不用交了，也不用担心我某某时间背着你们玩电子产品，花钱买我喜欢的东西。

为人大气，我给你们想要的东西，桌子上是我能拿得出手所有的现金，你说压岁钱统一给我三万，我不要了，手机也不要了，全归你，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给保险金，有的话最好，少了一个败家子，家庭会富裕起来，微信的钱全给你们了，自己看着分，我要课都上完了，那羽毛球课叫你们别买你们偏不听，那个课好像成年人也能上，你们趁着暑假去听掉，平时没有打打球挺好，我不会赖在家里把房子变成凶宅的放心，把奶奶接过来一起住吧，别整天去那种地方旅游被人家骗钱。诚心诚意祝你手术顺利，早日康复，少加班少熬夜，别过来烦我，桌子上那张蓝色的卡是我们学校的借书卡，我借了学校三本书：《创业史》、《红岩》、《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一定要帮我还掉，麻烦跟老师说声谢谢，记得用我的零花钱给小朋友买棒棒糖，珍珠棒的牌子好。房间里的东西她们有喜欢的一律随便拿。毁掉一个人很简单，只要毁了她的童年，其余一切顺其自然，你们已经毁了我，也毁了江雯月，请好好待她的弟弟吧。请收手这种伤害，这并不威风。你们把我们想的太坚强了，反省这件事就留给岁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