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ipedigree

原按：

今天是「世界预防自杀日」。

根据世卫组织的最新数据，因为自杀死亡的人已经多于疟疾、HIV、乳腺癌、战争和谋杀。成为全世界 15～29 岁人群的第四大死因。

而这一切，其实本可以避免。

同样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一次自杀前，人们会有超过 20 次犹豫，如果能够被各种社会机制保障，他们也许就能够停下这样的念头。

26 岁的张小榛在聊天中，得知了 16 岁网友的轻生念头。一次次地，她试图回应着女孩的「求救」信号，用一个网友能做到最大的干预，去挽救一个鲜活的生命。

在一切还没有发生的时刻，这张防护网上的每个节点似乎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到了理性的响应，但女孩最终还是漏了下去。

我们发出这篇投稿，旨在希望呼吁，一张编织得更紧密的救助网。联动网络与现实更及时，更全面。不要再让自杀的悲剧重演。

今年 2 月 1 号，小鱼对我说，「我在思考到底有啥理由让我必须活着。」

「感觉世界上确实有超级多美好的东西，但好像又不到必须去感受的地步」，她说。

这话听着太熟悉了，我一个抑郁症的朋友说过一模一样的。

糟糕，我心想。

这是小鱼第二次向我发出这样的信号。

去年 9 月的某天，她跟我说，她不想活了。

触发这种想法，是弟弟拿她放在家里的旧手机到学校玩通宵，上课睡觉被老师抓个正着，家人怪罪到了她头上。

紧接着，她对我讲了很多事情，比如，想学艺术而家里以断掉学费威胁；比如，在学校没有知心的朋友；比如，初中时有一次她与母亲闹矛盾，母亲讲气话威胁要断绝母女关系，她跑到姥姥家呆了三天，母亲才打来电话询问。当然，我对这些事的真实性有所保留。

那时我还没意识到，这段谈话预示着我们多么不幸的命运。

我从生命与信仰的角度给她讲了讲，说了些劝勉的话，也出了不少改善人际关系的主意。她躺到床上，对我的意见表示认可，并用二十秒钟画了她躺着的姿势。

之后的很长时间，小鱼都没有再谈起过这个想法。

2 月的这一次，我开始警惕了，因为重复出现的自杀意念必须认真对待，但我们只是网友。我问她姓名、电话、地址都不回应，只是偶然得知了校名。

小鱼今年 16 岁，华南某省 A 市的高中女生；我 26 岁，是北京的东三环女白领。

我们从未谋面，非亲非故，也没什么共同朋友，之所以认识是因为同玩一个游戏。我在网上发布了关于游戏的文章和小说，小鱼则发布了许多画。我们加了彼此的 QQ ——圈内叫「扩列」成了网友。

小鱼有个虚拟爱人，是游戏中一位没什么人气的边缘角色，一个红头发、壮硕到不可思议的男人。她对他的热忱甚或超过了我对真实爱人的殷勤。我甚至怀疑她是不是他唯一的粉丝，因为在游戏同好们使用的 lofter 网站上，有关那个角色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她贡献的。

2020 年 6 月，我们初加好友，小鱼甩过来一大堆魔性表情，包括抖动的鸟和「呐喊脸」的鱼。我们冲着那些表情笑了好长时间。

小鱼每天都画画，用 iPad 和手机画那个不存在于现实的红头发爱人。她的画有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调性，配色浓丽，画了半成品就截图发我来寻求灵感。

即便我工作忙得一两天没理她，她也乐此不疲，把我当成树洞，不停将学校趣事和生活烦恼倾倒进那个小小的对话框里。

她的烦恼也不过就是普通少女的烦恼：食堂的不新鲜鸡腿、寝室空调的异味、讲课无聊的老师、爱看恐怖片的同学、没人关注的社交媒体。

在她第二次表露自杀的意念之后，我苦口婆心劝她看医生。

但小鱼说，家人对精神医院有着强烈的耻感；我劝她去看心理咨询师，她说家乡是小地方，没有；我用心理 APP 查给她看，可以线上咨询，她说没那么多钱。我建议她跟家长老师沟通，她说这不可行。

她一次次告诉我，她曾因为家人反对学艺术，心中难过而找到班主任老师。老师跟家长沟通了半天，家长却一直说：「孩子是我的，我想让她上就让她上。」

她也跟班主任讲过自己与家长关系、未来发展的问题。老师与家长做了长篇大论的沟通，家长回来之后说：「我对你这么好，你就天天到外面讲我坏话」。

她跟我说，「不想活」这个念头怎么也无法跟家长讲，觉得家长「会激动地说些不该说的话，加重这个想法」。家长曾听说另一所中学一位老师因产后抑郁轻生，破口大骂那个老师没有责任感、不配做人。她反驳，跟着挨了一顿骂。

我鞭长莫及，信仰、哲学、几千条各式各样的劝慰根本拦不住她。

很快，她就开始一步步谋划怎么实施行动。没过几天，她主动跟我谈论「挑地方」的事情：怎样在期中考试之后或者暑假，找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机会，避开家长老师同学关注的目光。

她滔滔不绝地说着，我根本插不上话，心像刀割般痛，便暗暗求告上帝。

我鼓励她到北京来找我，不论以什么名义，来玩一圈——当然说动她的理由是为她找个好「地方」。我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我就能时刻在身边照应，实在不行，还能把她直接拉去医院。

在那一次，我跟她说，我一定会好好接待她，但如果她真的要轻生，我一定会报警。

结束对话之后，我咨询了心理专业的朋友如何应对，她建议我尽快将小鱼转介给专业人士。

但事实是，专业人士是无法够到小鱼的。

2 月 28 日，是小鱼跟我谈论「挑地方」之后，我去网上检索了微光计划，发现最直接有效的路径还是报警；我联系了自杀干预热线，得到的回复是，因为我不是本人，TA 们只对当事人进行干预，对于我的请求，爱莫能助。在小鱼生活的城市，我也没有找到一家可以提供帮助的社工机构。

我只能在另一端，被动地承接了网友的自杀念头。

隔了几天，小鱼告诉我，她跟同学报了个北京的暑期美术集训班，可以来找我了。我兴高采烈地到短租 App 上约了个民宿，特意跑去看了看，离医院够近，又是一楼，住着放心。

接下来的一阵子，每次我们都疯了似的聊北京，聊北京的旅游、风物、各种怪异美食。

不过，这种快乐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一两周后，她又回到了之前的状态，也不打算来了。她说：「如果你见到了我有可能会失望」。这种自卑无疑是一种病态。

但我是成年人，必须做好万全准备。

我算个还有点小名的诗人，在那个游戏圈子里也有些读者。为了获得她在现实世界的信息，我特地挑了些诗印成小册子，画了个二次元的封皮，在游戏圈使用的 lofter 网站上公开赠送。

果然，靠着这个办法，她给了我电话、没有门牌号的邮寄地址，但还是没给我真实姓名。

这些够吗？我心里没底。

到了三月下旬，小册子邮到她手中。此时我们的谈话已经完全失控，我节节败退，她对死亡的渴望眼看就要大获全胜。

我想拉住她。

我跟她讲十年前的我，就像是今天的她。我们都在青春的动荡中挣扎，没有目标、没有朋友，家长也不能充分理解我所思。

某天晚上，当我站在冰冷的湖水里，是对方没有挂断的电话给了我一点点信心。我爬上岸，看到有人打着手电在湖边找我。

我活了下来。我不否认人有选择生死的权利，但今天的我无比感激当年选择活下去的自己，让我能享受之后那么丰盛有趣的生命。

在大学，我的朋友由于抑郁企图轻生，那天正是假期，我的家人正等我打牌。我躲在窗帘后面，啜泣着在电话里把他劝住，直到他家人采取干预措施。

后来这个朋友跟我说，他很感谢我。

现在回想，我当时说的话未必有多高明，但我觉得，「劝」这个事儿本身是有意义的，劝说让我能陪他走到最远为止，并为他家人争取到了阻拦的时间。在没有实施行动之前，他可能对自杀有一些美化，但劝阻打断，可能让他有机会有时间重新考虑这件事。

我把这些都讲给了小鱼，讲着讲着就哭了。

4 月 3 日，我在河南某地参加文联活动，与诗人们在某山上的书院研讨。

中午十二点，小鱼跟我说，她去买衣服。我没看 QQ。

下午五点半。「衣服？」我回复。

「对啊。我买了一件衣服一条裤子，好耶！」她说，「明天可能就是终点了吧。」

我突然后悔来了河南。诗会刚结束，我在大巴车上，正与诗人们一起前往饭店，连忙打开购票 App，发现可能是清明节的缘故，到 A 市的各种票都卖得一干二净。

「再等等吧，至少来见我一次。」我说。

「为什么？」她问。

我开始漫无边际地找寻可能能让她活下去的理由，比如我还没出的小说、游戏还没出的皮肤、她还没有来过北京等等。她一一反驳。我又问她具体打算怎么弄，没有回应。

「你来联系我，而没有想着自己默默地去，这难道不是你自己身体内真正的力量在求助吗？」我说，「你希望有人能理解真正的你，理解你真正的原因，知道这个过程，这难道不是你真正的自我被欺负到没办法的情况下，最后的自救选择了吗？你的自我但凡能有一点更大的勇气，来斥责那些念头，他们立刻就会退却。」

她发了三个惊讶的表情，然后说：「但是我真的想与那个东西抗争吗？」

非如此不可了。我打开手机，查到 A 市的区号，报了警。

在此之前，我对报警是有犹疑的，我担心可能出现「狼来了」的故事。毕竟，我对于小鱼更多的事情知之甚少。

警察问：「你跟她什么关系？」

「网友。我们玩同一个游戏……」

「那你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

「不知道，但我知道电话……」

就算我只知道电话、QQ 和没有门牌号的地址，对方仍答应跟进。

就在我打电话的当儿，小鱼开始给我打电话。电话接通时诗人们正好开到饭店。我下了车，站在路边条石上。

她打电话声音是笑嘻嘻的，我联想到所谓「微笑抑郁症」。这其实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表现：即便再抑郁的人，在别人面前也可能笑得很轻松。

她跟我说她没事，她在 B 市亲戚家，与一帮大人孩子一起正吃饭呢——爸妈还在 A 市的家里。

天，太聪明了这小子，真会识别薄弱环节。我心想。我要拦不住你了。

我赶快给 B 市公安打电话。这下更麻烦了，她具体在 B 市哪里我完全不知道，只能求助于专业人士的专业技术，但愿他们能直接定位到家人。

诗人们的晚宴开始了，一盘盘佳肴摆在桌上，人人杯中斟满美酒，我的争战却不能停。只要人还在，我就得不停地劝下去，直到她想开或直到不幸发生。我说：「这个『我真的想吗』也是它们的声音！你想，你真的想！我都听见你里面那个真正的你在朝我呐喊。」

「不错，好吧。然后呢？」

「只要能稍微有一点抵挡那些虚假念头的心，你就不会败给它们，稍微一点就够了。」

「好吧，嗨。」

对话就这么循环下去，直到我感觉自己这辈子所有积累的哲学、智慧乃至诗都耗光了，像抽干的水池，半滴不剩。旁边几个女诗人很快察觉到我的异样，一位说要跟她电话上讲两句，还有一位把手机都借给我来下载定位软件。

在我跟 B 市警方报警一个多小时后，警察给我回了电话，说联系到了家长，家长说绝对没有这样的事，他们也会盯着，让我放心。

但我的那口气，并没有松下来。

晚上八点左右，小鱼忽然说她和家人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我激动得差点把身后给我敬酒的大哥无视掉了。

八点半，诗人们回到书院，小鱼也说要去洗澡，又说她和几个小孩子在打牌，要十一点半跟我打电话。

我喘了口气，颓然瘫坐在椅子上，想起刚才的事，泪水从我眼角滑下来。

我推开吱吱嘎嘎的木门，走到书院另一边门前的台阶上坐下，天空中微微落雨。没有游人，没有人，只有几个射灯对着我静静地照。

我发现自己整个人都在恐惧抽搐，大滴大滴的泪水落到地上，庆幸自己身上手纸足够。我拨通了一个朋友的电话，她安慰了我半天；又拨通了另一个，也安慰了我半天，说：「你做的没错。要是我的话，我也会这么做的。」

几十分钟后我终于平静下来，变回理性的大人，听见诗人们在书院另一边朗诵的声音远远传来。

九点半，诗人们启程回宾馆，小鱼跟我说她打牌赢了。

我们又说了景泰蓝，畅想了一点点二十六岁的她。看得出，她很努力地在想，手机那头她回复花了好久，但又显得很干涩。她说，不行，想不出。

我最后一次劝她去看医生，她说，「再说吧」。

十点多到了宾馆，我累得瘫在床上，电话打过来了，仍然是笑嘻嘻的。我们没聊死亡，也没聊别人的死亡，说的都是些好吃的、好玩的、学校的趣事，比如当年我怎样在高中的寝室被窝里玩手机、弄收音机，男生如何往走廊地上涂洗发液，期盼寝室阿姨摔倒。

我太怕了。谈这些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了结局，应该说点什么的，但我太怕了。那个声音——她肯定是独自一人闷在被窝里跟我聊的。公安不可能盯着她，没人采取现场行动，她的亲戚肯定都睡在别的房间。她父母在 A 市，而我在一千六百公里外的河南。

没办法了。我这个网友黔驴技穷，彻底输了。

我很清楚，身边的人是最后一道危机防线，任何公共服务和网友都不能取而代之。

我念书时，一个学姐由于抑郁休学了太多年，在学校里没什么朋友。她与室友租住在校外，某天半夜在微博上留下几句话后失踪。凌晨五点有人发现她的遗笔，全学院师生都被动员起来到校园和全市各处找她。

中午这些人无功而返，学院到公安局调监控，发现凌晨四点她站在长江大桥上，一个骑自行车的路人劝说了二十多分钟。然后，路人安心地走了，她纵身一跃。

后来我总想，如果路人能够陪着她等到朋友或同学来，是不是就是另一种结局。

不知多久后，可能过了十二点，我说着「明天见」昏昏睡去 —— 这也是我猜的。我不记得了。

第二天六点半我醒来，看见手机上收到四句话：

真的很谢谢你

但我还是打算离开了

真的很谢谢

很对不起

我坐起来，给她打电话，打了十多个无人接听。然后我打给 B 市派出所，

接电话的人起初跟我说，昨天我反馈的事情好像没有什么进展。突然他说，等一等。停了几分钟，他可能去查询了，跟我说，我们确实在凌晨接到一起报案。

「跳楼了。」

「死了。」

我挂断电话。我想骂人。这神仙都飞不过去的事情，让他妈一个网友怎么搞呢？诗人们知道了，也都不住哀伤。

下午，我接到电话：「你好，我是XX的妈妈。」

真不可思议，这竟是我第一次听见小鱼真正的名字，但在她母亲的哽咽中没听清楚。我下意识地问：「是，不好意思，但她真名叫什么？」

她母亲又说了一遍，我又没听清楚，因为饭店旁边整整齐齐码着的几百个啤酒瓶子忽然齐刷刷倒下来，顷刻山崩地裂。

算了算了，我不问了。

小鱼的母亲是个温和的女子，在 A 市有一份体面的职业，说话条理清楚、态度客气。她打过来是问我对女儿轻生的原因有没有什么见解，毕竟 —— 我才知道 —— 我是唯一一个在她去世前了解这事的人。

我把小鱼讲给我的话重新讲了一遍，从牢骚，到绝望的不满。母亲听完之后斩钉截铁地说，这不可能，这都是她幻想出来的。我们的孩子从小到大跟我们关系都很好，很乖，也很乐观。

我拍着桌子说，我就有一个事气不过，昨天我明明报警了，他们也来了，怎么没一个人当回事？怎么还是变成了这样？

母亲没有说什么。

她随后加了我微信，希望看看我们讲的内容。加微信时她备注了「 XX 的母亲」，我才终于看到小鱼的真实姓名，一个不太常见、满怀期待的名字。

我又把跟小鱼的聊天记录打开了。才过去两三天，她仍闪亮的头像就在我的 QQ 消息列表里逐渐后退，后退到不常联系的人群中，我竟需要翻半天才能找到她。

我把最后一天内我与小鱼的将近一千条聊天记录导出成了文档。她母亲看完后说：唉，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只是说有网友报警说她自杀，你们要不要去解救。我还以为打电话的是骗子。

我没法继续怪她了。消息太惊人，换做是我，突然接到这么一通电话，难道不会这样想吗？

小鱼的轻生意愿没体现在微博这种公开平台上，而是隐藏在我跟她成千上万条聊天记录里，就算不考虑访问权限，谁又能在事前把这些内容看一遍呢？

我不介意被误认为是骗子，只是介意她死去这件事情。

越来越多的孩子像小鱼这样，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埋在网上，与匿名的网友，而不是三次元的家人朋友交流。这对他们而言本是一种有益的疏导和宣泄。不过，一旦出现轻生的情况，危机干预中最关键也最不可替代的，就是现场干预。

现场干预必须由身边的人，也只能由出现在身边的人完成。

电话那头固然有 110、有 120、有危机干预专业服务，网络上固然有非常出色的专家、医生、咨询师、热心网友。但真到了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不论多专业、多热情，那一刻也是鞭长莫及，插翅难飞。网络平台等的机制建设和信息呈递就显得尤为重要。

就像小鱼母亲和我说的，「如果在这之前，我和你能直接联系就好了。」

根据赵玉峰教授的《中国青年人的自杀现状和变动趋势 (2003-2015) 》，中国青少年的自杀率为每十万人 1.3 到 2.88，平均低于十万分之二，在全球并不算高。但考虑到全国青少年的巨大数目，每年也有成千上万孩子逝去。

我并没有均等地关注和怜悯他们每个人。

但小鱼是少有的几个每天会追着我发 QQ 的人，每次与我讲话都很开心，我不催着她睡觉的话大概能讲一宿。她画的每一张画我都知道，在那些画还没发布前我就看到了。她用手绘做的视频我也都是第一个看到的。

她是我的朋友，是我的珍宝。

事实上，小鱼的离开并非毫无征兆。

在她同我讲的故事版本中，自己多次向家长、老师求助，这些信号却全都太微弱、太退缩，没能突破成年人的理解能力屏障，换来的不是无视就是一顿批评。

最后，连我这个成年人发出的预警也没能引起足够注意。

直到轻生前四小时的电话里，她还在跟我说：期待奇迹的出现吧，如果我实施的时候被拦下来，我就继续活下去。

她离开的时候我安卧在梦乡，连身都没翻一下。这便是我今生无可逃避的罪了。

我又与小鱼母亲深谈了一次，发现家人对孩子的生活、学习可谓非常关注，几乎有求必应，斥巨资供孩子念最好的学校，并未因为她是女孩就歧视。

母亲每天都用日记记录这些点滴，却对孩子思想精神方面疏于观察。

事后家人们才意识到，从两年前小鱼就将自己逐渐锁在屋里，少与家人沟通。

小鱼的家人并非对精神健康一无所知。她的长辈有医生、有心理师，也与当地的精神专科医院和许多咨询机构有联系，但就像消防员家里也会着火，没人想过悲剧会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我在小鱼母亲朋友圈里看到了她的照片 ——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样子。

那是全家人一起出去旅游时拍摄的。弟弟笑眼弯弯，而她表情平静，嘴角也向上翘着，双眼却像两颗铁钉般空洞无神。

我见过太多双这样的眼睛钉在抑郁症患者脸上。现在进行这种病理猜测没意义，她也不可能再获得任何诊断。

在家长的同意下，小鱼生前的绘画作品被收集起来，印成册，在我们的同好群里小规模共享；许多群友为她写了信，汇总到群主那里邮寄给她家人。她社交媒体的动态下，许多没见过面的朋友留言说着「晚安」。

但仅仅哀悼是不够的。

人人都应该像防火防灾一样，了解自杀与心理障碍的相关知识，常常保持识别与防范意识，尤其是对孩子——「我家小孩绝对不会这样」是极危险的思维陷阱。

同时，应该看到，我们这个由家、校、企业和社会管理机构组成的未成年人精神危机防护网，但网眼太大，以至于把这条小鱼给漏了下去。

假如小鱼第一次向老师、向家长求助时能得到更积极的干预呢？假如学校的心理咨询服务可以主动介入呢？

假如互联网企业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更完善，如在有人报警时通过微光计划主动提供相关信息呢？

假如我们的社工系统更健全，能派有经验的社工去她那里一探究竟呢？

假如家人、社会管理机构和互联网企业的联动更充分，能让我及时将聊天记录呈现给她家长，而不是被当成欺骗呢？

小鱼，我要带上你的份活下去，喊醒大家，让这个世界有一点点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