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ipedigree

4月24日晚，范新在社交平台上承认指控属实：“事情已经发生，已无法改写。”虽然他强调“这件事发生在一页创立之前，我已向当事人及公司同事都公开道歉”，但看来这既未能取得当事人原谅，也没能避免“一页”被牵连，最新的进展是“一页”宣布与他全面切割，范新彻底退出。

4月30日一早，宗城也公开致歉，“在过往的生活中，我曾经犯下过欺瞒、不忠、与他人在对话中缺乏边界感的行为”，并宣布“我将退出公共平台，退出豆瓣和播客席地而坐，暂停所有公共表达，在社会的监督下改正自己的言行”。

和他们不同，史航至今没有公开回应，让别人承受了这一波狙击火力。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不想让对方蹭到半毛钱流量罢了”，“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不然难道史航还能没有辩解能力？

对此，微博用户“燃烧的雾港水手”挖苦，史航“根本没一部独立的原创作品”，“他之前靠骂郭敬明大火，你让他真的导电影，可能还不如郭。他和郭的唯一区别是一个骚扰女人一个骚扰男人。”

事发后，不少人嘲讽文化界“贵圈真乱”，果然“巧言令色鲜矣仁”，那些“男性女权主义者”个个都是伪君子，人们对这样的反差尤感震惊：范新主持出版了不少女性主义书籍，宗城也一向都很女性主义视角，而史航还曾为林奕含那本《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撰写推荐语。

也是顺着这个思路，许多人进而认为，文化人之所以更容易如此，无非是他们善于为自己的行为进行粉饰、狡辩，因而要杜绝这种行为的发生，除了受害者勇于站出来发声、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最关键点应当是厉行道德约束——宗城在公开致歉时都承认了，自己“犯错”是“因为侥幸心理、对于自我道德的缺乏约束”。

这样能肃清性骚扰现象吗？我怀疑是不能的。看起来相当吊诡的是：这种严格的道德观，很可能恰恰是性骚扰的社会根源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实际上有一种特殊的双重道德观：它是既严格，又放纵的。

一位女性朋友曾向我解释她何以单身至今：她从小家教极严，别说是“早恋”，就连有男生打电话给她，父母都要盘问半天；等到她终于名校毕业、忙于工作，父母就开始越来越不含蓄地催促她“尽快找个对象”，到她年过三十，更是急得不行，竟然勒令她晚上23点之前不许回家，必须在外“多交朋友”。

她说到这里啼笑皆非：“人又不是松紧带，要紧就紧，要松就松，他们怎么就不明白呢？”

在这样的封建旧家长专制下，一个人即便从小品学兼优，但他的遵规守纪其实源于他律，因为家长给他许诺的是：“吃得苦中苦”是暂时的，甚至不用你成为“人上人”，只是成人之后，原先那套清规戒律就可以完全不用遵守了，甚至你选择继续遵守他们反而会逼迫你放弃遵守。你的选择是无所谓的，他们的选择就是一切，他们只要你听他们的，乖乖听他们的，他们老了继续纠缠着你，你也得听他们的，仅仅因为你是他们生的。

对于某些本来就不服管束的男生来说，教训就更明显了：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钱财和女人在此都被视为成功道路尽头的战利品，克制当下的欲望正是为了将来可以放纵，那终于有机会放纵时，为什么还要克制？也难怪常有人感叹“男人有钱就变坏”，确切地说，“不是不坏，时候未到”罢了，几年前，衡水中学的张锡锋同学还没考上大学呢，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大城市“拱白菜”。能“拱白菜”的土猪，注定是少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吃苦大赛”只是一场骗局而已。

弗洛伊德曾说，文明人通过社会制约来压抑自身欲望，其实是一种“阉割”，在他那里人的正当的生物性是野蛮的。如果真的是像他说的那样，在东亚文化里，这种对人正当动物性的敌视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很难想象一个民族一边高喊着“保护野生动物”，一边又把那些所谓的“小人”“歹人”说成是“禽兽不如”，高喊着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人上人规定的）道德”，所以人要压抑自己。东亚文化对人正当的生物性的敌视背后的原因非常简单，人是没法克服自己的本能的，任何人都不能，但是“人上人”可以瞒着“人下人”实现他们的本能，还能反过来禁止“人下人”实现他们的本能，如果“人下人”确实有生孩子的意愿，对不起，你得按照“人上人”说的“明媒正娶”进行，否则你就是不道德的，只是如今新闻传媒发达了，“人上人”的龌蹉逐渐为大众熟知——张继科的赌瘾、陈冠希的艳照、吴亦凡的“选妃”，无一不是在展示人上人有多么龌龊不堪，而性骚扰只不过是一种低烈度的反复释放形式，那些羡慕“人上人”却没有能力成为“人上人”的“人下人”，效仿这种低烈度的释放形式，发泄到和他们一样卑微的人身上。

当然，肯定会有人说：“压抑就可以赌博、淫乱、性骚扰啊？那么多人可也没这么做。”这些罪孽当然是事实，没有人能以“社会压抑”来为自己杀人脱罪，我只是提出一个解释：当下社会出现的一些病态人格，正是道德压抑的逻辑结果。

如果这本来就是问题的根源，那么指望它解决问题，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了。然而，当下的现实是：这种强烈的道德洁癖，近些年来还愈演愈烈了，带来了一种更为压抑的社会文化氛围。

影视剧作为一种通俗文化形式，有助于我们把握社会心态的变动。在近期上映的糖水剧《归路》中，男女主角长久地深爱彼此，由于是异地恋，一周能见一次就不错了，终于重逢了，两人躺在一张床上，愉快深情地谈到婚事。等女主角睡着了，你猜男主角去干嘛了？他半夜爬起来，去车库拆她的车。

我一位女性朋友说：“看到这里，我实在不能理解，失而复得的爱侣，他是怎么做到半夜连人都不要，非要去拆车的？就这样，他还誓言：我很想很想你。”

在我看来，不管编剧是否有意腹黑，这一幕的合理解释是：这是性压抑——他要不去拆车，就想要做坏事了。按照纯爱剧的道德观，绝对不能提前滚床单，但一腔精力又无处发泄，所以他必须只能去拆车，把自己的性冲动发泄在车子身上。

恪守底线还不止这一处，两个人一起去旅行，谈到结婚，男生说你答应结婚，晚上我们就睡一张床，不答应，就分开住。女生很开心，说订的大床房。结果晚上男生连床都没睡。说是热恋情侣，连牵手都不多，在街头亲吻，还得说“只此一次”。他们恋爱的进度哪里像三十多岁的成年人？倒不如说像高中生。

在好评如潮的另一部剧《爱情而已》里，两人4分多钟的滚床单，播放版本被剪到只剩30秒。既然现在恨不得年轻人赶紧都去结婚生子，为什么还要删减这些？无欲无求还生什么孩子？奈何这就是个假正经的时代。

性压抑和性骚扰，实际上是社会表征的一体两面。“道德净化”的努力，会激起社会的复杂反应：一些人要么被迫要么被洗脑遵守礼法，另一些人“瞒天过海”在这种压抑中找寻着偷尝禁忌的兴奋感。人类学家 Morris Desmond 曾说，如果有一种文化把耳朵视为性器官而遮掩起来，那么耳朵也会激发很多人想要偷看。只是他没有提到，有的人能随便“偷看”，有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偷看”，甚至只能被“偷看”。

之所以说道德净化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有一个原因：这种礼法的外在道德约束，特别是来自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强制性约束，它只符合上位者的利益，不基于对女性的真正尊重，也不可能尊重大部分男性。相反，在这一权力秩序中，女性的意愿多多少少是被忽视的，根据一种有毒的“男性气概”理解，女性被戏弄、被冒犯后的反应，甚至被视为一种乐趣。“人上人”对这种乐趣已经感到厌倦，而效仿他们的“人下人”被当成了靶子，用以攻击那些不屑于效仿他们的人。于是到头来越是强调“道德净化”，“人下人”就越是被压抑，“人上人”就越是能坐壁上观。

这就是我们当下的现状：社会道德观越是严格、刻板，女性就越得不到尊重，“人上人”就越是能瞒着公众欺侮普通女性，还要搬出那些效法他们的“人下人”男性，假装说所有男性都是如此的龌龊，反正煽动起了群情又伤不到他们，伤的只有普通的底层男女罢了。“人下人”越是执着于道德净化，他们就越是不能保障他们自己的利益，毕竟道德是“人上人”定的。

这当然需要刷新社会道德观，用“人下人”的道德取代“人上人”的道德，但仅仅靠道德谴责是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因为当下的性骚扰远不只是少数人一时的道德不检点，而是整个社会的冰山一角，不是社会这座大冰山本身。如果我们只是盯着那些“不道德”的行为打压，而不去反思“道德”本身，以至于批判到到再造个新的，这个社会就只会继续压抑下去，越来越压抑，我们的道德谴责本身也成为了社会压抑的一部分。

至于那种认为“社会风气败坏”的观点，就更背道而驰了，因为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人们道德腐化了——道德是评判是非的工具而已，它只关心对错，不关心“是什么”，社会在发展变化，旧的道德是非观未必适应新的社会，让发展后的社会去适应旧的道德观念，只会带来社会的倒退，这都不用去研究历史，看看隔壁那些宗教势力上台的邻国，社会基本面是不是在往封建社会倒退？

要真正改变这一点，就得消灭旧道德赖以存在的土壤。现如今这套严格、刻板的社会道德只符合“人上人”的利益，“人下人”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符合他们利益的道德，如果“人上人”要反对他们，他们就应该连“人上人”一道反对。

我看新闻评论区说“看动物世界连狮子都知道在艰难的旱季自动停止繁殖”，说“建议建议多生的专家多生”，但其实，这位专家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催生本身，而在于这背后的思维逻辑。

\n\n好家伙，别的专家催生，多少都还扯上经济啊、国家啊、复兴啊作为由头，多少还讲点武德。

可这位专家倒好，直接摊牌了，把孩子当成了消费品，而且还是长周期的消费品，耐用的消费品。

装得懒得装了，直接扒掉了最后一块遮羞布，露出了最丑陋的底色。

现在，我们就是人口红利，是耗材，以后我们还没生出来的后代又成了消费品？反正我们从来就不是个“人”，就没被当成“人”对待过。

不是说母爱无私、父爱如山吗？怎么父母在打算生孩子的时候，期待的不是生命的延续，而满脑子盘算的都是马上就有了长周期的耐用消费品吗？

这太荒谬了！荒谬但也真实。

从经济学角度，人可以是经济意义上的资源。但是，就算非要说孩子是什么“品”，那也早已不是什么“长周期的耐用消费品”，而是“长周期的不耐用消耗品”。

可能在陈专家那一辈人小时候，一家子兄弟姐妹好多人，父母为生活疲于奔命，根本无暇顾及那么多，给孩子的关爱无非是不挨冻不挨饿，稀里糊涂把孩子就拉扯大了。

而在我们祖父母那一辈，一生就是六七个，大的带小的，有病能忍就忍，上学就更不敢想。就连能不能活着长大，都全凭个人造化。说句不好听的，他们受到的重视，还不如如今养猪场里的猪崽。

但只要他们长大了，就是劳动力，能种地能打工能挣钱。只要保证孩子不死掉，换来的就是一辈子的饭票、房票和护工票。

这种方式养大的孩子，就是传统的“长周期的耐用消费品”。如果你还没有直观感受，去问问董志民，孩子是不是“长周期的耐用消费品”，他最有发言权。

他从老二开始，一年生一个，一直生了八个；没打掉孩子，他感觉骄傲无比；他给孩子起的名字都是金山、银山。

他说：“我就不信，咱八个孩子，能不出一个有点本事的吗？”

他说：“我一个孩子就算挣4000，这8个孩子一个月也挣不少钱。”

他说：“这（孩子）是我最大的彩礼。”

到了现在，孩子已经不是“长周期的耐用消耗品”了，成了“长周期的不耐用消耗品”，他们小的时候是父母的“碎钞机”“吞金兽”，是投入了更多资源尽心打造设计，目的在于提高资产价值的“保值品”。想想今天的孩子参加的这个课外班，那个课外班，哪个不是学费高昂，哪个不是为了让他能增值？孩子的身体健康在这个过程中被完全破坏了，各个都身患各种疾病，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这还怎么“耐用”？

在他们的父母和老师看来，他们只要没完全按照父母和老师的设计实现某些功能，就会被父母判定“贬值”，甚至直接“报废”。仅仅在3月的天津一周时间内就有七个“长周期的不耐用消耗品”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他们在生前曾忍受多大的屈辱又有谁能理解？难道只是因为他们心理“脆弱”？呵呵，他们果然只是你们眼中的“不耐用消耗品”。

他们的加工过程尚且如此，长大以后更体现了什么叫“长周期的不耐用消耗品”。

等他们长大了，他们是父母的“提款机”，是父母交的“养老保险”，更是生产出更多“长周期消费品”的“实用工具”。可是他们自己呢？还不到30岁就猝死；还不到40岁就高血压糖尿病，身体健康本来就已经在“加工工程”中就被摧毁了，想要让生产出更多“长周期耐用消耗品”也难。更别提他们工作还很有可能不稳定，35岁就得面临下岗。

总之就不是人，只是父母的“物品”。既然只是父母的“物品”，那物品就不应该有什么“自己的想法”，有了“自己的想法”，岂不是要发生“智械危机”了？恐怕天门山那四个自杀的年轻人就是不甘心承受这种不被当作人的境遇，宁可用自杀来证明自己还是一个活人。

这个不知道从哪个历史的犄角旮旯里崩出来的老古董，却揭示了中国家庭落后却真实的观念，把“孩子”当“物品”，把“孩子”不当成“人”看待。甚至到了这个时代也是如此。

只是，把人当人看，本来只应是这个时代最基本的价值观，但现在，它却又成为了一种奢侈的认知。这是为什么呢？\n\n谁知道呢，我们只知道现在这个消费社会，消费品太多了，生产过剩太严重了，如果我们这些已经长大的孩子尚且不能被当成人对待，那我们也就没必要再生什么“消费品”，继续扩大生产过剩了。

改编自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95089411/answer/2980225497“

我们为什么会因为父母催婚而感到焦虑？

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可以换个角度，陌生人催我们婚我们会焦虑吗？普通朋友催我们结婚我们会焦虑吗？我估计大家在面对其他人催我们结婚的时候要么会觉得这人多管闲事，要么会理解朋友的关心，总之无论我们会产生怎么样的情绪，总之很难因为其他人催婚而感到焦虑。为什么父母就要和其他人不一样了呢？

为什么父母就要和其他人不一样了呢？这个问题看似很简单，仿佛只是因为父母生了我们，把我们喂大了这么简单。可仔细一想，却又有些问题，仅仅因为他们把我们养育大，所以我们就会因为他们催我们结婚我们就焦虑吗？推展一点，为什么父母做的一些事就会这么让我们焦虑呢？而焦虑情绪，实际上接近恐惧情绪，那么再换一种说法，为什么父母做一些事情我们会感到害怕？

我们作为生物的本能是对那些能威胁到生命安全的东西感到害怕，而我们作为人再高级一点，我们有什么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倘若出现了什么不稳定因素有可能让我们的事情做不成，而这个不稳定因素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冒出来，我们也会感到害怕。前者是一种本能的恐惧，后者是一种对未知的恐惧。而我们在面对父母时其实存在这两种恐惧。前者的恐惧深深埋于我们幼年时期，那时候的父母可有能力随时杀掉我们，更早些婴幼儿时期，我们更是连把食物送进嘴里吞咽都没有能力自己做主。在这种情况下的我们是那么弱小，那么无助，那么可怜，如果养育者稍微粗心一点，就会在我们幼小的内心深处埋下恐惧的阴影。很不幸的是，如今中国的父母对养育孩子严重缺乏耐心，更缺乏专业知识，他们最多只能保证我们幼小的肉身不饿死，保证不了更多。更糟糕的是，他们还试图利用我们这种弱小来使得我们更听他们的话，更服从他们，这种种操作在我们幼小的内心中深深埋下了对他们的恐惧，尽管我们的力量已经足够打败他们，但不去正视这种恐惧，不更新我们对父母的认知，我们就会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焦虑。

为此我们要做的是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和父母？不完全是这样，我们的认知里包含的不全是理性认识，理性认识能比较容易地从书本中获得，但决定我们情绪好坏的更多是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没有办法从书本上充分得到，只能在与真实事物的接触中逐渐形成。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去违抗父母的命令，还是把他们当成我们幼年时期那么可怕的存在而不去反抗他们的命令，我们就会一直害怕他们，所以如何应对催婚带来的焦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主动反抗自己的父母，主动坚持自己的选择，在一开始我们会比完全被动，完全保持沉默时要承受更多的精神痛苦和压力，但只要他们拿不出什么暴力性的手段对付我们，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将不会再害怕他们半分。

越反抗越焦虑？

有人说，我越反抗越焦虑，越抑郁怎么办？这种情况属于没有搞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反抗他们，依然按照他们灌输的思维逻辑去思考问题，我们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个人利益，自然也应该有自己的思考方式。

我们还需要在理性认识上与父母灌输的那套区别开来。为此，可以学习课题分离。

课题分离是阿德勒心理学的重要概念。一件事情后果谁承担，就是谁的课题，他人无权干涉。这句话记在心里就好了，不要说给父母听，也不要争辩，你辩不过他们不是因为你的逻辑是否合理，而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听你的反对意见，所以就会拿出家长权威来逼迫你服从。但是他们再怎么催，怎么闹，并不会找个随便找个人把你俩捆在床上，就算结婚了。现在他们催，你就抑郁，你的情绪并不是他们催出来的，情绪直接来自于你对他们催婚行为的反应和解读。他们催，你肯定反抗，并且生气，多次反抗，父母依然固执，就成了抑郁。你的抑郁来自于你认为父母能听你的，并且你也希望父母听你的，而事实却是父母不会听你的，他们只希望你服从，你的任何不服从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他们只能看到你在反抗他们，仅此而已。如果你坚持认为父母仍然有可能被你说服，那么你的认识就与客观事实不符合，然后你越是尝试与他们辩论，他们就越是不听你的，你的认识就和客观事实越远，你也就越抑郁。你首先需要改变你自己对他们的认识，让这个认识更符合客观事实一些。

先改变反应，因为要认清他们的本质需要一个过程，他们的催婚却不会在我们认清他们的过程中停止。先记住一些可行的做法，避免进一步刺激到他们，反过来伤害到我们自己：他们催，你都说好好好，不要反抗和争辩，采用油盐不进的策略，采用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他们安排相亲，你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就说没时间，注意，不管怎么应对，不要往心里去，多去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别把注意力总集中在他们那里。

重点是改变我们对自己是否结婚这一判断的解读，和对他们催婚行为的解读。不要按照他们说的“天理人伦”等道德绑架来解读，根据客观事实来。

结不结婚，跟谁结婚，这些事的后果都只是你承担，这就是你自己的事，父母不应该有权力干涉。他们从你的婚姻中获得的抱孙子的快感，以及晚年养老的着落都是只是他们的好处，你因为结婚带来的风险，他们可不会帮你承担多少，他们尽可能把责任全推给你，说你没有（完全）听他们的，所以遇人不淑，可你听他们到什么程度才算听呢？这个程度没有上限，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点来搞“双重标准”，你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占理。你想要明白这一点。

催婚背后的“黑深残”

父母的催婚行为，翻译过来，是一件很糟糕的事，他们的本质动机是这样：为了不让我们老两口为晚年而焦虑，你快点结婚。再进一步翻译，你赶紧做一件后果由你自己承担的事，来让我们当父母的开心，坏处全是你的，好处我们却能分享。

明白了吧，如果你看清了这一点，你会生气，但绝对不会抑郁。

父母的心理，有点古代得宠的妃子闹皇上的意思：你赶紧来个烽火戏诸侯让臣妾开心一下吧，什么？因此皇上会丢了江山吗？你这皇上真不懂事，哪能光想着自己的江山，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自私，现在哪家皇上不在烽火戏诸侯，这才是皇生的意义，否则，你光打江山，打下那一大片，一个诸侯你都不戏，那些江山有什么用？等你老了，多少江山，都不如烽火戏诸侯带给你的回忆有意思，这就是一种乐趣，万一臣妾身体不好，先走一步，留下皇上一直没能点燃那烽火，臣妾每每想到此处，心如刀割，趁着臣妾身体还行，帮皇上带带那些小诸侯，皇上也松批阅奏折，耽误不了皇上多少时间。要不下午，随臣妾前往禁卫军中，选那一位理想士兵，皇上只管跟去看看，要是看上中意之人，点燃烽火的计划就算推上日程了，其他事皇上都不用管，臣妾定会安排妥当。我这都是为了皇上好……妃子只管自己开心，却不顾及皇上会损失什么，是否会因为不理朝政而被大臣架空，是否因为农民起义丢了江山，沦为阶下囚。古时候的帝王有能力处死那些魅惑他的妃子，如今的子女也有能力反抗那些欺骗他的父母，别真拿你父母太当回事，在这个社会上他们同样什么也不是。

父母有太多表面上看，是为了孩子好，但真实动机，甚至他们自己也意识不到的真实动机——“老无所依”的焦虑本质上只是他们不愿意降低晚年生活标准的焦虑。他们只是觉得很焦虑，所以就这么做了。他们的焦虑情绪也同样来源于他们对我们不婚不育行为的判断。在他们的价值观中，孩子如果不结婚，不给他们孙子抱，就是不符合“天理人伦”的。他们要让我们做符合他们价值观的事情，来消解他们的“心头之恨”。而他们的父母也是这么要求他们的，他们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这么稀里糊涂的一代一代传承至今，到了我们这代我们学习了科学知识，看清了他们的虚伪。

孩子自己的选择重要，还是父母的目的重要，显然，在催婚催生的父母心中，自己的目的大于孩子的选择，只是这个价值排序，他们完全意识不到，他们只会在让我们服从他们的人生安排时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就像调皮的小孩，他来抢你手里的饼干，还会说一个非常好的理由，比如，我不是为了吃饼干，我是怕你一个人吃没意思。他们的目的大于我们的自己做出的选择，我们要做出符合我们自己意愿的选择就不得不否定他们的目的，反抗他们。

父母替子女着想？

看到这里，一定会有读者，尤其是上了年纪的父母读者，站出来反对，说这些都是胡说，父母哪一件事不是替子女着想？一看就没当过父母。

以前我不敢说父母的相关话题，因为我自己不是父母，现在我敢说父母的相关话题了，因为我也做了父母。我观察自己的行为，背后依然符合上面说的逻辑，表面上看，我要求孩子做这个，做那个，是为了孩子好，但我常常意识不到，推动我张嘴要求孩子的隐秘动机，是他不按我说的做，我会焦虑。

我会认为那样孩子长大就完了，可能出现各种我推断出来的问题。比如最近我家小孩喜欢说一亿，一亿个奥特曼，一亿个爸爸。我就担心这孩子是不是满嘴跑火车，就试图纠正他。

有天我想起来马斯克的那些计划，给你叨叨一遍，你看是不是各个都像神经病：

他说，我要成立公司，发射火箭，用完的火箭筒我还能收回来，洗洗接着用，你说到时候是不是比宇航局那帮人整的一次性火箭省老钱了？他说，我们要向火星移民，为了调教火星大气，咱们运100个核弹，把火星北极给他炸了，用不了多久，火星就有空气了，咱们过去住着舒服。他说，我办个公司，挖隧道，现在堵车太烦人，都趴在地面上等着红绿灯，这是在二维平面上闹心，我要挖一大堆隧道，汽车都在里面跑，三维立体交通，再也不堵车。他说，现在这宇航局弱爆了，发个火箭那么费劲，一次只能送上天几颗卫星，我要发明一种方法，一次送上去好几百个卫星，发他1.2万颗卫星，把地球包上，下回咱俩进沙漠​玩就不用担心没信号了。​

这些听起来是不是都像满嘴跑火车的神经病，但是马斯克都在实施。

很多父母都是井底之蛙，他们只能看见自己生活中的一小块空间，和这一小块空间里发生的事，如果有一天，他们生了小青蛙，小青蛙告诉父母，说自己要挖一个800米的大池塘，让所有青蛙都在里面玩耍，父母一定会说，别瞎说，傻孩子，世界一共也就井底这么大点地方，哪来的800米？？

别让父母指导你的人生，否则那就是一种倒退，一种复制，一种让年轻人按照老年人的方式重活一遍，换言之就是拒绝进步，因循守旧，就好比放了一辈子羊，却要求子女也只能放羊；种了一辈子地，却要求子女不能离开山村；在基层的小单位干了一辈子，死气沉沉的，到头来却要求子女也进这种单位。

婚可以结，孩子也可以生，但有个前提，这些应该是年轻人思考清楚后做出的选择，而非父母的催促和干涉。

没有人比你更懂你自己，没有比你更了解你自己的真实需求。

何为情绪操控

百度百科中这样描写：情绪操控 emotional manipulation 是一种心理虐待，是一种软暴力形式，以感情作为武器，操控别人的行为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佐治·K·西蒙博士，美国阿肯色州心理协会曾经的主席，也是国际公认、人格问题专家，同时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福克斯新闻网的特邀心理学家。他在自己所著的《当爱变成了情感操纵》 一书中提出了隐形-攻击性人格的概念。而该书也被12个国家引进，连续15年获得线上线下销售活跃榜。

丽莎·阿伦森·方特斯在《情感操纵：为什么伤害我们的都是最亲近的人》一书中也深入探讨了为什么那些越是和我们关系亲近的人，越会以爱之名操纵你。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言论：“我为你付出那么多，你为何这样对我”，这样批判性的言论（实则“道德绑架”）犹如一把利剑深深刺伤爱人的心，让我们自我怀疑，产生负罪感。这种“负罪感”在情绪表达上接近“恐惧”。父母道德绑架我们，我们为此感到恐惧。

在《囧妈》这部影片中，徐伊万的母亲卢小花，无时无刻不在展示着这种控制欲。其中的场景让大家捧腹大笑之后更感叹，和我妈太像了！影片中妈妈将儿子的作息规划到了极致，儿子几点该喝水，喝什么水，几点该排尿，要吃几斤小番茄，吃几块肉，穿什么衣服，什么时候起来；这些事情她要规划。儿子应该和什么样的人谈恋爱共度一生，她要规划。儿子应该用什么样的语气和老婆沟通，什么时候生孩子，这些她都要规划。最终把儿子逼得实在受不了了，积压的情绪终于在车上爆发，母子两大吵一架。

情绪操控会发生在什么样的关系中？

根据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发现，越是亲近的关系，越容易发生情感操纵。它发生在父母与子女之间，爱人之间，亲近的友人之间，兄弟姐妹之间。

比如朋友关系中：你的好朋友会说“我这次考试就考你了啊哥们儿，那试卷你就让我瞄一下”。或者是“兄弟你看这次打比赛我给你长脸了吧，你要怎么回报我啊？上回说的事儿怎么样”？与这样的损友长期交往而没有察觉，不自觉就会被对方带偏，失去自我判断。

比如夫妻关系中：丈夫长期贬低妻子的能力，你穿一件衣服他会吐槽，你品味不佳，让你穿他喜欢的长裙，留长发；当处理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时，妻子还没有来得及表现，丈夫抢先说“这样做，那样做巴拉巴拉吧”，妻子说“我想去健身房锻炼一下”，老公却说你看那些锻炼的跑的腿那么粗，你没事儿走走就好，别像他们一样健身房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什么人都有。妻子在对丈夫的言听计从中失去了自我思考的能力。长期下来，人格退化，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圈和社会能力。变得离开了老公就什么都不会了。

比如亲子关系中：家长长期对孩子施加言语暴力：“你怎么可以吃垃圾食品？吃垃圾食品对身体不健康，我这都是为你好”！或者“你这次考试成绩不好，妈妈很伤心”。这些看似在关爱的行为都是在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对方，看似是“为对方好”（仅仅从物质角度思考勉强成立），其实向子女展示的情绪都是负面情绪，其结果只是让子女感到恐惧而不得不服从，他们最终只是满足了自己控制子女的权力欲望。子女因为恐惧而不得不听从父母的安排，长此以往他们就会在对父母的言听计从中失去自我判断的能力，最终变成所谓的“巨婴”“妈宝男（女）”，失去了主见，离开父母就不知道该干些什么。

以上这些看似无关痛痒，为你好，替你着想的言论，其实都是情绪操控的一部分。那些看似无关痛痒的话，总在暗示着说话者想要达到的目的或者对我们的要求，而我们总潜移默化的按照他人的想法去做。

情绪操控给我们带来的伤害

情绪操控离我们这么近，而被操控的我们生活和心理上又会有哪些变化呢？

教育和成长：通过观察不同的家庭教育和成长经历，我们会发现，那些小时候就被父母情绪操控的孩子，他们普遍会缺乏主见，在面对关键事情的选择时，习惯了父母给他做出决定，并且由于父母的“言传身教”生活中也形成了不够坚定和更易推诿的情况。“这个决定是根据你的意思做得，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也很无奈，但是责任的核心不在我”。并且他们容易被父母的教育方式影响，而在生活中扮演那个“操纵者”，通过将父母的这种行为施加到别人身上来获取自己想要的目的。

夫妻关系：社会学家发现夫妻关系中，长期存在情感操纵，是夫妻关系出现裂痕的一大因素。操控者往往会处于婚姻关系中比较强势的一方，而被操控者随着自己的三观、行为被对方改变，逐渐在婚姻中丧失领地、丢失话语权、丧失独立判断事物的冷静头脑。最终导致两人的不平衡。而那些没有远离父母的丈夫或妻子，很容易在父母时失去主见，事事都更听父母而不是伴侣的，哪怕是父母提出的对伴侣不利的要求，在他们那里，仿佛伴侣才是婚姻关系中的第三者。

朋友关系：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一段良好友谊的建立，是双方思想上的碰撞、生活上的感知。而朋友关系中若出现情绪操控的现象，弱势的一方，很容易在一如既往的付出中，突然发现问题导致关系破裂。比如那个大家都听过的“一个鸡蛋的故事”，ABC三个小伙伴，A每天都把自己的鸡蛋给B，突然有一天给C了，B接受不了，A更加委屈。

而现在更有些人将情绪操控的方式写成书，应用在恋爱相亲交友上，也就是臭名昭著的 PUA 学。该学说原本是用来帮助不善言谈的人去交朋友，后来发展的可怕之处就是，这套学说成为了心理学的“黑色魔法书”，被操控者往往很难逃脱魔掌。今日说法就曾经对此进行过专题报导，被操控者男性女性都有，有的因此负债，有的因此卖方，有的和家人决裂，生活痛苦不堪。

识别自己是否是“情绪操控”的受害者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常见的情绪操控行为和他们会说什么话：

1.贬低你，抨击你的看法，比如他们会说你的看法幼稚可笑，他们的看法更好一些，以借此让你听他的，而不是给出对比性的方案，让你自己做决定； 2.对你的劳动成果吹毛求疵，比如你做了一道菜他会点评，盐放多了一点，火候欠缺，但自己可能都不会做，而不是给予赞赏鼓励下次做得更好； 3.拒绝和你沟通，比如当你没有按照他的想法做事，拒绝和你沟通，采用冷暴力让你产生内疚情绪； 4. 讽刺、挖苦、泼凉水，比如社交场合你受到了大家的夸赞，他会以一种讽刺的语气说“哟看不出来你还挺受欢迎得嘛”！让原本欢乐的氛围瞬间尴尬，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5. 极度情绪化，比如你们相处的过程中，你需要注意自己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随时观察他的情绪，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什么话，或者一个眼神就导致对方暴怒。而每次生气争执也毫无沟通。情绪来得快走得快； 6. 控制、支配你，让你孤立，比如他会不断告诉你什么能做，怎么做，什么不能做，走哪条路，吃什么饭，穿什么衣服，所有一切都按照他的想法来。当你有了新朋友新爱好的时候不是开心而是怀疑，打击； 7. 威胁，用自残等方式迫使你心软，做出某些决定，比如“你不考大学妈妈就不活了！”“你不结婚妈妈就不活了！”“你不爱我我就不活了！”这些可怕的言语和行为等。

通过上述例子我们会发现一个共性：情绪控制之所以发生在亲近关系中，是因为这些亲近关系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不能轻易放弃，比如父母在我们没有能力独立生活的时候，提供了我们的生活来源，能合得来的好朋友或爱恋的对象很难重新找到一个。有的时候，我们为了维系这段关系，就会做出一些取舍，会过分在乎对方的感受，怕对方伤心，以至于失去这段关系，而选择临时放下底线，以满足对方的要求。对方利用了我们这种不愿意轻易放弃的心理，以关系为要挟不断逼迫我们听从他们的安排。如果我们长期选择放弃底线，就等于失去了预设的底线，然后渐渐在不断满足对方要求中迷失自己。

总结

在心理层面上，情绪控制借助了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共情心理，关爱心理，社会认同心理等多种心理；在关系层面上，情绪控制者利用了我们对关系的重视，而不断拿关系来要挟我们；在社会层面上，家庭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成为了国家的细胞，家庭中的父母对子女的情绪操控，是父母控制子女的手段，如此一代一代则支撑了旧的社会秩序。施加情绪控制的人，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都是可悲且可耻的，而被情绪控制的人如果没有机会改变生活提升认知，将长期被情绪操控者操控，以至于成为操控者的“工具”；而被操控者，如果有机会在生活的改变和认知的成长中，识破操控者的把戏，走出操控者预设的布局，结识那些真心伙伴而不是下一个情绪操控者，他就能逐步发现自己的需求，并在发展新的关系的过程中逐渐改变自己被操控者操控的行为模式。操控者并不会坐视被操控者离开他们，他们会在被操控者离开前，变本加厉地进行情绪操控，如果被操控者真的坚持不下来，就会继续困在情绪操控的牢笼里，永世不得翻身。

不管是什么样的亲近关系，一段好的感情，仿佛阳光雨露，春风佛面，它是让人感到舒适又不可或缺的。而一段坏的关系，则令人感到不适，居于弱势的一方，明明已经充分感受到了强势一方的恶意，却又不敢否定这段关系，他们会在这段关系里得到很少，失去很多，最终甚至失去自我。

不要做情绪操控者，要反抗他们；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不要成为下一个情绪操控者。

贾黛爱情悲剧的必然性

《红楼梦》以封建贵族青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线索，通过贾、薛等家族由兴到衰的发展历史，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十八世纪中叶广阔的社会现实，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社会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本质，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

作为男女主角的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在故事中具有独特性，具有同以往中国古代社会的爱情故事不同的内涵。比起《孔雀东南飞》里的焦仲卿和刘兰芝，《长恨歌》里的唐明皇和杨贵妃这些发生在封建婚姻内部的爱情悲剧，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有突破衰朽的封建主义，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因素。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对封建主义的血泪控诉，也是对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想的反映和追求。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令人惋惜，但却不可避免，因为贾府这座深宅大院，整个封建制度这个上层建筑，不会给追求自由恋爱的贾、黛任何生存空间。无论面对“老太太”，还是面对贾政，以及其他长辈，他们始终都只是大家族用来政治联姻的筹码，无论这些家族长辈平日里如何“善待”他们，只要他们背叛家族“义务”，他们就会被残酷打压，乃至走向死亡。贾宝玉和林黛玉要追求自由与爱情就需要跳出贾府，但自始至终他们都没有踏上这条跳出贾府包围圈的道路。

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无能导致的，更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必然结局——明末清初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但还不够充分；与此同时，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皇权制度为代表的封建上层建筑却早已被加固得过于完善，抑制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面对帝制的压迫，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工商业受到了严重限制，新兴工商业并不能为“贾宝玉、林黛玉”提供足够多的生存机会（或者说“就业岗位”）。工商业未能给贾、林机会，传统的小农社会也未必能给。明末清初，连年的土地兼并让无数小农破产，贾宝玉、林黛玉的长辈们连田阡陌，占据了几乎所有可耕地，不仅让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小农阶级揭竿而起，而断绝了贾宝玉和林黛玉像《天仙配》里的董永、七仙女那样以男耕女织的方式生存下去的希望➀。

➀关于此处的历史背景与曹雪芹的生平不符合的问题，笔者倾向于认为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第一原作者，并且部分赞同《红楼梦》中包含“悼明”内容。

贾、黛的爱情悲剧和人生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而处在这个悲剧中的作者曹雪芹也无法找到结束这种悲剧的方法，于是他只能感慨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用他的笔书写着封建大家族必然灭亡的悲剧的同时，也只能如贾宝玉一般郁郁而终。

《红楼梦》在中国社会走向工业化过程中的时代内涵

关于《红楼梦》最早版本如何成书目前学界仍有争议，但在清朝《红楼梦》，就曾经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了三十年，被人们视为珍品。“当时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价，得金数十，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程刻《红楼梦》程伟元序）及用活字印刷出版后，立即流行南北。

据清代一些文人笔记的零星记载，《红楼梦》当时已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京师流传的竹枝词说：“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在谈论时，有时因双方争执不下，“遂相龃龉，几挥老拳”。民间戏曲、弹词演出《红楼梦》时，观众为之“感叹欷，声泪俱下”（梁恭辰《劝戒四录》）。甚至有人读了《红楼梦》，由于酷爱书中人物以至痴狂（见《三借庐赘谈》《庸床斋笔记》等书）。

到了清末民初，文人墨客对《红楼梦》的赏析和研究更是形成了“红学”，到了建国后，红学依旧在发展，更是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工具研究红学的流派。《红楼梦》在国内获得了很大关注的同时，也走向了海外，被翻译成了英、日、法、德、西等多种语言。不仅知识分子对《红楼梦》抱有很大兴趣，普通市民对《红楼梦》及其衍生作品也抱有很大热情，自清代以来，由《红楼梦》改编的戏剧数不胜数，清代较为流行的红楼戏有仲振奎的《红楼梦传奇》与吴镐的《红楼梦散套》。民国时演出的红楼戏有二十多种,如《黛玉葬花》《红楼二尤》等。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民国红楼戏曲的传播一度出现兴盛局面,南方以上海为中心,北方以北京为中心。有学者曾对当时北京上演红楼戏的频率作了统计,发现在300天内,在不同地点竟上演红楼戏91次,平均每10天演3次。建国后也有越剧《红楼梦》等改编作品1。而到了中国电视剧制作水平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的20世纪80年代，一部《红楼梦》改编的电视剧（现多称“87版《红楼梦》”）更是把《红楼》故事推向了更广阔的刚刚普及电视媒体的农村地区。

《红楼梦》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能广泛传播的原因，除了其本身过硬的文学素质外，也和二十世纪的中国本身的社会发展有关。二十世纪的中国，虽然可以明显地划分成晚清、北洋、蒋政府、新中国、“改革开放”等五个阶段，各个阶段的阶级统治都有区别，且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劳动人民也曾一度掌权，但是总体上而言，二十世纪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还比较低。

在晚清民国时期，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以及军阀混战导致的长年战乱，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十分缓慢，且难以深入内陆；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彻底废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代表的封建生产资料所有制，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但工业化由沿海向内地发展需要一个过程，小农经济仍然广泛存在于内陆不发达地区。后由于走资派上台，为了维护他们的合法性，他们给了小农更多利益，让小农经济在短期内更加稳固；同时又在城市大量恢复个体工商业。在社会生活领域，他们也加强了家庭的作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肯定了小农经济的正当性，也加强了家庭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他们扩大小资产阶级的队伍，加固了走资的群众基础。为了进一步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他们大幅度宣扬民族主义思想，顺带也将封建糟粕当作“民族瑰宝”而重新树立成典范。小生产与封建残余思想相结合，旧家庭的对子女的限制作用重新得到充分发挥。

整个工业化水平还不够的二十世纪的中国，中国人民，除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曾像《小二黑结婚》中的男女主角小二黑、小芹那样真正享有自由恋爱的权利外，在帝国主义、旧军阀、地主阶级、走资派的奴役下，中国人民不仅在政治上是无权的，在婚恋自由上也基本无权。他们除了要在大的方面受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剥削压迫，也要在小的方面受尽旧族长、旧家长的奴役。与此同时，也是因为中国工业化水平的不足，年轻人的择业面非常窄，他们尚且不能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以及人生规划，也就不能自由地决定自己的配偶。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民，无论物质条件是否有所改善，他们的人身自由都还受了很大限制。他们在人身不自由这一点上与贾宝玉、林黛玉是相似的，他们如果想尝试自由恋爱，其最终结果也很难圆满。这就是《红楼梦》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能广泛传播的社会基础。

《红楼梦》的局限性与当代年轻人的抉择

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不可避免的，《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也由于时代局限性无法指出一条自由恋爱如何成功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红楼梦》中的反封建思想也是不完全、不彻底的，它只揭露了封建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却没有指出怎么样的道路将取代封建主义统治人间，更不可能为“贾宝玉和林黛玉”们指出一条可行的斗争道路。于是，读者也只能伤感于贾黛爱情悲剧，而不能结束它，甚至在无自由恋爱土壤的社会环境里，还容易产生“自由恋爱一定会失败”的幻觉——那些观看《红楼梦》及其改编戏剧影视作品长大的年轻人，如果也成为了旧家长，甚至还会用《红楼梦》的爱情悲剧来“教育”他们的子女，防止子女“早恋”。

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所强调的那样，“贾宝玉和林黛玉”们的爱情悲剧，以及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所难以实现的婚恋自由，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中国由封建的小农经济主导的社会向着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转型时所难以克服的。而如今的中国早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最复杂的产业结构。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以工商业为主的城镇，小农经济也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下逐渐解体（走资后带来的少数社会进步），并且到了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还成为了帝国主义国家，甚至一度问鼎美帝的霸权主义地位。

这样一个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国家，年轻人择业面早已大幅度拓宽，理论上讲早已不缺乏自由恋爱的社会环境，但事实情况却是，中修在成为帝国主义后进一步收窄了群众的社会自由，进一步弘扬各类封建糟粕文化，进一步横征暴敛，用人民群众的基础保障——住房、医疗、教育事业大发横财。中帝的暴行在宏观层面上导致了贫富差距极限拉大，无产阶级和垄断大资产阶级，特别是官僚垄断大资产阶级的矛盾空前激化；在小的方面则导致了旧家庭的权力也被空前加强，年轻人受到封建残余思潮的蛊惑，以为结婚就一定需要买房，而买房，面对高额的房价，他们就只能祈求自己父母的援助。而房产也成为了旧家庭最重要的资产，父母通过支配房产，事实上也进一步支配了他们的子女，哪怕他们的子女也早已为人父母。这些被他们的父母支配的子女所生下的子女，日子则更加难过。由于中帝对教育事业长期投入极低，家庭对子女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升高，而旧家长则衷心希望自己唯一的子女“成才”，不希望他们“学坏”，把自己认定的唯一成长路线当成范本，强加给子女，禁止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学习乃至择业。所以理所当然地，子女追求自由恋爱，要彻底摆脱他们所设下的“贾府包围圈”单干，便是对他们来说最大逆不道的事。

在如今这个物质空前繁盛的时代，被压迫者的个人自由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反而还进一步收窄，整个社会仿佛又重新被封建礼教笼罩，无怪乎帝国主义的“帝国”二字。

只是列宁同志早有论断“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在垄断大资本对社会的控制日趋紧密的同时，真正力量逐渐丰满的，却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垄断的社会化大生产下，联合能力得到了空前强化，他们取代帝国主义者掌握国家政权的过程甚至能被浓缩到一个晚上——这虽然离不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长期工作，却也充分说明了无产阶级的力量。

当今的学生——无人身自由的年轻人的突出代表，只有加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列才有可能获得恋爱自由。因为垂死的帝国主义早已垄断了整个社会，社会早已没有任何自由议价的空间，只有加入无产阶级，向着共产主义的目标——全人类的解放而努力，才能获得真正的人身自由，才能获得真正的爱情。而私有制本身就有意味着独自占用，固守自己的一份天地，没有自由的爱情就不是爱情，只是困守一亩三分田的婚姻。朴素长久的浪漫爱情从来与资产阶级无关，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家庭无关。

如今的中国子女和贾府中的贾宝玉、林黛玉没什么不同，他们幼时仍然只是家长的宠物，成年后也只是家长用来勒索经济利益的工具，只有跳出贾府包围圈，向着充满了劳动群众的广阔天地，大会变得大有可为。

愿他们这些旧时王谢大家房梁上的燕子，能飞入寻常百姓家，能飞向广阔的海洋掀起汹涌的波涛！飞向无垠的田野带来最美的春天！

“三从”

最早见于周、汉儒家经典《仪礼·丧服·子夏传》，原文如下：

为父何以期也？妇人不贰斩也。妇人不贰斩者，何也？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斩”指的是斩衰，是最高级别的丧服，丧期为三年。

上文大意是，女子丧父该如何服丧？女子不服两次斩衰。什么是女子不服两次斩衰？女子有三从的规定决定如何服丧，女子在出嫁前，给其他亲人服丧的等级和父亲一致；出嫁后，给其他亲人服丧的等级和丈夫一致；丈夫去世后，给其他亲人服丧的等级和儿子一致。中国古代素有“死者为大”的传统，由丧礼上丧服的等级可以引申出现实的社会等级，如《大戴礼记·本命第八十》 ：

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

“四德”

“四德”本是古代规定的“妇学”观念。《周礼·天官冢宰第一》中说：“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九嫔”、“九御”均为宫内女官。

汉代班昭的《女诫》对“四德”有详细解释：“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

“四德”是封建社会下的女子行为规范，对当时社会背景下女子应有的人生追求、言谈举止、妆容打扮、才能技艺均做出了规定。

“女四书”

“女四书”是中国封建社会对女子进行教育所用的《女诫》《女论语》《内训》《女范捷录》四本书汇集的总称，四本书的体例皆仿照经典儒家典籍以主题分为若干章节，是女子习得“三从四德”思想的教材，区别于男子用于科举应试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称的“男四书”。

《女诫》

《女诫》最早由东汉女史学家班昭为教育女儿所著，并在后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对女性的主流规范标准。 《女诫》包含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章，其对“四德”的详解出自《女诫·妇行第四》。

作者小百科：

班昭（49年？－120年？），字惠班，另名姬，东汉文学家、史学家。为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历史学家，因参与修订《汉书》，与其父兄班彪、班固合称为“三班”。

班昭十四岁时嫁予同郡人曹世叔为妻。丈夫很早便去世了，班昭于是清守妇规。汉和帝知她文章了得，下诏让班昭到东观藏书阁续写《汉书》，又多次召她入宫，屡屡为皇后、贵人的老师。

《女论语》

《女论语》相传由唐朝女学士宋若萃所著，今存本语句均为四言韵文，托名曹大家撰﹐有12章﹕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柔和﹑守节。《女论语》中不乏记载古代妇女纺织劳作的内容，如《女论语·第二 学作》中的：

纫麻缉苎，粗细不同。车机纺织，切勿匆匆。看蚕煮茧，晓夜相从。采桑摘拓，看雨占风。滓湿即替，寒冷须烘。取叶饲食，必得其中。取丝经纬，丈疋（量词，读“pǐ”，同“匹”）成工。绸绢苎葛，织造重重。亦可货卖，亦可自缝。刺鞋作袜，引线绣绒。缝联补缀，百事皆通。能依此语，寒冷从容。衣不愁破，家不愁穷。

作者小百科：

宋若莘（8世纪？－820年？），唐朝贝州清阳县（今河北清河东）人，宋氏五姐妹之长。父亲宋庭芬，世为儒学。

宋庭芬有才华，生五女，分别取名为宋若莘、宋若昭、宋若伦、宋若宪、宋若荀，都很聪明。宋庭芬教给她们学习经史和诗赋。没成年时，五个女儿均能书写文章。宋若莘、宋若昭的文章尤其清丽淡雅，不追时尚。她们对父母表示，这辈子不嫁人，愿以学问使父母扬名。大姐宋若莘教导四个妹妹非常严格。她仿效《论语》，著《女论语》十篇，内容皆以妇女所尚。妹妹宋若昭加以注解，甚有条理。《女论语》流行较广，长期成为女学童的教材，同班昭的《女诫》共为妇女书中的名作。

贞元四年（788年），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表荐宋氏五姐妹。唐德宗将她们召入宫内，加试诗赋，并考问经史大义，深为赞叹。唐德宗能作诗，每次与侍臣作诗唱和，都要宋氏姊妹出席，唐德宗钦佩她们卓尔不群的气节，不以宫女妾侍对待，称呼她们为学士、先生。她们的父亲宋庭芬因此而授官，饶州司马，习艺馆内，敕赐高级宅第，有俸料。元和末年（约820年左右），宋若莘逝世，赠河内郡君。宋若莘自贞元七年（791年）以后，一直掌管着宫中记注、簿籍。宋若莘去世后，唐穆宗又命宋若昭接管。 

《内训》

《内训》是明成祖的徐皇后为教育宫中妇女所做，是“女四书”中字数最多，内容涵盖范围最广的一部，共分为德行﹑修身﹑慎言﹑谨行﹑勤励﹑节俭﹑警戒﹑积善﹑迁善﹑崇圣训﹑景贤范﹑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母仪﹑睦亲﹑慈幼﹑逮下﹑待外戚等20章。

作者小百科：

徐皇后生于元朝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比成祖小兩岁。她的父亲是明朝开国功臣徐达。徐皇后“幼贞静，好读书，称女诸生”。明太祖朱元璋听说徐达之女贤淑，与徐达订下婚约。朱元璋曾亲至徐家，为儿子朱棣聘为妃。

洪武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十五岁的徐氏嫁给十七岁的燕王朱棣为王妃。第二年六月，生下朱棣长女朱玉英。第三年，又生朱棣长子朱高炽（即明仁宗），共生三子四女。徐氏姿色秀麗，温和賢慧，马皇后不只一次当众称赞这位儿媳妇。洪武十三年三月，燕王妃随其丈夫就藩北平。

后来，建文帝削藩，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五日，燕王朱棣宣布起兵靖难，在朱棣前往大寧“借”兵之际，面对李景隆五十万大军兵临城下，燕王妃本人亲自登城督战，与世子朱高炽成功保卫了北平城。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历时整整三年的靖难之役终于结束，大明帝國的京城應天府被燕王军攻陷，燕王妃再次踏进皇宫的时候，已经是明朝皇后了。 

徐皇后去世时年四十六岁，朱棣对结发妻子的去世非常悲恸，他为徐皇后上谥号曰仁孝，并从此不再立皇后。 

《女范捷录》

《女范捷录》由明末儒学者王相之母刘氏所著，宣扬古代的“贞妇烈女”与“贤妻良母”等事迹﹐称赞《女诫》﹑《内训》诸书﹐阐发封建伦理的女学，共分为统论﹑后德、母仪、孝行、贞烈、忠义,慈爱、秉礼、智慧、勤俭、才德十一篇。

作者小百科：

王相之母刘氏生平不可考证，故在此科普《女范捷录》校订者王相。

王相（1488年－1524年），字懋卿，号介塘，浙江鄞县人。正德辛巳进士，官翰林院编修。辑有《千家诗》，并注解其母刘氏所著《女范捷录》与《女诫》《女论语》《内训》。

嘉靖三年，王相在大礼议中与杨慎等众官在紫禁城左顺门哭争，遭廷杖身死。 

上述四种女子教本﹐自东汉至明末﹐先后相继问世和传播﹐其中王相合校本于明天启四年(1624)﹐由多文堂合刻为《闺阁女四书集注》﹐成为一套对女子进行封建教育的教材。嗣后翻印此书﹐简称为《女四书》﹐广泛流传。

最晚成书的《女范捷录》中用封建迷信神化了“三从四德”：

乾象乎阳，坤象乎阴，日月普两仪之照。男正乎外，女正乎内，夫妇造万化之端。

新文化运动时期，“三从四德”和“女四书”作为封建道德的代表被先进知识分子所批判，并在随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中被打倒。到了如今，《女诫》《女论语》《内训》《女范捷录》合称的“女四书”，与“三从四德”的具体含义早已不为人们所熟知。

然后这些言论是以偏概全的，我们只需要指出它们的狭隘，就算结束了吗？

如果我们以负责任的态度来看待自由恋爱中的悲剧事件就不应该认为只要这些悲剧事件数量极少，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就可以放下一切思想负担去追求自由和爱情。为什么？因为这些因自由恋爱导致的人生悲剧事件虽然不会发生在每个青少年身上，但它们的发生却不是偶然的，这些悲剧事件背后的教训是有普遍意义的，任何青少年只要不慎重，就有可能陷入悲剧。

如果以负责的态度，克服了自身的狭隘，再回过头去看“包办婚姻”，我们也会发现，包办婚姻下也同样有人能收获美满的爱情，如古诗里所提到的“卢家有女字莫愁”，宋代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和其妻的爱情故事，还有印度莫卧儿帝国第五代皇帝沙·贾汗和泰姬穆塔芝的爱情故事。如今我们都知道“包办婚姻是不好的”，大部分包办的婚姻也都是夫妇貌合神离，家庭完全围绕着“传宗接代”发展，子女在其中不会获得任何幸福，而少数包办婚姻内的爱情故事也不能证明所有包办婚姻都是幸福的。但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少数自由恋爱的悲剧对于所有自由恋爱来说也具有普遍意义，那么少数包办婚姻内的美满爱情也对包办婚姻具有普遍意义吗？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很简单，爱情是双方的事情，能幸福美满靠的都是彼此间的高度信任，彼此间的互相成就互相发展，除此以外还有志趣相投等等方面，也许这个条件还有很多，但是这个条件一定不包括双方是怎么认识的，是通过熟人介绍，还是在大街上邂逅。人和人之间的联系程度能深到什么地步，和他们如何相识无关，有关的是他们在认识后如何相处。

因此无论是自由恋爱也好，包办婚姻也罢，幸福不幸福关键看的都是两人彼此的相处而非相识过程。

那么，由此就能得出结论，“包办婚姻”还是“自由恋爱”的区别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幸福就可以了吗？

当然不行！请回到标题——恋爱自由是程序正义，而非结果正义。

青少年追求自由恋爱是因为他们有权利自主追求个人幸福，有权利决定自己和谁在一起，而他们的父母、师长无权为他们安排“人生大事”，无权禁止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人生发展道路。而在“包办婚姻”体制下，青少年是无权决定自己的人生道路的，他们只能听从父母的安排，只能在可能性不多的狭窄天地里空耗自己的一生。

自由恋爱是当今青少年应该坚持也必然会坚持的程序正义，不能用几个恋爱失败的例子，从结果正义的角度否定恋爱自由的程序正义。

不过还有个问题没有解决，“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某一个制度、流程几乎得不出什么“好结果”，这种制度、流程还要坚持吗？

坚持“程序正义”当然首先是因为权利和责任的问题，但是任何制度、流程最终都是要导向结果的，而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不关心结果，从结果的角度出发，说白了，程序正义是为了最大限度稳定地得到结果正义。

在“包办婚姻”这个流程内，子女的配偶的选择权在父母，而父母不是子女，他们不会比子女更了解子女，哪怕他们挖空心思“为子女好”，也不可能比子女从他们自身的感性出发的认知更清楚他们自己的需求。这还只是从能否满足需求这个层次上来理解问题。而假如父母利用了他们对子女配偶的选择权，故意限制子女的异性交往，那么首先就会限制子女对社会的认识，阻碍子女的发展进步，而父母如果进一步利用子女的这种认知缺陷为他们自己服务呢？那不就成了剥削压迫子女了吗？很遗憾，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最终演变成了这种父母对子女的剥削。除此以外，父母的人际圈子，所掌握的社交资源等等小的方面就不再讨论了。

而在“自由恋爱”这个流程内，子女的伴侣的选择权在他们自己手里，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懂他们自己的需求，这在根本上保证了他们可以最大限度地为自己选择最好的伴侣。而他们为了充分行使他们这些选择权，就需要不断进行选择，不断认识新的异性朋友，不断对外拓展自己的社交边界。这既提升了他们的认知水平，也让他们更难被他人剥削利用。他们只要能充分提升自我，充分筛选对象，就很难找不到合适的伴侣。

但如果他们“只筛选，不改变”，只把幸福美满这种结果正义寄希望于对象，那么最终还是会找不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自由恋爱的过程中行使了选择权，他们就必须为他们的选择权负责，做到权责统一。既然他们有选择的权利，那么学习如何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尽可能避免伤害到对象就是他们应负的责任。如果他们仍然试图逃脱责任，他们就不可能收获幸福。

总结起来就是，“自由恋爱”还是“包办婚姻”是一个程序正义问题，这关乎青少年自身的权利和责任，青少年不应该妄想也不可能在自由恋爱的过程中行使了选择权，又推卸了选择的责任的同时，还收获了幸福。

中国古代曾经有过隐士的传统，无论是最早不满于武王伐纣而逃亡首阳山采薇而生的伯夷、叔齐，还是批评孔夫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那位老农，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陶渊明以及竹林七贤，这些学者都不满于朝政而选择自食其力独善其身，他们与普通大众一起劳作，并谦虚地向老农请教农耕经验，远不是后世那些只知道读书科举的书呆子可比的。隐士也未必会一直隐居下去，当时局出现变化时，他们也会主动参与其中，“兼济天下”，在刘备三顾茅庐后成为蜀汉丞相的诸葛亮就是其中最为大众熟知的。

这些抱怨自己是孔乙己的毕业生只能说有一点还不清醒的，那就是他们仍然没有彻底认清高考制度以及它的前辈科举制度这场骗局。科举制度始于隋唐，完善于两宋，但真正鼎盛却在明清。在科举制度盛行之前的时代，一个读书人是否能被录用，直接看上级官员的个人意志，如汉代的察举制，两晋的九品中正制，更早先甚至完全由血缘传承而来，如西周时期的世卿世禄制。科举制取代这些毫无公平性可言的制度的确是一种历史进步。但无论是科举制、九品中正制、察举制还是世卿世禄制都只是用来决定谁能不劳而获，谁能奴役他人的制度，都只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分配的工具，它们与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群众并无多少利害关系。而科举制比起剩下几个来说，欺骗性最强，它仿佛就是告诉普通老农，只要你安心种田，给你儿子学上，你将来也有可能被官家吸收，在官府里颐养天年。科举制度也确实吸收了一些贫农子弟当官，貌似让所有社会阶层都能往上爬，高考制度也类似。

但是只要“人上人”们需要剥削奴役他人，需要不劳而获，他们就注定只能是少数人，就注定不能把千千万万高考考生全部吸纳进他们的队伍。科举制度和高考制度就是骗局，它许诺所有参加的考生能“公平”竞争，争夺谁才能成为统治者，可只要这统治者只是奴役“弱者”的剥削者，它的宝座就会一直被挑战者争夺，到头来科举制度、高考制度发展到最公平也仅仅只是考生通过考试来决定谁当皇帝的制度，参与者都只是想剥削压迫他人罢了——这还只是把高考制度的所谓“公平”提到最高，杜绝了一切关系户和地域歧视背景下的高考。

这种制度不可能比赛谁更有真才实学，因为学生比到最后只是比较权力的大小，名校生比双非生强，双非又比二本强，收入高的看不上收入低的等等。俗话说得好，“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有真才实学的人之间的学问的好坏是看他们的学问是否符合实际，不是看他们之间谁比谁更强，一个研究量子力学的又如何同一个研究传播学的一较高下呢？能一较高下的其实只有权力的大小，谁比谁更有权力，谁就“更强”，“官大一级压死人”。个人的学识不能竞争高下，个人的权力才能，于是围绕着高考制度的教育体系不再教书育人，而是教导学生如何竞争胜过其他学生——如此一来学校还教真才实学吗？只有迷信这项制度的考生们成了孔乙己，会的也只是“回”有四种写法这种冷知识，难以经世致用。

我们今天这些“隐士”从小也和那些八股取士成长起来的秀才一样，备受高考、应试教育的洗脑，而中国隐士传统的崩坏也与这八股取士的科举制脱不了干系。科举制度出现后就成为了当权派吸纳在野读书人的工具，也成为了皇帝吸纳其他政治派别参与朝政，以打压世家大族的工具。在野的隐士以为自己终于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做官了，纷纷积极参与科举，他们不仅要自己参与还要让自己的亲族、子女也参与，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迷信科举的风气。配合着八股取士的是对八股取士“公平性”的宣扬“朝是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是对其高额收益不加掩饰的鼓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更是对科举制“神圣性”的捍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更要把科举制度同“光宗耀祖”的家庭观念绑定“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在这种风气下，不去科考的读书人一定会受社会的歧视，那些“躬耕垄亩”的诸葛亮，即使“草盛豆苗稀”也“但使愿无违”的陶渊明，也只能被他们的父母亲族强迫卷入科举制中，“泯然众人矣”。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完全沦为了一句空话。

为了恢复这种“隐士”追求实干且能保持学习独立性的传统，为了不让学子都变成书呆子，我们就不应该让所有学生都只能通过高考才能读大学，大学的目的不在于让一部分学生证明自己比任何人强，大学生的身份也不应该是成为剥削者的门票，大学就应该培养真正的人才，大学生就应该学到真正的知识，真正能促进社会发展的知识。为了挑选出真正求真务实的人，我们就应该让广大人民群众自己来推选谁最需要去大学深造，正如历史上的工农兵学员制度；历史上除了选拔“士大夫之族”的察举制、科举制外，还有选拔另一部分为统治者所瞧不起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学徒制，学徒制下虽然容易出现师傅对学徒的剥削，但师傅们所要做的不是培养学徒的八股功力，而是提升学徒的技能水平，这些技能基本都要用于实际，为了让一部分想钻研具体技术的学生能最大限度地提升他们的技能水平，为了让一部分具有特殊天分的人才能能得到最大化发展，我们也应该允许本、专科院校自行决定录取怎么样的学生，曾经一度流行的“自主招生”制度本来应该达到这种效果；而为了让以上两种制度不至于变成当权者暗箱操作牟取私利的“走形式”，让工农兵学员制度和自主招生制度不至于沦为新时代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我们仍然需要保留充分改革后的高考制度。以上三种制度平行竞争，才能最大限度地兼顾效率与公平，才能最终做到让教育与权力脱钩。

历史上这种把教育和权力捆绑的做法不止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日本，日本江户德川幕府统治末期，为了平息人民反抗，幕府将军授予了更多人武士身份，让这些人有能力获得教育，结果到头来供养武士的禄米必然得短缺了，因为社会上只可能有少数人不劳而获。这些无禄米的武士们只能自寻出路，去从事他们原本不愿意从事的商业、手工业，他们变成了“浪人”。最终结果我们都知道，这些融入了各行各业的武士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推翻了幕府的反动统治，发起了明治维新，建立了一个新的工业化的国家。

如今这些抱怨自己是孔乙己的大学毕业生，也事实上只是这些融入了各行各业的落魄武士罢了，他们融入了各行各业，慢慢联络着，就等着时局变化了。

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统治阶级迅速走向了腐化堕落，达官贵人在鹿鸣馆里彻夜狂欢，农民工人却在饥寒交迫中走向死亡。这些落魄武士他们走近工农的过程是被迫的，他们只觉得他们成为浪人后的困苦是幕府欠他们的，他们要在自己掌权以后加倍从老百姓那里“要回来”。他们应该好好想一想一个问题，他们的困苦是仅属于他们自己的吗？难道不是几千年来底层劳动群众所一直在忍受的吗？不仅落魄武士厌恶这种困苦的境地，千千万万普通的劳动人民也不甘忍受这衣食拮据、政治无权的糟糕境遇。而中国古代那些隐士也并不抗拒外出做官，他们只是不满于当权者罢了，自食其力并非他们真正的愿望。

是否读书人就该不劳而获呢？不选择不劳而获就只能和劳动群众一样只能在机械性地重复工作中耗尽生命呢？先秦时期的墨家给出了他们答案。墨家人面对战国纷争的局面，他们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实现和平，他们紧密团结在巨子周围，发明出一件件精巧的武器，保护弱小的国度不被强大的国家践踏。他们更吸收了无数优秀的普通人，让他们也成为墨家人，教会他们各种各样的知识，并让他们把知识传播出去。墨家人不仅自食其力，更要用自己的方式兼济天下，他们不依赖当权者的个人喜好，他们自己就要与人民群众一起成为当权者，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

01

向孩子撒娇，是一种精神乱伦。

家长让孩子保护自己，让孩子喂自己吃零食，让孩子照顾自己的情绪，家长自己躺倒做婴儿，向孩子索取关爱，这是精神乱伦。

精神乱伦造成孩子的焦虑，乱伦多了，孩子会莫名的紧张，比如抽动症，就是常年累积焦虑紧张的结果。

孩子也会时而躁狂，一点小事儿做不好就发脾气。因为精神乱伦让孩子不清楚自己的现实位置，没有边界感，所以动不动自恋受挫。一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一会崩溃不已。

孩子天然不幼稚，边界清晰的养育下，婴儿都拥有干净的逻辑智力。幼稚的，是成年人。

02

在欧美影视剧中，我从没见过父母或者老人跟孩子撒娇，向孩子要零食的场景。

最过的场景，也就是爸爸赴死之前，嘱咐儿子一句要保护妈妈。而妈妈也不是遇事只会大呼小叫的病猫，实际上还是妈妈努力在保护儿子。

欧美剧中也有父母精神乱伦，情绪失控生活不能自理，要求儿女照顾自己的情节。只不过这些情节不是在歌颂孝道和付出，而是在阐述犯罪心理：罪犯在童年到底遭遇了什么样的变态父母，才导致一系列悲剧。

欧美剧中经常见到深刻的精神分析，反社会变态杀人狂的童年遭遇了什么，导致他后来的变态行为，这也是破案的工具，根据犯罪行为倒推童年遭遇，从而帮助锁定罪犯身份。参考美剧《犯罪心理》。

反社会不是天生的，是童年不幸遭遇造成的，这在欧美影视剧中已经成为共识。

然而在中国，但凡出现个反社会案例，比如大童杀害小童，清一色的咒骂：这就是个天生坏种！

却无人追问父母到底做了什么才养出这样的儿童罪犯，以及怎么预警和剥夺这种父母的抚养权。

变态父母不但成功隐身，甚至还成了受害者，不幸生了这么个天生杀人狂。

社会若没有反思，就不会有进步。

03

在美剧《大小谎言》里，由女神妮可基德曼饰演的妈妈，给我印象深刻。

奶奶想争夺双胞胎儿子的抚养权，儿子们看到妈妈疲惫又痛苦，于是跟妈妈说：妈妈，我们可以保护你！

妈妈说：你们是孩子，你们不需要保护妈妈。妈妈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妈妈会保护好你们。

上法庭之前，儿子们对妈妈说：如果你需要，我们可以跟法官说，我们不想要奶奶，我们要跟你在一起。

妈妈说：你们不需要为我考虑，法官问你们什么，你们如实说自己的真实想法就好。

看到这里，我真的很佩服妈妈的界限清晰。她不是完美妈妈，她困在一个家暴的婚姻里，她也会情绪失控，痛苦无力。

但是她始终坚持，成年人的事情成年人解决，绝不让孩子卷入。

因此，她是我眼中的完美妈妈。

04

在正常家庭里，是父母倾听抱持孩子的情绪，孩子可以跟父母撒娇，可以靠在父母的肩膀里。

在变态家庭里，是孩子要不断倾听父母的抱怨，安抚父母的情绪。等孩子遇到挫折寻求父母抚慰时，父母要么呆若木鸡毫无反应，要么勃然大怒攻击指责孩子。

前段时间我爸又又又一次发作情绪，因为他的自恋使得他经常进入被迫害感，从而无理攻击他人。

事后他居然大言不惭的跟我说：爸爸水平没你高，你应该宽容我，让爸爸先发泄完情绪，再好好跟爸爸讲道理。

我感觉恶心和愤怒，我反问：凭什么？你凭什么要我当你的圣母？是凭你抛弃家庭出轨生子，还是凭你当年在我痛苦得自杀向你求助的时候，你打我一顿就走了？

我非常清晰地告诉他：这是我的家，在我家里生活，必须按照我的规矩。在这个家里，没有人有资格向我发泄情绪，没有人可以摆脸色给我看。你要是学不会“有不满情绪的时候不是发泄，而是沟通表达”，那么你就离开这里。

05

@的*：昨天李雪讲，精神乱伦的情况下，孩子会经常紧张焦虑，甚至抽动症。

我当时理解不了，咋的，父母跟孩子撒个娇，讨口食吃，孩子就经常紧张焦虑了。最多就焦虑一小会儿吧，怎么会是经常性的，还发展到抽动症呢。

现在我看到了这个作用模式。不是“偶尔撒个娇”这么简单。而是把孩子当父母以后，对父母的恨同步转移到孩子身上。

“现在我心情不好，孩子应该照顾我的情绪，不要给我添乱，不要来找妈，否则你就是在害我。（我恨你）”

“我向你要口吃的都要不到，你真是白眼狼，不孝子女。（我恨你）”

“你不帮妈妈做家务，不心疼妈妈。妈妈白养你了。（我恨你）”

这样的心理活动，或者语言，确实是给孩子很大的压力，会造成长期的紧张和焦虑。

所以，要警惕的不是一次两次的撒娇，而是自己的心理活动和潜意识的语言。

自己有没有把自己当成年人？是不是一直在向孩子索爱？

当我虚弱痛苦的时候，一直在扮演弱小无助的孩童，把孩子当父母。希望他照顾我的情绪，不要给我添麻烦，不要给我找事。

要不是李雪讲，我都不知道。

@李雪爱与自由：当父母向孩子撒娇还觉得这样没问题，这样的亲子关系倒错，绝不是偶尔为之，而是一系列问题。

01 李玲的“好姐妹” 

“不守妇道”“太骚了”……她发现总有女同学在后排议论她，笑她发育了还不穿内衣，松松垮垮的内裤边都露出来了 ——李玲

对1996年出生的李玲来说，小学分为两个阶段，五年级前和五年级后。 

五年级之前的一切都充满阳光。活泼的她是班长，也是班上的文艺骨干，经常穿着漂亮的公主裙参加晚会汇演。

她享受舞台，享受被瞩目的感觉。李玲同时还是优等生，但不是死读书的那种优等生：

偶尔也会耍耍小聪明，作业能抄则抄；她每天练琴，偶尔也会把琴声录下来循环播放骗过爸妈。

省下来的时间她会偷偷看言情小说，爱的是讲述“无邪少女追逐爱情”“挣脱命运枷锁”的《麻雀要革命》。

她身边从不缺朋友，男孩女孩都玩得来。

对李玲来说，受欢迎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直到2006年，她升入小学五年级，一切骤然转变。 

那年秋游，一位男同学当众向她表白。

李玲并不喜欢他，但她不知该怎么拒绝。耳边充斥着同学的起哄叫好声，脑海里全是言情小说对浪漫爱情的描写。

就这样，李玲稀里糊涂地成为了他的女朋友。

打从那以后，李玲再和别的男生说话，就会被当成“不守妇道”“太骚了”的证据。

她发现总有女同学在后排议论她，笑她发育了还不穿内衣，松松垮垮的内裤边都露出来了。

即便离得远听不清同学的议论，李玲也知道她们在说她，因为她们会盯着她讲话，翻白眼，撇嘴，微笑。

小孩子要表现出讨厌，可以表现得很明显。

她知道有人在学校的贴吧上开了一个帖子专门骂她丑，还有人和老师打小报告诬陷她考试作弊。

李玲给所谓的男朋友写了封信，以“两人都应以学业为重”为由委婉地拒绝了他。

她认为，她犯了错，只要把错误纠正过来就好了，一切就会回到从前。

没想到的是，这被当成她是“绿茶婊”的证据。小孩子可能并不懂得“绿茶婊”的确切含义，但只要有足够的侮辱性，就够了。

五年级竞选班委，李玲竞选班长失败，又连着竞选几个班委，全都失败。她直观地了解到自己在班级的人气变化。

那年生日，爸妈给了李玲50块钱，让她邀请小伙伴一起出去过生日。从前，李玲被朋友环绕，一呼百应；如今，她连一个能一起过生日的朋友都没有。

 生日那天，李玲硬着头皮邀请了一位看起来比较友善的女生，告诉她今天是自己的生日，要不要一起去吃肯德基。那位女生去了，但李玲还是很受伤。

“我觉得我是用钱把她叫过去的，她只是为了那一餐肯德基，而不是真心为我过生日。”

直到大学，李玲都不愿过生日，她不相信有人会真心祝福她生日快乐。

今年，26岁的她看到《女孩们的地下战争》这本书，她才意识到自己经历的是校园霸凌。

02 只有孩子能看到的幽灵

2002年出版的《女孩们的地下战争》是第一本讨论女性霸凌问题的专著。

书的作者西蒙斯采访了曾是霸凌对象和霸凌者的女孩们，她发现通常女孩不会像男孩那样，用直接的攻击语言或行为来发泄不满。

女孩倾向于采用隐性攻击的方式来攻击对方。

女孩会悄悄地使眼色，传纸条，散布谣言，用小动作为难其他女孩，一如李玲同学的所作所为。

社交霸凌，也就是关系攻击，是女孩们常使用的隐性攻击手段之一。

关系攻击，简单的说就是故意利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伤害他人。

比如突然的冷落、爱答不理，比如拉拢小团体搞针对；

比如威胁绝交，比如女孩间经常说的“你再怎么怎么样，我就不和你玩了”等等。

也许有的家长会认为这种行为并不是霸凌，毕竟这种说法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他们只会认为女孩们仅仅是社交技巧还不够成熟，长大了就好了。

但是，不成熟的社交技巧并不会造成持续性的伤害，而李玲的同学们显然有意对她长期霸凌。

根据研究校园霸凌问题的挪威心理学家丹·欧维斯的界定，校园霸凌有三个基本特征——

权力不对等、故意伤害和重复发生。

界定依据是被霸凌者受到的伤害，这种伤害既包括身体、财产等可见的物质性伤害，也包括各类精神性伤害。

李玲所遭遇的是确定无疑的霸凌。这类霸凌行为会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的伤害，却难以被老师或家长察觉。

从被同班同学们霸凌开始，李玲唱歌会跑调，再也不敢在课堂上举手回答问题。除了和同桌讲话外，她不和任何男生交流。

她越想把自己的错误隐藏起来，越会犯错，越被嘲笑。

李玲的自尊被完全击碎了，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长相又丑，性格又糟糕，不配被人喜欢。

没有成年人注意到李玲的变化。老师认为她仍是同学间的宠儿，认为她已绝交的朋友仍是她的闺蜜。

事实上，曾经的闺蜜正是此次霸凌的发起人。她喜欢那个向李玲表白的男孩。

对于这种现象，西蒙斯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我立刻想起了一些恐怖电影，里面的幽灵只有孩子才能看见。”

“成人也在同一间屋子里，经历了同样的瞬间，却看不到周围有多少事情正在发生。”

因此，如果教室里有女生不动声色地攻击他人，哪怕老师近在咫尺，攻击对象都是绝望无助、孤立无援的。

在家长面前，女孩们一如既往地阳光温柔，听话乖巧。

她们小心翼翼把阴暗面藏好，像个微笑机器人一样倾听，附和，点头称是。

家长一如既往地骄傲——自家女儿还是那个好女孩。 

03 霸凌不需要理由

“爱和恨会让小团体更加团结，只不过我们刚好选择了恨而已。如此简单，就决定了一个女孩初中四年的命运。”——吴韵

2013年，刚升上初三的吴韵（化名）转到了一所新学校，同学薇薇（化名）是第一个向她示好的人。

刚一下课，薇薇就主动来和她搭话，陪她一起去卫生间，中午一起吃饭。和薇薇在一起没有冷场的时候，因为薇薇会不停地说话。

跟薇薇搭伴玩了几天，一次自习课，同桌突然一脸严肃地跟吴韵说，薇薇不是什么好人，要离她远点。

吴韵不理解，在她看来，薇薇白白净净的，爱干净，学习成绩优异，除了热情到有些粘人外，几乎没有缺点。

吴韵问为什么，得到了一个含糊的回答“她人品不好”。

又跟薇薇玩了一段时间，吴韵发现班上的其他同学开始冷落她。

她才意识到那次“劝告”其实是“警告”——如果她不听话，她就是下一个。

通过观察，吴韵察觉到薇薇在班级的微妙处境。如果是人缘好的同学朗读或者翻译课文，走下讲台时一定会有人发出欢呼或者怪叫。

这是小孩间的潜规则。但薇薇下台时，没有任何同学做出一点表示，她就像被所有人抛弃了。

吴韵还发现薇薇平时很沉默，不言不语，只有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会滔滔不绝。吴韵知道，薇薇是怕被她讨厌，在极力地讨好她。

慢慢地，吴韵不再和薇薇说话；同学嘲笑薇薇时，她会跟着附和。慢慢地，吴韵被其他同学接纳了，她成了团体的一员。

有一天，趁薇薇不在，吴韵恶作剧往她的书上滴胶水。瓶里没剩多少胶水，没滴出来，但薇薇刚好回来看见了。

情绪激动的薇薇一边骂吴韵一边哭。十几年过去了，吴韵还记得当时的那张脸，白净的脸上满是泪水，嘴角还挂着讨好的笑容。

吴韵没想到薇薇的反应如此之大，她也哭了。

旁观的同学看到吴韵哭了，纷纷站起来走到她身边，替她说话，指责薇薇“太咄咄逼人了”“她只是开个玩笑”“她不是故意的，你喊什么”……

 “我做了错事，却得到大家的怜惜和安慰，她什么都没做，得到的却只有孤独，”

吴韵说：“想到她一个人面对我和站在我身后的同学，该有多么绝望，我真的觉得很后悔，非常的后悔。”

初中毕业多年后，吴韵偶然遇到了初中好友，又提起这段往事。

吴韵问她当时为什么大家都讨厌薇薇，好友想了想，语气轻松地说“不知道呀”。

或许原因并没有那么重要，甚至可能没有所谓的原因。

吴韵说：“爱和恨会让小团体更加团结，只不过我们刚好选择了恨而已。如此简单，就决定了一个女孩初中四年的命运。”

04 好女孩不愤怒

提到女孩间的小团体，不少人认为这是女孩的本性。

特别是在各类宫斗剧和所谓的“大女主剧”的拱托下，女性似乎天生喜欢拉小团体，热衷于勾心斗角。

女性虚伪，刻薄，口是心非，工于心计。

然而，事实绝非如此。因为，人的本质绝非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女孩们之所以会把关系作为武器，绝不是因为天性使然，而是因为她们从小没有被任何人教导学着自己处理自己的不满、受伤、背叛和嫉妒等日常情绪，也没有被任何人教导过如何独立解决问题。

每个人都有负面情绪，每个人都需要方法处理自己的负面情绪，更需要学会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毕竟所有的情绪终究还是来源于现实问题。

男孩可以表现得直接，他们可以行为粗暴，可以举止霸道，甚至可以打架。“男子气概”一个词足以为男孩开脱。同时男孩们在打架中很容易“不打不相识”，然后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女孩不行。好女孩应该是温柔的、友善的，顾及周围人的情绪。社会规范要求女孩乖巧，听话，要求女孩合群，但不要求甚至反对她们独立解决问题。

“好女孩”应该被喜爱，应该受欢迎，应该多说“好的”，少说“不”。

女孩们从来没学过如何合理地直接表达愤怒，从来没有人教过她们。

她们只被规训过如何不去表达，如何压抑自己的情绪，如何摆出甜美的微笑以满足家长的期待，而没有学过用科学用逻辑思维解决自己面临的情绪的、现实的问题。

没有复杂的科学、逻辑思维，她们只会把她们在家庭内处理问题的方法，比如哭诉，比如胡闹等不合理不直接地表达愤怒的方式，带到学校，带到社会上，带到新的家庭。

在正常冲突中，两人用语言、声音或拳头解决争议，就事论事，对两人关系不会有什么影响。

然而，如果愤怒无法表达出来，如果冲突中不存在其他工具，这段关系本身可能就会成为武器，最后变得似乎没有愤怒，却处处都是愤怒，融入到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里。

女孩不被允许与别人大声争论，更不被允许用武力解决争议，她们得成为旧道德要求的“贤妻良母”。

在把关系当成武器的同时，女孩们也清楚地意识到，直接对另一个女孩提出异议，明目张胆地违背社会对女孩行为的要求，可能会导致许多人和自己作对。

一个人过于显眼，一群人则不会。置身于团体中参与冲突，加之“受害者有罪论”的泛滥，任何一个女孩都不必对自己的攻击行为直接负责。

对受尽了规训，缺乏独立面对自身情绪、现实问题的女孩们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操场边，一个去食堂，一个人在走廊上游荡，一个人满足自己的需要，更可怕的了。

在团体的掩护下，女孩可以维持自己的“好女孩”形象的同时，以各种各样看似正义的理由，“惩罚”被霸凌者，实则发泄憋在心中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怒火，以不自知的方式满足个人利益。

身为小团体的成员，女孩们确信，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自己不会被抛弃。这更突出了关系在女孩生活中的地位。

当然小团体内也同样有主导者和被动者，主导者的意见被动者是很难拒绝的。

西蒙斯提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愤怒盛行之时，这些女孩什么都不想做。她们不想揍她，传播谣言或质问她，她们只想让她体验孤独的滋味。” 

压抑愤怒不仅改变了女孩表达攻击的方式，也改变了感知愤怒的方式。这导致很多女孩压根识别不出自己的情绪，也识别不出他人的情绪，更别提如何处理情绪。 

在一个又一个小团体的裹挟下，她们伤害身边的朋友，也被朋友伤害，却根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尽管她们中有人会在事后对霸凌行为感到懊悔，但是如果她们不参与霸凌，就将成为被霸凌的对象。

小团体让她们不被霸凌，却也限制着她们，她们要与小团体保持一致，不一致就意味着脱离小团体，就意味着遭受霸凌。

被孤立的被霸凌者长期遭受霸凌，而主动霸凌者又裹挟者被动霸凌者，被动霸凌者也不愿意成为下一个被霸凌者。

仿佛这就是一个走不出的恶性循环。

05 没有幸存者

“每一个女孩，不是加害人，就是受害人。没有人可以幸免。”——赵蕊

赵蕊（化名）生长在西北部的某座小城。2006年，她升入高中，这家寄宿制学校，以学习为第一也是唯一要务。

女孩们之间常出现的桥段就是谁突然不理谁了，谁不和谁玩了。

赵蕊所在的宿舍八个人，一名宿舍长。入学没多久，舍长很快成为了其他七名女孩集火的目标。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

宿舍晚上十点熄灯，熄灯后有人想睡觉，有人会聊天，走动，洗衣服。舍长会维持纪律，让大家尽快安静。

赵蕊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的导火索到底是什么，可能是舍长的语气或者态度引起了女孩们的不满。

只要舍长一进宿舍，大家都默契地闭嘴不说话，让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受欢迎。

每当熄灯后舍长大声说“XX，你不要说话了”，赵蕊和其他舍友就会故意用更大的声音说话。

赵蕊记得，有一次舍长实在忍不住了，跑到旁边宿舍大哭了一场，诉说自己的委屈。

薄薄的墙壁挡不住舍长崩溃的哭诉，赵蕊听得一清二楚。

可当时，她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问题，也不理解为什么舍长会那么痛苦。

高二文理分科后，赵蕊和舍长选了不同的方向，两人不再有交集。

直到高三的一堂微机课，两人偶然遇见。由于心头说不清道不明的愧疚，赵蕊主动上前打招呼。

这个招呼“给了舍长特别大的惊吓，恨不得立刻离得远远的”。

这一幕深深地刻在了赵蕊的脑海里。

她不知道舍长反应如此之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她更不明白人与人之间关系为什么会那么复杂。

高二那年，班上转来了一位新同学。新同学家境富裕，为人热情，很快组成了自己的人际圈。赵蕊成了她们的目标。

在走廊上，新同学和小团体成员会故意撞她，捉弄赵蕊，还扬言要找社会上的人收拾赵蕊。

她们营造出的氛围让赵蕊时刻有种不安全感。

赵蕊不知道自己哪里惹恼了对方，也从没想过和对方沟通。她只是暗暗在心里祈求，求对方放过自己，让她能集中精力学习。

赵蕊从没想过向大人求助。她料想老师会以“女孩就是事儿多”的理由打发她，妈妈会说“为什么人家就欺负你一个人？你到底做错了什么？”

威胁随时在身边，却求助无门，也不知自己还要坚持多久，赵蕊用“溺水”来形容当时的状态。

直到那位女生转学离开，赵蕊才得以解脱。转学后的某天，那位女生回宿舍看朋友。就像赵蕊主动和舍长打招呼一样，她主动和赵蕊打招呼。赵蕊当时在闷头做题，没有听到，遂没有回答。

那位女生走后，舍友立马围过来问她为什么不回应。周围人热切的注视让赵蕊意识到宿舍里的其他人都在等着看好戏。

既是校园霸凌的加害人，也是受害人，回想起当年的经历，赵蕊觉得自己并不特殊。每一个女孩，不是加害人，就是受害人。没有人可以幸免。

每个女孩都在拼命保住自己的优势地位，因为女孩们知道，一旦跌下去会跌得很惨。在女孩们亲昵和嬉闹的表象之下，仿佛总藏着一些心惊胆颤。

06 怎么做都是错

十几年过去了，一群女性聚在一起仍然会让赵蕊感到心悸。

她不理解自己的行为，也不理解心头涌起的莫名情绪。

在接受了长时间的心理咨询，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后，赵蕊发现，自己的问题在于极度不相信自己的感受。

赵蕊从小就被教育要专注于学习，要理性（然而没有科学指导的“理性”，只不过是无条件忍让罢了）。不要有情绪，不要有感受。要压抑，不要体会。

从小到大，妈妈一直向她灌输听话的重要性，一丁点反抗行为都会遭到妈妈严厉的训斥。

在家里，无论是妈妈还是姥姥，也都从来不会直接表达不满。她们也在翻白眼，也在利用其他家人向她施压。

当别人的行为给赵蕊造成了困扰，她在感到生气或是愤怒的同时，又认为自己当下的感受是错的。连自己的情绪都没法面对，更别提表达了。 

赵蕊回想起当年对舍长的不满。舍长拿别人的东西从不会提前打招呼，让她和其他女孩觉得有些被冒犯。

但是，她从来没想过向舍长指出这一点，默认有不满就应该自己忍着，咽下去。

有时候，实在忍不了，她会爆发，会吼道“你别随便拿我的东西！”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没有进一步的沟通。她只发泄了自己的攻击性，却没有提出需求。

赵蕊反思，这么一件小事，两个人摊开来说就解决了，可当时谁都说不出口。她们没办法说出来自己讨厌什么。

在同女孩们的谈话中，西蒙斯发现，女孩们拒绝基本的冲突形式。

她们心中有个很简单的等式：冲突 = 损失。

女孩们一致同意，“我不能告诉她我到底怎么想的，否则就做不成朋友了。”

所以，女孩们会违心地说“我没有生气”“我没有讨厌她”，用谎言来维系表面的平和。

这种语言习惯和行为模式维系到了成年。

在职场上，女性微笑面对所有要求，哪怕会损害自己的权益和职业发展；

被不公正的对待，女性要么沉默，要么拐弯抹角地在小圈子牢骚几句。

她们既想成为事业成功的女强人，又希望得到所有人的爱。这被称为“好女孩综合症”。

前 CNN 副总裁吉尔·埃文斯在《像男人一样竞争，像女人一样获胜》里探讨了女性遭遇晋升障碍的原因。

埃文斯认为，公平竞争这个概念对女性来说就是矛盾的。“竞争不应该出现，如果出现，即为逾矩。”

所以，女性会尽力避免冲突的发生。

小时候从没有学习过该如何处理冲突的女性，成年后很难区分日常冲突和人身攻击。

无论是规避冲突，还是太过看重人际关系，都对女性的职业发展百害而无一益。

在家中，“好妈妈”无私，顾家，为家庭奉献，每天为家里的琐事忙碌，视老公和孩子为“天”。

“好妈妈”会用曾经约束自己的那套标准来约束女儿——既希望女孩们上进，为理想拼搏，又要求她们谦虚，矜持，友善；

既希望女孩们靠自己的力量闯出一片天地，又希望她们温柔，听话，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好妈妈”。

女孩，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一切，但必须在社会接受的范围之内。

无论是“好女孩”，还是“好妈妈”，都是社会强加于女性身上的隐形枷锁。一代又一代女性被困其中，不得解脱。

西蒙斯在写书的过程中不但采访了当事人，还采访了受霸凌女孩的妈妈们。

她发现，就算有女孩愿意向妈妈倾诉，妈妈们也普遍缺乏处理霸凌事件的能力。

她们不但没有能力帮到女儿，不少妈妈听到女儿的遭遇，自己先崩溃了，因为女儿的遭遇触发了她们深埋在心底的晦暗往事。

她们也曾是女孩间“战争”的受害人。在她们是女孩时，她们也曾被这样对待过。像女儿一样，她们也曾那么地孤独，绝望。

在枷锁的束缚下，女孩否认自己有伤害他人的能力，这无疑进一步再生产了社会的刻板印象——好女孩不愤怒。

女孩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隐于小团体中利用畸形的方式来发泄。

这又进一步再生产了另一种刻板印象——女孩天生刻薄，表里不一，喜欢勾心斗角，怎么做都是错。

她们的刻板印象正是这样被家庭和社会塑造出来的：

从这些女孩从小到大的经历看，她们从小被父母一遍又一遍地强行灌输“外人的可怕”，一遍又一遍向她们灌输“父母的可靠”，还有“女人只要嫁得好就行”的歪道理，妨碍她们学会独立解决问题。

她们在学校里的小团体，正像一个虚拟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她们所有人没有界限可言，其中主导者的意见能左右整个小团体，不服从的人就会受排挤，剩下的人被迫接受——这正像“一家之主”面对其他家庭成员所做的那样。

小团体固然一定程度上让她们免受霸凌，但也终究限制了她们的个人自由，她们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面对其他同学的，也就不能也无力作为个人独立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

等她们接受这种“教育”长大了，她们或许会参加工作，但是她们在工作时并不追求在在部门、在行业、在社会上有所成就，而是找一份“差不多”“稳定”的工作。

然后她们就想着嫁个“好老公”，正式组建一个家庭，或者说一个由法律、道德、财产来充分保障的“小团体”。

她们面对她们的丈夫，以及她们的父母、公婆，就像当年在小团体里面对主导者那样，非常被动，无力主导家庭。而她们工作不过是为了丰富家庭收入的手段，而非她们谋求更多发展的途径。

等她们也有了孩子，如果是个女孩，会继续把她们父母“教育”给她们的糟粕灌输给她；如果是个男孩，她们也一样会用“养育之恩”要挟他，期望他能在她们晚年“赡养”她们。

这些女孩所受的家庭教育，与其说是家庭教育，不如说是“洗脑”，即限制被洗脑者的消息源（“外人都是可怕的，父母才可靠”），然后让被洗脑者强行接受错误的观念（“女人只要嫁得好”）。

她们是旧家庭旧道德的受害者，但她们自己如果没能从洗脑中走出来，没能找到合适的科学的方法反抗并解决其他现实问题，她们会成为新的加害者，成为加害她们的子女，加害她们的下一代，将旧家庭旧道德再生产出来的工具。

07 不是她的错

被所有同学讨厌，李玲把学习当成一根救命稻草。

如果再被老师讨厌，她就彻底完蛋了。重点中学、实验班、名校、海外留学。李玲算是旁人眼中的“天之骄子”。

可过去从未过去。

有一次和外国男性友人相约去冰淇淋店，挑选味道时，对方随口的一句“Green Tea？”让她当场愣住。“我做错了什么？”“我被他看穿了？”“他怎么会知道？”……

像应激反应一样，李玲的脑海里瞬间冒出一连串质疑。对方以为自己猜对了，开心地补了句“好多女孩都喜欢绿茶口味”。

李玲的理智这才回来——他说的是挑冰淇淋的味道，不是在骂她“绿茶婊”。

在异国他乡，在英语语境下，在氛围轻松的冰淇淋店，聊天对象是有好感的男生，李玲听到“Green Tea”想到的居然是“绿茶婊”。五年级的那个小女孩仍在这里。

研究生第二年，李玲从学校的公寓搬出来，和好朋友艾琳（化名）一起住。可她没想到这成了噩梦的开始。

李玲说起在清华北大就读的高中同学，艾琳就会说李玲学历至上，说李玲看不起像她这样“双非”出身的学生。

李玲喜欢韩国男团，喜欢迪士尼，喜欢女性化的打扮，艾琳说她“媚男”，说她是“白幼瘦”审美。

李玲是南方人，讲话有些口音。艾琳在李玲的生日会上对所有人说“你们不觉得她讲话有口音吗？”

李玲和男性朋友一起出去玩，艾琳会笑她自作多情，“人家怎么可能喜欢你？” 

艾琳的所作所为让李玲感到很不舒服，但她认为，问题不在艾琳身上。她完全相信艾琳的话。

她觉得是自己太敏感了，她做得还不够好，她需要改正。只要她改好了，艾琳就不会让她难过了。

李玲又退回到了小时候，极力想满足周围人对自己的要求，却发现自己怎么都讨不到好。

艾琳对李玲的影响越来越大，李玲的状态越来越差。睡觉时李玲脑海里充斥着艾琳说过的话，赶也赶不走。

她痛哭，失眠，甚至萌生了自杀的念头。

好在，和小时候不同，成年后的李玲有了自我判断的能力。

为了自救，她阅读了《情感勒索》《煤气灯效应》《女孩们的地下战争》等心理学书籍。

她终于明白，艾琳的行为是霸凌。艾琳这么对她不是她的错。

李玲鼓起勇气向妈妈倾诉。妈妈的反应十分典型，质问她“为什么人家只攻击你？”“你做错了什么？”“是不是你太敏感了？”

李玲花费了好大力气才说服妈妈，不是她太敏感，真的是有人在欺负她。

妈妈终于接受她被欺负的事实，又问她“你为什么要和这种人做朋友？”“怎么允许别人这么欺负你？”

妈妈说如果有人这么对她，她就直接一个白眼翻过去，再也不和对方讲话。

为了自愈，李玲在日记里骂艾琳，在微博上骂艾琳，把所有艾琳攻击自己的话写下来逐条反驳了一遍。骂了一年多，她终于放下了。

不过，李玲从不曾和艾琳当面对峙。她曾经想过在朋友圈里揭露艾琳的行径，不过作罢。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不想被当成疯子。

经历了这么多，李玲终于不再揣测对方的心理，琢磨“她为什么这么对我？”“她是不是不喜欢我？”

如果没有从对方那里得到足够的尊重，她会选择离开。

李玲觉得这是她的大收获——她终于能识别出恶意了。

恶意，不止一个女孩和我提到了恶意。

就算被霸凌得那么惨，女孩们也都是在成年之后，在受了更多伤，为了自救苦读心理学著作之后，才敢承认这个世界上有恶意的存在。

许多女孩做不到这一点。女孩们还在压抑自己的情绪，漠视自己的情绪，内化外界对“好女孩”的规训，一味地苛求自己。这正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只有列出种种女孩间存在的霸凌行为，让女孩们不再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女孩们才能鼓起勇气去面对，才能在遭遇霸凌的时候告诉自己——

不是我的错！

08 认识到问题之后

仅仅认识到不是自己的错，然后学着走出被洗脑的阴影还远远不够。

旧道德、旧秩序会继续束缚女孩，那些不服从它的女孩会受到更大的打压。

她们如果不知道怎么反抗，面对着逼迫她们成为“贤妻良母”的社会和家庭环境，是难以抗衡的。

我们在校园霸凌中也能基本窥见这种打压过程：

被霸凌者中就有一部分是不愿意融入小团体的，她们一定程度上希望获得个人的独立，这些人算是自发的反抗者。

但是她们遇到了什么？她们不去融入“小圈子”，就会遭遇排挤，甚至霸凌。

接着她们就会发现面对霸凌，她们孤立无援，家长、老师只当霸凌者“社交技巧不够”，反倒认为被霸凌者有错，“不合群”。

作为家庭、社会的代表，家长和老师往往自己就是这种要“合群”的社会道德的代表，自然倾向于默许这种小圈子排挤个人的社会秩序。

如果被霸凌者自己没有去反抗霸凌者的举措，她们就将持续遭受霸凌，终致身心严重受损。

旧道德、旧秩序时时刻刻都在压制不服从它的人，并通过服从它的人再生产出它自身，所以不愿臣服它的人决不能只想着独善其身。

个人的力量很弱下，无法对抗群体，哪怕只是一个小圈子的力量。

不去和旧道德、旧秩序对抗，不去消灭它们，反抗者就不能免受打压，就不能让后来者也不受洗脑，也不至于成为旧道德、旧秩序的一部分。

当下的女孩们不仅需要学着走出被洗脑的阴影并自行解除洗脑，更需要反抗洗脑她们的家庭、社会——旧道德、旧秩序的代表。

她们需要团结起来，共同反抗束缚她们的旧道德、旧秩序。社会的约束需要用社会的力量打破。

她们还要团结起所有同样反对旧道德、旧秩序的人，与他们一道破旧立新，共同在反抗旧道德秩序的同时，建立新的社会道德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