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做“孔乙己”?至少要做“隐士”!

最近,无数大学毕业的学生自嘲起自己是“孔乙己”,自己就像旧社会里“八股取士”的落败者,他们自嘲自己穿上了学历这件长衫后,就无法心安理得地去工厂拧螺丝了。毕业生们的自嘲,引来了高高在上的官媒的跟风批判,他们挥舞着“奋斗”的大旗,试图继续愚弄年轻人,让他们从基层做起,暗示他们还有“上升”的空间——可惜他们身后的保时捷、卡宴却出卖了他们。官媒们脱离群众的说教,又一次引来了群众呼声如潮水般的倒灌——官老爷的宣传变成了群众自己的宣传。

官媒在舆论场上再一次失势,群众再一次实现了舆论战上的反戈一击,此时就是乘胜追击的时候。笔者面对“孔乙己文学”不禁想问,这些自嘲自己是“孔乙己”的毕业生大部分真的是旧社会里那个面对社会变化只会混吃等死的那个迂腐文人孔乙己吗?

显然不是,那些真正的“孔乙己”恐怕还不会抱怨自己“是孔乙己”,他们会继续尝试沿着高考-考研-考编(公务员)这条科举天梯一路向上爬,如今的高考、考研、公考制度可没有废除,那么仍然不死心,仍然想考研考编的家伙大可继续埋头驾驶着“苦舟”航行在无涯的学海里——但凡他们敢抱怨自己是孔乙己,看客大可以批评他不认真备考,而不是指责他们“不努力”。因为他们与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可不一样,他们仍然有试可考,孔乙己则是没有科举可参加了:自清朝1905年废除科举后,像孔乙己这样再也无法在科举体制中做官的读书人还有很多很多。而如今那些抱怨自己是孔乙己的是已经退出考试选拔体制的毕业生,他们干着机械的没有创造力的工作,与千千万万学历不如他们的普通打工者一样累死累活——他们真的算“孔乙己”吗?他们作为打工人,只是比仍然迷信奋斗能带来美好前程的骆驼祥子们稍微清醒一点罢了。与其说他们是“孔乙己”,不如他们是独善其身自食其力的“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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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曾经有过隐士的传统,无论是最早不满于武王伐纣而逃亡首阳山采薇而生的伯夷、叔齐,还是批评孔夫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那位老农,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陶渊明以及竹林七贤,这些学者都不满于朝政而选择自食其力独善其身,他们与普通大众一起劳作,并谦虚地向老农请教农耕经验,远不是后世那些只知道读书科举的书呆子可比的。隐士也未必会一直隐居下去,当时局出现变化时,他们也会主动参与其中,“兼济天下”,在刘备三顾茅庐后成为蜀汉丞相的诸葛亮就是其中最为大众熟知的。

这些抱怨自己是孔乙己的毕业生只能说有一点还不清醒的,那就是他们仍然没有彻底认清高考制度以及它的前辈科举制度这场骗局。科举制度始于隋唐,完善于两宋,但真正鼎盛却在明清。在科举制度盛行之前的时代,一个读书人是否能被录用,直接看上级官员的个人意志,如汉代的察举制,两晋的九品中正制,更早先甚至完全由血缘传承而来,如西周时期的世卿世禄制。科举制取代这些毫无公平性可言的制度的确是一种历史进步。但无论是科举制、九品中正制、察举制还是世卿世禄制都只是用来决定谁能不劳而获,谁能奴役他人的制度,都只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分配的工具,它们与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群众并无多少利害关系。而科举制比起剩下几个来说,欺骗性最强,它仿佛就是告诉普通老农,只要你安心种田,给你儿子学上,你将来也有可能被官家吸收,在官府里颐养天年。科举制度也确实吸收了一些贫农子弟当官,貌似让所有社会阶层都能往上爬,高考制度也类似。

但是只要“人上人”们需要剥削奴役他人,需要不劳而获,他们就注定只能是少数人,就注定不能把千千万万高考考生全部吸纳进他们的队伍。科举制度和高考制度就是骗局,它许诺所有参加的考生能“公平”竞争,争夺谁才能成为统治者,可只要这统治者只是奴役“弱者”的剥削者,它的宝座就会一直被挑战者争夺,到头来科举制度、高考制度发展到最公平也仅仅只是考生通过考试来决定谁当皇帝的制度,参与者都只是想剥削压迫他人罢了——这还只是把高考制度的所谓“公平”提到最高,杜绝了一切关系户和地域歧视背景下的高考。

这种制度不可能比赛谁更有真才实学,因为学生比到最后只是比较权力的大小,名校生比双非生强,双非又比二本强,收入高的看不上收入低的等等。俗话说得好,“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有真才实学的人之间的学问的好坏是看他们的学问是否符合实际,不是看他们之间谁比谁更强,一个研究量子力学的又如何同一个研究传播学的一较高下呢?能一较高下的其实只有权力的大小,谁比谁更有权力,谁就“更强”,“官大一级压死人”。个人的学识不能竞争高下,个人的权力才能,于是围绕着高考制度的教育体系不再教书育人,而是教导学生如何竞争胜过其他学生——如此一来学校还教真才实学吗?只有迷信这项制度的考生们成了孔乙己,会的也只是“回”有四种写法这种冷知识,难以经世致用。

我们今天这些“隐士”从小也和那些八股取士成长起来的秀才一样,备受高考、应试教育的洗脑,而中国隐士传统的崩坏也与这八股取士的科举制脱不了干系。科举制度出现后就成为了当权派吸纳在野读书人的工具,也成为了皇帝吸纳其他政治派别参与朝政,以打压世家大族的工具。在野的隐士以为自己终于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做官了,纷纷积极参与科举,他们不仅要自己参与还要让自己的亲族、子女也参与,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迷信科举的风气。配合着八股取士的是对八股取士“公平性”的宣扬“朝是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是对其高额收益不加掩饰的鼓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更是对科举制“神圣性”的捍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更要把科举制度同“光宗耀祖”的家庭观念绑定“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在这种风气下,不去科考的读书人一定会受社会的歧视,那些“躬耕垄亩”的诸葛亮,即使“草盛豆苗稀”也“但使愿无违”的陶渊明,也只能被他们的父母亲族强迫卷入科举制中,“泯然众人矣”。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完全沦为了一句空话。

为了恢复这种“隐士”追求实干且能保持学习独立性的传统,为了不让学子都变成书呆子,我们就不应该让所有学生都只能通过高考才能读大学,大学的目的不在于让一部分学生证明自己比任何人强,大学生的身份也不应该是成为剥削者的门票,大学就应该培养真正的人才,大学生就应该学到真正的知识,真正能促进社会发展的知识。为了挑选出真正求真务实的人,我们就应该让广大人民群众自己来推选谁最需要去大学深造,正如历史上的工农兵学员制度;历史上除了选拔“士大夫之族”的察举制、科举制外,还有选拔另一部分为统治者所瞧不起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学徒制,学徒制下虽然容易出现师傅对学徒的剥削,但师傅们所要做的不是培养学徒的八股功力,而是提升学徒的技能水平,这些技能基本都要用于实际,为了让一部分想钻研具体技术的学生能最大限度地提升他们的技能水平,为了让一部分具有特殊天分的人才能能得到最大化发展,我们也应该允许本、专科院校自行决定录取怎么样的学生,曾经一度流行的“自主招生”制度本来应该达到这种效果;而为了让以上两种制度不至于变成当权者暗箱操作牟取私利的“走形式”,让工农兵学员制度和自主招生制度不至于沦为新时代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我们仍然需要保留充分改革后的高考制度。以上三种制度平行竞争,才能最大限度地兼顾效率与公平,才能最终做到让教育与权力脱钩。

历史上这种把教育和权力捆绑的做法不止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日本,日本江户德川幕府统治末期,为了平息人民反抗,幕府将军授予了更多人武士身份,让这些人有能力获得教育,结果到头来供养武士的禄米必然得短缺了,因为社会上只可能有少数人不劳而获。这些无禄米的武士们只能自寻出路,去从事他们原本不愿意从事的商业、手工业,他们变成了“浪人”。最终结果我们都知道,这些融入了各行各业的武士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推翻了幕府的反动统治,发起了明治维新,建立了一个新的工业化的国家。

如今这些抱怨自己是孔乙己的大学毕业生,也事实上只是这些融入了各行各业的落魄武士罢了,他们融入了各行各业,慢慢联络着,就等着时局变化了。

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统治阶级迅速走向了腐化堕落,达官贵人在鹿鸣馆里彻夜狂欢,农民工人却在饥寒交迫中走向死亡。这些落魄武士他们走近工农的过程是被迫的,他们只觉得他们成为浪人后的困苦是幕府欠他们的,他们要在自己掌权以后加倍从老百姓那里“要回来”。他们应该好好想一想一个问题,他们的困苦是仅属于他们自己的吗?难道不是几千年来底层劳动群众所一直在忍受的吗?不仅落魄武士厌恶这种困苦的境地,千千万万普通的劳动人民也不甘忍受这衣食拮据、政治无权的糟糕境遇。而中国古代那些隐士也并不抗拒外出做官,他们只是不满于当权者罢了,自食其力并非他们真正的愿望。

是否读书人就该不劳而获呢?不选择不劳而获就只能和劳动群众一样只能在机械性地重复工作中耗尽生命呢?先秦时期的墨家给出了他们答案。墨家人面对战国纷争的局面,他们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实现和平,他们紧密团结在巨子周围,发明出一件件精巧的武器,保护弱小的国度不被强大的国家践踏。他们更吸收了无数优秀的普通人,让他们也成为墨家人,教会他们各种各样的知识,并让他们把知识传播出去。墨家人不仅自食其力,更要用自己的方式兼济天下,他们不依赖当权者的个人喜好,他们自己就要与人民群众一起成为当权者,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