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ipedigree

原按： >童妈导读 > >文中的妈妈，虽然有点不懂“鼓励教育”，但和中国千千万万父母一样，也没有做得太过的地方； > >然而，这个女孩的“病”，发起来又是那么惊心动魄；并且，在医院的精神科，这样的孩子，多到见怪不怪 ... > >对于一个少年来说，14岁，是独立人格形成的阶段。她或他本该在与同学的社交关系、在学业的竞争中，完成儿童向成人的过渡。然而，一个面对严重抑郁症的女孩，在疾病本身的困境之中，失去外界的助力，只能一步步退回家庭。

“我们已经是不同的世界了”

彭可欣的家，是一座复式小跃层。一道推拉门，在二楼的主卧和次卧的过道里，隔出一个小房间。这是一个只有四平米的房间，摆放着一张上下铺，一块钉在墙壁上的桌板，上层储物，下层就是彭可欣睡觉、休闲、学习的地方。

桌板前，泛黄的墙上挂着一串小灯，灯光把房间照得暖暖的。灯线上缠着十几张照片，是她与朋友、妈妈、弟弟，还有外公外婆的自拍，照片上的人都笑得挺开心。

周末，彭可欣在小区散步，天气很好，她让妈妈帮忙拍一张。图源：受访者提供

中午12点半，彭可欣才醒来。她不想动，瞪着床顶发呆，起来后做什么呢。她拿起手机，翻了翻同学动态，昨晚一个同学发了张合影，她点开，放大，仔细看每个人的表情。此外，大家的动态没有更新。对了，现在正是上课的时间。

贴在墙上“按时服药“的医嘱，和桌上的抑郁症药盒仿佛在提醒她，“我们已经是不同的世界了。”

彭可欣说，她也不清楚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没有征兆，也没有具体原因，忽然就被一种阴郁的情绪控制了，对身边的一切丧失了兴趣，整日整夜的睡不醒，脑子始终乱乱的。日常琐事，也忽然变得很重，压在心里。

也许是因为手机？那个暑假，妈妈把她的手机没收了，只允许晚饭后玩一小时，跟好朋友在QQ上问一句：“在干嘛？”，说不到三五句，时间就到了……

拿不到手机，与朋友失去联系的不安就笼罩着她。看到几个同学在抖音上一起去逛街，就嘀咕“她们为什么没喊我？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她跟妈妈吼：“别的同学暑假都有手机，不信你去问！”妈妈一边夹菜一边回答，“期末考你排名降了 13 名，别的同学呢？”

情绪瞬间低落了，不想再说什么……

有时，又因为一件很平常的小事暴躁起来，不受控制。一次，妈妈没接手机，她便抢过外婆的手机，不停地发微信，拨电话，直到接通，对着妈妈大喊，“你干嘛去了？！”周末的出游计划，从卡丁车变成逛公园，她也会怒不可遏：“为什么要这样？”而怒气消散后，一种强烈的自责和羞愧感又会涌入内心。

情绪在两种极端里起起伏伏，她在日记中不断地写下：“我好难受……”，“我好疼……”

彭可欣在学校看见过同学的手臂上有刀割的疤痕，抖音上一些中学生的 vlog 里，也有同样的伤痕，底下的评论频繁出现三个字母，“yyz”——这是他们之间的暗语，抑郁症的缩写。

一开始，她很不屑，觉得他们都是装出来的，“被刀划一下那么疼，我肯定不会这么做。”她甚至有些讨厌这种行为，“就是跟风，想引起关注。”她也试着用指甲划一下，皮肤隆起粉色的痕迹，“很疼！”她吸了一口气，不想再试，更不相信他们所说的”什么温暖的感觉“。

直到有一次，她把刀尖压进了皮肤，划出血迹，伤口很浅，就像被猫爪龇过，“好像真的不痛。”她心里接纳并习得了这种方式，而且意外的，“觉得舒服很多。”

在别人看来，彭可欣是一个快乐、顺从的女孩。赵琳说起女儿小时候，也爱用“开朗”、“漂亮”这些词。可欣鼻梁高挺，眉毛和头发都黑黑的，嘴角上翘，总像含着微笑。

从前也有不开心的事，但一会儿就过去了。记得小学暑假，妈妈跟她达成协议，完成作业，就去迪士尼，她在网上找答案，快速抄完，结果被发现，挨了一顿训，“你这么小就走歪门邪道，以后得了？”妈妈的话听起来很伤人，她听了觉得心脏那儿像有个拳头在锤，又闷又痛。

惩罚是手抄练习册两遍，连题目带答案，她花了两周完成，还是如愿去了迪士尼。事情就这样过去了，“那个时候觉得没什么。”

但是这一回，阴郁的情绪再也过不去。

2019年9 月，初二开学， 同桌换了，变成了一张不那么熟的面孔……一连几天，白天上课都忍不住打瞌睡，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答不出来站着一脸难堪……“一切都变了。” 青春期的小敏感、被抛弃感、孤独感……各种情绪混杂在一起，包围了她。

“你女儿是抑郁症，重度。”

精神科门诊前长长的走廊上，等候的人很多，没有成人和儿童的区别，患者、家属都在一起。有人呆呆地注视着叫号屏幕，有人低头玩着手机。大多数人看起来都比彭可欣年长许多。她不想让人注意到自己，坐墙角静静地等着。

一位女医生接待了她们，赵琳选择她，因为她简介上写着擅长青少年心理障碍。彭可欣进去坐下，挽起袖子把手臂的疤痕露出来，医生望了一眼，很冷静，“她一点都不出奇。”简单问了两句，就安排她去另一个房间做测试量表。

几百题的测试量表，铺在她的面前，她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很多等待的患者或者家属也挤在她身后，有的人甚至直接站在她后面盯着看。

医生喊赵琳进办公室谈话，彭可欣就等在门外，她有点紧张，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应该不会太严重吧？她想，毕竟有一些题，她特意选择了那些看起来更乐观的选项。

“你女儿是抑郁症，重度。”板着脸的女医生，对着赵琳逐个念出彭可欣的症状，“睡眠障碍，少话少答，语量少，语音低、语速慢，思维迟缓，能力减退”、“有冲动、易激惹感。有自伤行为”……

赵琳一愣，她心里有所准备，但绝没想到这么严重。

之前，可欣频繁情绪暴躁，她感觉到不对劲，曾尝试给女儿开点中药，“去去火，调理调理”。手臂上的伤口，她也注意到了，但觉得那是女儿“威胁我，跟我要手机。”

“ 重度抑郁症伴有双相情感障碍。”最终，医生递给她的诊断上面写着这13个字。（注：双相情感障碍，指既有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疾病）

青少年抑郁症，已经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主任潘集阳说，从他的临床经验来看，有精神障碍的儿童青少年患者越来越多。如今，在科室里，40个住院病人中就有 10 个 18 岁以下的，大部分为抑郁症。

三年前发布的《中国青少年发展报告》就显示，中国17岁以下青少年中，约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和行为的困扰，抑郁症发病率呈现低龄化趋势。《中华流行病学杂志》调查数据也显示，9-18岁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14.81%左右。

看到诊断结果的那一刻，彭可欣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恐惧，代替了妈妈答应带她来医院那一刻的放松。

上医院，其实是可欣的要求。前几天放学，情绪忽然涌来，她从学校跑回家，外婆外公和她打招呼，她不想理，头也不回地冲到自己的房间里，拿枕头砸墙壁，用脚踢门，哭着大喊，“我真的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外婆赶紧打电话把妈妈叫回来。妈妈进屋时，她已经没了力气，瘫坐在地上抽泣着说，“妈妈，我真的不行了，带我去看医生吧。”

她说，她想被确诊为抑郁症，“想让妈妈重视我”，“也不用再害怕别人说我是装的”。可是，当诊断书拿到手上的时候，她的眼泪开始不停地流。这个14岁的女孩，不知道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

确诊之后，彭可欣的生活一点一点地发生变化。

妈妈给她的房间装上了门（原本是没有的）。那天，她做完心理咨询回到家，看到过道里多了一张推拉门，她立马钻进去，将房门轻轻合上，躺在里头自拍、玩手机，“真正拥有了自己的房间，有门，有安全感。”

手机，也不再是一件被管制品，玩到凌晨都没人管。零用钱和出门也不受限制，只要提出，基本都可以实现。外婆外公知道她得了抑郁症，坐在一起时，经常互相使着眼色，给她递水果、夹菜。往常可是弟弟优先。

家里的气氛，变得平和而又小心翼翼。但彭可欣总担心，这些美好都是假象，和手上的伤疤一样，过段时间就变色了。

“可是，自己不也是这样长大的吗？”

当医生告诉赵琳，彭可欣是“重度抑郁症”的时候，她的大脑一片空白，“怎么会得抑郁症？还能好吗？”得到的答案模棱两可。

没人能说清楚抑郁症的根源，为此，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已经讨论了几个世纪，一方认为成长的家庭环境，童年创伤以及社会压力导致了抑郁症的发生；而另一方则认为基因和脑部化学反应才是罪魁祸首。

青少年的抑郁症更为复杂。在北京回龙观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李净看来，青少年有抑郁倾向与确诊抑郁症是两码事，最难的，是两者之间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分界线。

青少年进入青春期，性格本就敏感，多变。李净甚至认为，如果仅仅根据抑郁症症状上的指标来推断抑郁症，那么来医院的小孩 99% 都能被确诊。而当前国内精神科医院少有专门的儿童精神科分科，通常与成人混在一起，这更增加了诊断的难度。

更重要的是，一旦确诊，还有可能成为一种心理标签。

刚上初中时，赵琳带女儿在旅行。图源：受访者提供

走出诊室那几步，对赵琳来说，比翻过一座山还难。站定在门后，她深吸了一口气，看到女儿独自坐在候诊长椅上的身影，她决定诚实地面对，“不能逃避这个事情。”

那天下午，她请了假，也没送女儿回校上课，带着她去市中心吃了顿日本料理，之后去逛街。女儿从试衣间出来，提着裙摆在她面前转了几圈。她一阵恍惚，医生宣布的结果怎么也无法和眼前13岁的女儿重合。

“医生说孩子压力很大，但我没给过压力啊。”赵琳反复回忆，她不记得女儿和自己发生过矛盾。她的要求女儿很少会拒绝，直到初中，女儿还是喜欢黏着她一起睡，周末时，她会带着两个孩子去公园、逛街，每个暑假都会安排家庭出游。

平日，成绩是抓得比较紧，她每天都会盯着女儿和儿子一起完成作业。成绩有下降，她也会批评。有一次，女儿的年级名次下降了快50名，她是说过：这样的成绩长大只能去捡垃圾。可这不也是作为母亲督促的责任吗？如果把母亲的职责分成陪伴和督促，她觉得自己全做到了。

要说有什么亏欠女儿的，那就是给不了缺失的父爱和弟弟出生后对她不可避免的忽略。2014年，因为债务问题，赵琳和前夫离婚，但她跟孩子们只说爸爸有事出门了，主卧房间里，甚至还挂着她和前夫的结婚照。

赵琳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HR，是十几年的老员工，疫情之下行政部门在裁人，但她因为业务能力出众，留了下来。现在一个人要干原来三个人的活。

这个独自抚养一双儿女的母亲，陷入了自责与纠结，“是不是我的教育方法不当？”、“因为我太忙没有做好母亲这个角色吗？”或者，“是我太强势，没有给女儿选择的空间？”

她想起确诊抑郁症之前，女儿提出“抱一下，亲一下”，她本能地抗拒。从孩子读初中后，她们确实很少有亲密的接触了。可是，自己不也是这样长大的吗？记忆里的妈妈，永远没有表扬，总盯着自己没做到的地方。考了九十几分，把卷子拿回家，“你看看这几分是怎么扣的？”妈妈阴着脸。

印象最深的是一件新买的白毛衣，妈妈始终不让她穿出门，因为觉得她一定会弄脏。她也在日记里写过，“我恨妈妈。”但她始终是个乖小孩，学习好，成绩好。初中时，有同学上职高脱离了家庭，她给自己的规划则是读大学、去省会广州，“我要快点长大，就能逃出去。”

21 岁到广州后，租房、换工作，她一样都不与家里商量。工作两年后，在广州买了房，骄傲地带着父母去楼盘，母亲站在毛胚房里对她说的话却是，“你看看你，要还房贷了。”

母亲看不到自己的成绩，爸爸不善于表达。“可是我不也过来了？”赵琳在母亲严厉的爱之下，成为一个“强大”的人。她曾发誓不成为母亲那样的母亲，但不知不觉中，她觉得自己好像成了她不想成为的样子。

“住院了，同学会怎么想？”

服药一开始并没有给彭可欣带来疗效，一到晚上，她就有用刀划自己的欲望。

一天夜里，她用美团外卖要了一把美工刀，躲在房间里偷偷划，妈妈直接推门进来，抢过去收起来。第二天，她听到妈妈投诉美团，“你们怎么能卖给小孩子刀呢？”

复诊时，医生建议马上住院，“这样可能威胁到人身安全。”

彭可欣不愿意，“住院了，同学会怎么想？”而且医院在市中心，离家30 公里，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

和妈妈争执起来，她用指甲把已经结痂的伤疤揭开，这个吓人的举动却更坚定了赵琳让她住院的想法。为了让彭可欣接受住院，赵琳买了最新款的 iPhone 11 给她，答应她每个月有 1300 元的零花钱。

彭可欣第一次住院时，隔壁床是个六十岁的老人，一到晚上十二点，老人就在睡梦中坐起来，口中还念念有词。新来的病人都被吓醒了。

在医院的日子，主要就是输液、翻手机、然后睡觉。白天，护工表姐陪着她，两人有时一起到附近的美食街逛逛。在表姐的印象里，彭可欣一直都是乖小孩，舅妈请她帮忙时，她以为就是个简单的病。到了医院，发现表妹只有在注射药物后，才像个正常小孩一样说说笑笑，一到晚上，药效过去，就吵着要拿刀，发疯似的想往外冲，旁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

妈妈每天下班后，去医院陪她，晚上一起挤在病床上。十点病房就熄灯了，她拿着手机，和外面的朋友维持着一点链接。聊到凌晨一点，才道一声“晚安”。

知道她住院的同学并不多，只有同桌和最好的朋友高梓伊，她们说好周末来看她。可欣提前三天就想好，那天去吃什么，穿什么衣服。连续几日聊天，都说同一句话，“周六不见不散。”

探视那天，她提早结束输液，换上从家里带来的干净衣物，三个人去市中心的餐厅，手挽着手走。可欣拍了许多照片，晚上回医院后，在照片上加上可爱的表情，发到抖音。她想让朋友们看到，她没走远。

彭可欣不喜欢医院，到处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墙上贴着瓷砖，冰凉凉的，病友们比自己大。但是，在医院时，她会清醒很多，药物流进身体里，让她整个人都感到放松些。后来，她依恋这种感觉，并且会吵闹着想去医院。

抗躁郁的药物中，有一种是氯硝西泮。住院时，直接输液进入身体，效果远大于口服。输液输到一半，彭可欣的情绪就会平复。

是否要给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用药，在医学上也饱受争议，大多数用于治疗抑郁症的药物，说明书上都印有“可能增加儿童自杀意念风险”的警告说明，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并监测用药情况，而儿童也更有可能出现依赖药物的行为。开药时，医生会根据专业知识来衡量计量和划定年龄段，但在医学文献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两周左右，医院抽血做一些检查，生理指征有所好转就可以出院。留给赵琳的医嘱，无非是“按时服药”、“注意观察”。医生也会和家长添加微信，但不会有回访。一次，彭可欣说要跳楼的时候，赵琳发微信求助，得到的回复是：先拉住，然后到医院来看看。

“她们都月考了，

我却成了掉队的小鸟。”

从家出门过条马路，再拐个弯，就是彭可欣的学校。上世纪80年代风格的五层楼，与广州其他种满绿植的校园不同，操场上的草皮有些剥脱，显得空旷而陈旧。这是一所公办学校，学生大多和彭可欣一样，从附属小学升上来。课程并不紧张，一天七节课，很少补课。对于去哪所高中，老师不会施加太大压力，按部就班的，就可以去区域的公立高中。

在得病以前，彭可欣很喜欢呆在学校。她和同桌是好朋友，对方说话很幽默，上课也变成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班上最受欢迎的女孩高梓伊和她关系最好，一下课，俩人就粘在一起，“我觉得我们都像爱情了，那时候都喊老公老婆的，”她翻出抖音里两个牵手的照片，“别人都超级羡慕我们，谁都插不进来！”

但是，从确诊到2019年结束时，彭可欣反复住了三次院。出院的时候，虽然生理指征有所好转，却不意味着抑郁症的痊愈。

回到学校，就必须遵守学校的作息纪律，每天7点到校早读，5点放学。彭可欣做不到。睡眠障碍，导致她无法按时起床，即便勉强到了学校，也是上课犯瞌睡。

第一次出院后，彭可欣回学校，第一天放学回家就躲在房间里哭，次日一早就无法起来再去。第二次出院也是一样。赵琳试探着问班主任马老师，学校发生了什么，老师说，昨天一切都挺正常的。

彭可欣却发现，回到学校这一个星期，已经又讲完了一个章节，她没学过，跟不上。

她对自己讲，“我有好多天没写作业没好好上学了，我不忍心自己堕落成这样，她们都月考了，而我却成了掉队的小鸟。”

每次到学校，经常要去办公室谈话，彭可欣觉得人们一定都在背后猜她。不自觉的，她会把手臂向内转，不让人看到上面的伤疤。

她不想让同学知道她得了病，但又在想，是不是也会因为我生病了大家都来关心我。

随着病程发展，即便是最好的朋友，也没有办法承受她的情绪，当她又一次把刚割完还没擦的手臂图发给高梓伊看时，对方回，“好可怕，我很怕，不要再给我发了。”

班主任马老师和赵琳协商，这样的情况，即便之后回到学校，也很难跟上进度。商量的结果是先办理休学，之后如果恢复，再把休学记录撤掉。

马老师，从教 29 年，带完这一届就要退休。之前碰到过青春期叛逆期的孩子，学校也有一套严格的执行流程：班主任发现、及时上报、心理老师介入、定期谈话、班主任每周呈交观察报告……直到学生恢复正常的校园生活。但严重的抑郁症，是第一个。她没有经验可以用。

她给各科老师发消息要注意保护，每节课下课，她都要去看看彭可欣的状态，及时反馈给家长和学校教务处。碰到彭可欣迟到，来一两天又走，她不知道该如何做，这不符合学校的教学规则，但又做不到特殊照顾她，“这样，你让别的学生怎么想，他们学起来怎么办？”

彭可欣确诊抑郁症后，班里的另一个女孩表现出了意志消沉的状态，马老师赶快找她谈话。提到彭可欣，她感到惋惜又无措，家长只要保护一个小孩，但老师需要确保每个学生的健康。

彭可欣一直尝试回到学校，她和朋友们渐渐没了交集，她很想找回来。2020年5月，新冠疫情稍息，她又回到学校。买校服、准备课本、定早起的闹钟，兴奋地挨个儿通知了好朋友。

可是，一见面，高梓伊和她开了一个玩笑，“你怎么这么胖了？我不要和你玩了。”可欣赶紧把上衣下摆往下拉，遮住臀部，她不想让别人注意她因药物作用胖了近 20 斤的身体。

年末再回学校参加运动会时，朋友们形成了各自的小圈子，说话有了陌生感。她不愿意再去了，出门绕着学校走，生怕碰上同学。

彭可欣觉得，自己就像一条被塞进了漂流瓶里的鱼，看着朋友们的说笑，什么也听不到，而塞在瓶子里的自己，只能不断开合着嘴巴，随着海浪一点点飘远……

“她也有享受痛苦的权利，

我只需要在后面保护好她。”

距离女儿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已经过去了 8 个月，日历上记录下了女儿的病情：2020 年 2 月，一共有 11 个空心三角形；3月，14 个空心的，7 个实心的。

空心代表自伤，实心代表意欲跳楼行为。

此间，赵琳不断寻找治愈的方法，网络里没什么有用的信息，每个网页上都在强调家庭关系，她接受，但是，没有解决方案。

现在，重新休学在家的彭可欣，生活又回到了那个四平米的小房间。她有时会想找个男朋友来陪陪她，在抖音里找到同城的中学生，打了招呼，就不知道接下来该聊什么。

前几天，她与一个中性风的女孩子建立了联系，互相介绍完姓名后，没了下文，“感觉她身边的朋友很多，”她把对方的资料翻了个遍，有些失落，“我就不必要介入了吧。”

再一次，在她的小世界，又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幸运的是，母亲赵琳找到了一个可能。郁金香家长互助群，是全国最大的民间抗郁联盟公益组织，2015 年成立，在126 个城市有分会。在这里，赵琳发现了同伴——每个家庭的经历都多少有她与女儿的影子。

面对青少年抑郁症，郁金香鼓励并引导家长从自身的改变开始。读书会指导每一位家长先看见自己，再看见别人。

机构里的老师们告诉家长，要尊重孩子的情绪，不要一上来就给孩子下判断，要做到不建议、不理会（不担心）、不要求。因为家长们的焦虑会消耗孩子的能量。此外，互助群里还有一些正念、观呼吸等让家长们也保持情绪平静的课程。

学习了一个多月后， 赵琳慢慢变得会夸奖女儿了。可欣买了一大堆化妆品，在眼皮上抹上橙色，画出一条长长的眼线，涂了口红，在她面前晃悠，她就搂住女儿，夸她真好看。

半夜，女儿突然要求去医院吊针，她一口答应，但按照老师的办法，先稳住自己，慢慢整理出门的物品，拖延时间。果然，二十分钟后，女儿说太晚，要去睡觉了。

家里的刀不再藏起来了，看到女儿用刀划手，她不去抢，就坐在那儿，手指死抠着裤子边沿，也不让自己露出慌乱的神情。

等到结束，女儿放松了，她再去处理伤口，“我能做的只有这些，她也有享受痛苦的权利，我只需要在后面保护好她。”第二天，女儿也许还会告诉她自伤的原因。

“她懂怎么处理的。”赵琳清楚女儿不会乱来。近几个月以来，可欣已不再那么频繁地失控。

作为母亲，女儿的想法在掌握中，女儿的行为是在像外界呼救，但是，“无论怎样，能救一次未必能救下一次。”晚上，她们挤在小房间里看电影，她想，我们会慢慢变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