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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关停潮开始了

11月30日，湖南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应对学龄人口变化调整优化中小学幼儿园布局的通知》，对未来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学校增减规划，做出了最新布局和定调。

其中关于幼儿园的规划如下：

有序组织幼儿园设并转撤。严把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标准，合理布局普惠资源。在城镇新增人口集中地区新建、改扩建一批公办幼儿园，城镇新建住宅小区配建幼儿园应办成公办园，农村地区原则上不再新增幼儿园。办好乡镇公办中心园，依托乡镇公办中心园对村幼儿园（点）实行一体化管理。积极探索实施学前教育服务区制度，统筹运用服务区学位资源，满足适龄幼儿就近入园需要。幼儿园学位富余的地区，要切实合理地引导办园质量较差、幼儿人数较少的幼儿园合并、撤转。在满足学前教育普及的基础上，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3岁幼儿开展托育服务。

这段话信号很明确。

第一，人口不断流出、减少的农村地区，不再新增幼儿园。

第二，加快公办幼儿园普及，推动民专公，这是当下大多数城市正在做的事情。

第三，各城市各片区按照人口依据，人口流入片区，增加公办幼儿园，人口减少地区，幼儿园要合并、裁撤。也就是关停的意思。

表面上看，并不只是关停。哪里人多，哪里还得新建。

但是从湖南省的现状来看，还需要新建幼儿园的地区，少之又少。

以城市为单位来看，在强省会战略下，长沙疯狂虹吸整个湖南的人口。

去年湖南省常住人口减少了18万人，其中自然人口率为-2.31%，也即出生人口比死亡人口还少。这样的情况，去年内地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中，20个皆如此。

而长沙却增长了18.23万人，增量位居全国城市第一位。

但是，整个湖南省，除了长沙增长，其余城市的常住人口全在减少。也就是说，如果以城市为单位来看人口，除了长沙，其余城市的幼儿园都得合并、关停。

02 幼儿园关停潮已经开始了

事实上，幼儿园关停潮，从去年就开始上演了，而且已经向小学冲击。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共有幼儿园28.92万所，比上年减少5610所，下降1.90%。学前教育在园幼儿4627.55万人，比上年减少177.66万人，下降3.70%。

幼儿园数量是过去多年来首次出现减少。更为关键的是，幼儿园人数去年减少了177.66万人。

对小学的冲击，也开始了。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2年全国共有普通小学14.91万所，比上年减少5162所，下降3.35%。另有小学教学点7.69万个，比上年减少6690个。小学阶段招生1701.39万人，比上年减少81.19万人，下降4.55%；在校生1.07亿人，比上年减少47.88万人，下降0.44%；毕业生1740.61万人，比上年增加22.58万人，增长1.31%。

学校数量、在校生数量、招生数量三个关键指标，全线下滑。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大批农民进城，随带着他们的子女也进城就学，在这种背景下，很多农村学校被关停合并。

所以，小学减少，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是过去二十多年一直在发生的事情。

但是，当下的小学数量收缩，与过去原因有根本性差别。

以前小学数量减少，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发生的。毕竟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将子女安置在城市就学，农村的小学一大批被关停了，但伴随发生的是城市大量兴建各类学校。

小学数量虽然在减少，但小学生人数在人口红利之下一直在增长。而现在，不但小学数量在减少，小学在校生人数、招生人数也都在减少。

具体到各省市来看。

本号之前梳理过人口十强省的学校和学生变化数据。

从数据可以看到，广东、山东、河南、江苏、四川、河北、湖南、浙江、安徽、湖北的小学生招生人数都在减少，河南、四川、河北、湖南的小学生人口在减少。

幼儿园方面，披露数据的广东、山东招生人口在减少，在校生全都在减少。

幼儿园、小学人数减少的直接原因，是出生人数不断下滑。

我们的出生人口，2016年就见顶转向，之后一路快速下滑，去年，全国新生儿人口已经跌破了1000万，至956万，相较于2016年的高点，跌去了46.4%。

机构预测，今年的出生人数可能跌破800万。这意味着，幼儿园和小学的关停潮，才开始而已。

事实上，从今年各地的报道来看，的确如此。

今年3月份，河南武陟县一民办小学也被关闭。

8月份，浙江台州市临海市5所民办小学，或关闭或遭遇合并。

原因，同样是学生数量不断减少。

过去四年临海市的小学数量减少了12所，小学在校生人数减少了0.7万人。

03 学区房大变局来了

从出生人口变化的时间和趋势来看，目前的冲击会次第影响到初中、高中，乃至大学。

按照时间推算，中国的高考人数预计到2034年达到顶峰，此后随着2016年之后新生人口数量不断下滑而转向。

对大学的影响，也会在多年之后显现。最早进入人口通缩的日本，大学数量已经进入缩量阶段。

这种冲击已经带来的化学反应，那就是学区房价格正在疯狂挤泡沫。

比如上海不少顶流学区房的价格，已经跌幅至几年前。

再比如杭州，去年8月份钱江晚报就披露过：

学军小学本部学区房（降幅18.01%）、学军小学紫金港校区学区房（降幅17.67%）、天长小学本部学区房（降幅17.11%）、保俶塔实验学校本部学区房（降幅16.46%）、安吉路小学实验学校本部学区房（降幅15.2%）。 广州方面，老城区越秀的部分重点学区房，跌幅最大的超过30%。45个楼盘中33个在下跌，其中14个小区跌幅超过10%。

此外广州房价天花板天河区，统计的45个小区三分之二在下跌，18个小区跌幅超过10%。跌幅最大的超过了25%。

深圳方面，四大名校的学区房，均在跳水。深圳中学的学区房，最高跌幅达到了29.1%，最低跌幅则为4.4%。

深圳高级中学学区房，跌幅基本都在四分之一左右。

深圳实验学校的学区房，其中长城花园的价格较高点时期跌去了43.08%，不过目前的价格仍接近10万。

当然，这些城市顶流学区房价格不断缩水，有市场整体冷场因素，也有教师轮岗带来的震慑作用所致，但这些都是次要的。

最直接、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出生人口减少导致的学生数量减少。

当孩子数量不断减少，对学区的需求不断下滑，顶级学区房的支撑力量晃动，高价便难以坚守。

而且，这种影响会长期持续下去。

有网友说，本来亮亮丽君回老家的悲凉结局特别像我们这个时代小人物的隐喻——

他们算不得小镇做题家，而是小地方来的更普通的年轻人，满怀热情地来到大城市，想要成为这里的一分子。

他们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和节衣缩食省下钱买了车，接着结婚生子，付首付买房...新生活似乎指日可待，希望就在眼前。

可是个人命运和时代洪流都在这时急转直下，工作降薪、楼市烂尾、贷款照付，却是为了...一枕黄粱？

梦醒了，夫妇向开发商讨要2万块佣金被打，账号被封，工作辞退，泥沙俱下，命运的齿轮并不总是向主角剧本的高光行进，他们又要一无所有地回老家。

这是一个标准吃苦中国人的《活着》般的悲情剧，可以让网友们尽情投射，无限唏嘘。

可是，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亮亮丽君决定不回老家，反倒让我们无所适从。

夫妇俩现在全职做博主，新视频有着专业的运镜、精致的滤镜、流畅的剪辑，可以知道两点：

一是夫妻俩的生活终于不用焦头烂额、朝不保夕了，真好；二是他们也不再能代表千千万买到烂尾楼的普通人的故事了。

这样的故事走向，也许更符合当今世界的魔幻现实。

大城市能留，只不过方式是成为网红（不是说网红不好，而是说缺乏更多的路径）。

不管怎样，他们确实经历着历史。

亮亮丽君夫妇俩的视频第一次出圈是在去年7月，那时打开热搜，满屏都是烂尾楼的消息，他们买的郑州融创的楼盘就是烂尾楼其中之一。

更触目惊心的是，亮亮丽君恰好撞在了利率最高点，面积98平，套内70多平，首付45万，贷款102万，月供六千多，22层，房子只盖到了十二层就没动静了，贷款还在缴。

那天丽君的工资降薪2000多，自己偷偷在公司哭过，下班回家本想给亮亮买块肉，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工资，就换成了一块豆腐。

回来跟亮亮说的时候，亮亮觉得有点好笑，便拍了视频上传，生活恢复了平静，没想到几个月后这个视频在网上疯转，现在看，除了好笑，确实也很忧伤。

亮亮和丽君是大专同学，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相识于图书馆，他俩都在那勤工俭学。

毕业后两人分别取不同学校读专升本，又因工作的缘故，异地五年。

丽君小时候吃了很多苦，家里穷，孩子多，亲生父母总共生了4个，生到第四个才是儿子，丽君是老二，直到7岁还是黑户，寄养在各种人家。

上学要户口，丽君被送去妈妈亲姐妹家，改口叫姨母为妈妈，但他们家原本就有两个孩子了。丽君就在这样无人知晓、无人在乎的状态下长大。

相比丽君，亮亮的原生家庭要好一点。很小，亮亮的父母就到河南省以外的地方去打工了，所以一直以来，亮亮就是个留守儿童。一直到了高中，为了多给亮亮一些陪伴，亮亮的妈妈才回来租房陪亮亮陪读。亮亮一直记得，租来的房子小小的，只够得放得下一张桌子，一张床，当他和妈妈一起在房子里里，常常转身都困难。就连这样的房子，窗户是生锈的，门是风一吹就叮当响的，每到了夜晚，也总有说话声，狗叫声从窗户、门缝里冲进来，让人无法安睡。在城中村租房的日子，让亮亮养成了自己做主的习惯，大学除了学费和基本生活费，他从不向父母张口，买手机、买电脑、买车，任何事情他都不愿去麻烦别人。

两人婚礼上，听到一些闲话，无非就是嫌弃男方条件不行，没有房。

丽君不是那种对物质生活有太多要求的人，但亮亮特别想给丽君一个家，她从小被撵来撵去，在重男轻女的家族里受了太多委屈，亮亮想证明丽君没嫁错人，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撵她。

两人在一起过日子很节俭，亮亮拼了命地攒钱，外派工资高，他曾在修路的工地上住了三年，包吃包住，存了八万，买了一辆车，项目结束，把车贷还完了。

为了存钱，亮亮什么工作都做过，工地打工、大排档打杂、咖啡店服务员、超市保安、派传单、举广告牌……

有了车之后跑滴滴，刚开始不懂规则，夜里接了长途，送到一百多公里开外。晚上丽君等不到他不敢睡觉，遇到过一次亮亮夜里送外卖出车祸，怕黑的丽君连夜跑出去买药。

他们该有个房子，他们配得上有个自己的家，于是有了那条抖音视频“从此万家灯火，终有一盏为我而亮”。

他们没想过买二手房，因为郑州的税太高了，负担不起；也考察过不同的房产，发现融创在郑州排前十；当时两人不知道期房有什么风险，只觉得是经济条件里最好的选择。

房产证只写了丽君的名字，这是亮亮表达爱的方式，首付45万没向任何人借钱，主要是两人上班五六年攒的，还有婚礼的礼金，可以说这套房子是夫妇两人的全部。

第一个月9600多，本金一千多，剩下8千多利息。一共本金加利息加起来226万，未来30年夫妇俩都要为银行打工。

两人工资男方6000块，女方4000块，每个月还贷6293元，亮亮白天上班晚上跑滴滴，送外卖，以为日子咬咬牙能过。

他们每年都搬家一次，目的就一个——找更便宜的，他们住的越来越偏远，上班通勤100分钟，好在足足77平租金只要1500。

哪里知道以后的生活便是急转直下、每况愈下。

丽君公司工资调整，全员降薪，丽君每月只能拿到2000块，丽君觉得拖了老公后腿。

他们不幸在利率最高点6.27%买的房，几个月后房贷利率下调到5.3%，相当于每个月多还1000多利息，几乎可以覆盖房租，亮亮难受得整晚没睡。

丽君怀孕了，家里人劝她在家养胎，丽君还是决定上班，一直上到生产前半个月。

后来听说融创暴雷，吓得丽君赶紧去小区看看，看到工人还在干活，便远远地给他们打气，希望能正常交房。

还房贷的死亡15号，会看到亮亮左右腾挪，两张信用卡到花呗，转账给丽君，房贷划走能留200多余额，够丽君工作日三餐。

也有好消息，他们房贷利率降到了6.12%，相当于每月少还99元，起码洗衣粉、卫生纸节省了出来。

但是去年7月，融创还是停工了。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亮亮丽君房贷交到了年底，眼看着房子不可能按时交付了，决定停缴，办理房贷延期还款。

疫情反复，两人都没上几天班，工资少了不少，他们想降低房贷利率，但银行说要把欠的房贷近7万不上才能降。

于是亮亮丽君想找融创拿自己应得的2万块佣金，前前后后找了十几次，哪知道这一次走出售楼部就被人打了。

去医院检查，两人头部、胸部、腹部都有损伤。

短短一两年的时间，这对最平凡的、代表了中国大多数人的夫妇俩，经历了眼里有光、到眼中无光、到眼角有泪、以及脸上有伤。

“认知配得上苦难”？

亮亮丽君的出圈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同情，当然也不乏一些充满恶意的评价和嘲讽。

什么“抹黑郑州”“网红带节奏”“人要用大局观”“买预售不就是图便宜吗”…

争议最大的评价是一个女性博主说的“他们的认知配得上苦难”。

其实非常理解博主说这话的原因，她觉察到了世道艰难，于是非常不理解亮亮丽君小两口一步又一步的选择：上高杠杆、买期房、贷款额巨大、工作不稳定，最难的时候居然还要生小孩…

其实如果要当事后诸葛亮，亮亮丽君夫妇不断做出的选择显然是不明智的，但这些都是后知后觉。

如果我们真的身处其中，是否又能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而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是否又真的能规避风险呢？

为什么要买期房？

因为不是口头上说“不买期房”就做得到的。房地产市场畸形集中体现在预售制上，新房市场绝大部分都是预售，2019年的数据，期房与现房的比例超过了7:1。

为什么要加这么高杠杆？

这得归因于前些年的舆论风潮，到处都在鼓吹“快上车”，什么“掏空六个钱包也值得”“不啃老的人肠子都悔青了”，女性主义观念进步又让女性买房数量超过了男性，疫情期间都进化到了“直播售楼”的地步。

虽然知道房地产泡沫，但彼时人们坚定地相信我国房地产不一样，是“刚性泡沫”，国家是不会让它跌的，所有人的乐观高涨又真的让房市猛攀高峰，成为自我预言的实现。

现在有人会把小两口上高杠杆买期房视作“贪心不足蛇吞象”，但其实他们只是没想到，丽君重复解释说：“我们只想着大公司肯定会更靠谱，根本没想过这个房子会停工，根本没想过。”

为什么这么艰难的状况下还要生孩子呢？

这个选择尤其引发社会焦虑，我也能够理解小两口的处境，其实就是因为爱，丽君对亮亮的爱。

亮亮在房产证上二话没说只写了丽君的名字，他俩在硕大的城市里举目无亲，只剩下对方了，爱就是依靠，爱就是绑定在一起。

其实与其下恶毒的判断是他们是“认知配得上苦难”，我觉得应该是“人的认知是无法超越你的环境和时代的”，不只是他们，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局限。

认知配得上苦难这句话，暗含某种因果关系，似乎我有了更高的认知，就能够规避苦难。然而事实如此吗？

非也。

朋友圈有位女性高管，最近就遭受重创，她之前在短视频公司，业绩蒸蒸日上，在各种行业不景气的时代，短视频不可谓不是风口。

但仅仅因为项目调整，女高管惨遭被裁员，她怎么都想不通，情绪出了状况，不幸接连而至，怀孕流产，丈夫怀疑她精神出问题想送去治疗。加上本身生活成本、贷款也不低，无奈中产跌落就在一瞬间。

小红书有大量“中产返贫”真实故事的分享，过去那个年代经商就是风口上的猪，只要勇敢都能飞起来。

以为一切向好，殊不知富足容不下丝毫差错，行差踏错便轻易跌入深渊。

他们都是“认知配得上苦难”吗？还是说苦难随机掉落，没遇上是我们的幸运。

我会想起郑州那位烧炭自杀的饭店老板，他一次又一次靠着自己诚实劳动、努力经营，想从深渊之中爬起来，不可谓不“天道酬勤”。

可是开店三年来遇上了修路、疫情、水灾、塌方，他最后留下三封遗书，把手机仅剩的几百块钱转给女儿，封住门窗，在屋里生了炭火……

我还会想到《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真实案件是一个日本女性大林三佐子在经济萧条的大环境下，失去了家庭、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最后的住所，她无家可归，睡在公交车站。

最后她被当成流浪者在一场无差别杀人案中惨死，讽刺的是杀害她的是一个蛰居族，他也没有工作，在家啃老，心情郁郁所以出门杀人……

这引发了日本舆论的海啸，无数人走上街头，举着标牌：“她就是我！”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配得上这般的苦难啊，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依然遭遇了最深的不幸。

其实，我也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相信“认知配得上苦难”那句话，这其实反映了人们广泛的焦虑，我们实在太害怕阶级跌落了，而这样的事情不断在发生。

我们需要让自己相信，遭遇不幸的人是自己出了问题，我们没有问题，所以悲剧不会降临在我们头上。

这基于一种非常朴实的“公正世界假说”（假说认为人们活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善恶皆有因果报应），而新闻让他们感到“认知失调”（世界公平公正的执念与不公平的事实之间的冲突）。

于是他们倾向于苛责受害者，这样想会让人们心理上好受一点。

但合理化他人身上的苦难，这种想法是危险的，就像罗翔说的，“过分相信天道酬勤，努力便配得这一切，容易走向骄傲，或者走向虚无”。

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是命运齿轮下的弱者，唯有互相支撑才有可能坚持下去，这时候就不要相互鄙视和攻击了。

中国人，被房子绑架的一生

之前提到，人的认知是很难跨越我们所处的周遭环境和大时代的。

而这个环境和大时代就是“中国房市狂飙突进二十年”。

有些我们觉得必须奉为真理、雷打不动的观念，其实形成时间特别短。

譬如“结婚必须买车买房”“刚需房是中国人刚性的无法忽视的真实需求”等，这些都是我们这一代才有的概念。

上一代要突破的是婚恋不自由的包办婚姻，他们结婚没想到考虑房子，当然也没这个条件。因为那时候的住房政策是“福利分房”，国家给事业单位分配土地，单位分配住房。

中国商品房元年在1998年，不过当时经济低迷，人们收入不高，买房的人并不多。

真正激活房地产市场是在千禧年后，一个外因是中国加入WTO，打开大门，成为了我国飞速发展、经济腾飞、晋升为“世界工厂”的契机。

一个内因是国家出台了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使用权的“土地招拍挂制度”，地是有限的，所以可以形成垄断，也就造成了房价上涨。土地由地方政府供应，也就最大化保障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过去二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国速度是惊人的，房价涨幅也是惊人的。

那时候到处都是关于早买房早致富的都市传说，什么“李湘买了70套房成内娱第一富婆”“郑渊洁北京买下十套房只为放粉丝来信”“拆二代喜提千万，挖机一响黄金万两”“购房十年财富翻十倍“……

“要有房”其实不再只是单纯有个住处，而是阶级身份。

昆山杜克大学人类学学者王梦琪认为，“刚需房”其实展现了人们“从无到有”的过程，人们觉得自己属于“有”这个群体，配得“占有”，房子意味着成为城市新中产，还隐含了户籍学籍、医疗养老等附加值。

那楼市的投资狂热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这要提到房地产畸形的预售制度，也就是最近频繁暴雷的期房。

预售制度是开发商向政府拿地，然后进行“拿地-融资-建设-回款”的循环，开发项目刚打地基就可以预售然后迅速资金回笼。

土地是有限的，于是有前景的城市、发展好的地段房价飙涨、还不愁卖，炒楼有了体制性基础，一线城市期房比例占到8成，不买期房就可能错失上车机会。

预售制度让房子金融化了，房子不再只是满足居住的物，而是用以投资的金融资产。

开发商只需要不断圈地、不断扩张，就能寅吃卯粮“永动”下去，各大房地产企业的特点就是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高风险、高收益。

只不过不健全的期房制度让高风险转嫁给了买房者。只要资金链不断，房子卖得出去，开发商就有得赚。

这条路的核心在于速度，快速扩张，一线城市的地是有限的，很快开发商就去到地价更低的新一线、二三线城市，用同样的方式炒高房价，但在这样的虚高之下势必出现生产过剩。

可是短期时间里所有人都在买房的狂喜里，周围人不断复制买房上车完成阶级跃迁的神话，大家都相信房价是不会跌的。

越多人这么想，就有越多人买房，房子就会涨，每个人的认知决定了经济行为，每个人的经济行为又影响了楼市走向。

可当狂欢散去，几年后售楼部从车水马龙变成门可罗雀，近几年最大的房地产商恒大、碧桂园相继爆雷。

现在房子成为中国人最神经紧绷的命根儿，过去看不见的瑕疵也一一暴露了出来。

除了烂尾楼，公摊面积也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这种我国独有的计算方式甚至到了买69平米公寓到手37平的离谱地步。

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建立养老临终关怀场所，都能引发业主一轮又一轮骂战。

且我们的住宅房设计使用年限只有50年，很多豆腐渣工程可能寿命更短，我们已经在面临手上有房但不太能住的处境。

随机波动曾在播客里提到中国人对“家天堂”有着浪漫化的想象，能不能像项飙所说，过一种“不占有”的人生。

但出现了长租公寓暴雷事件，租客被强行驱逐，人们的不安全感反而强化了占有的逻辑。

也许只有等到租住同权的那一天，勇于不占有的生活方式才可以拥有尊严。

我只知道今天的老百姓已经不再相信买房是一个稳健又高回报的投资，人们甚至开始苛责那些倾尽所有加杠杆的人不负责任，我们与房子的紧张关系如悬在头顶达摩克利斯之剑。

香港作为我们的开放窗口，和日韩一样赶上了上世纪80年代的那一波经济高速发展期，孕育了繁荣的市场经济和大量的城市中产阶级，理所当然的，也出现了大量的城市白领女性。

在那个时代，各种金融公司外贸公司处于野蛮生长期，基本都是放开了招员工，白领女性数量在短时间内急速增长。1989年的时候，有部电影叫《打工狂想曲》，王祖贤演的，就是描述的企业女职员的故事，你会发现片中的妆容，造型，卷发大波浪，西装垫肩等，时髦值不亚于今日。而女职员在茶水间八卦，在窗明几净的写字楼格子间做女强人等元素，也几乎可以无缝衔接到今天。

这个时代的香港女权，也是往独立自强的都市新女性路子走，要升职加薪，要和落后的原生家庭切割，做新一代城市女性。和当年香港号召勤劳努力，爱拼才会赢的狮子山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转折点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依然是经济下行时期，或者说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前后。

所以很多时候人性是一致的，高速发展的时候大家能一起把蛋糕做大，那当然都会喊爱拼才会赢，

可发展一旦停下，蛋糕做的不够快时，自然就会有用各种口号来切蛋糕的了。

在这个过程中，越快被卷出局的，口号喊的越响，这就是为什么不论日韩还是欧美，一旦经济放缓女权立马抬头。

香港本身是高消费高房价的消费主义大都市，经济放缓又使得相当一部分女性难以靠自己能力维系消费。特殊的时代环境又导致她们不能像今天北上广白领一样可以退回二三线老家，全都是想拼尽一切留在大都市不走的。

于是在很短时间内，香港女权高度内卷化拜金化。

有一部电影其实非常直观的体现了这一点，就是黎明和刘嘉玲的那部《恋爱新世纪》

那个经典对话表情包“我不想一辈子都是一个中环小职员，一星期见两次面，谈两年恋爱结婚生子供房子”就出自这里。恋爱新世纪的上映时间，正是1998年。

这一时期很多香港女性被称为“港女”，甚至有了所谓“港女十八式”的说法。

哪十八式呢？

呃饭食(就是骗人请吃饭)，扮上菜(靠化妆假装美女)，你找数(要人来付钱)，我买袋(我为名牌袋买单)，

狂收兵(广撒网海王)，要车载(出行要男方开车接送)等。

了解日本四个钱包的应该都看出来了，这和日本四个钱包几乎是一模一样，很多时候太阳下是没有新鲜事的。

10年前是朝气蓬勃的打工女强人，10年后不想一辈子做中环小职员，

经济上行都喊爱拼才会赢，下行了就会有人想着找ATM找买单的。

但是，香港女权遇到了一个日韩女权欧美女权都没遇到的情况。

这个情况非常特殊，直接导致香港女权在极短时间内全军覆没，乃至到今天几乎没有人听过香港女权这回事。

这个特殊情况就是香港男性北上外娶。

文汇报做过采访，根据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内地服务发展总监，1998年就到广州做穗港婚姻红娘的梁秋莎所述，

“上世纪80年代，内地人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元人民币，而港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是100∶130。男方在香港是典型的草根阶层，到内地相亲时却能穿西装打领带，在女家看来几乎就是富豪。

即便男方在香港做最底层的泥水工，一个月8000港元的收入在当时内地的眼中也是“天文数字”。

香港女性超高的择偶要求，和内地悬殊的收入差距，最终结果就是一大波香港男性直接选择北上外娶。

你的要求再高我也无所谓，反正我不玩了，直接掀桌走人。

2000年前后，伴随着香港和内地交流大量增多，港男外娶数量开始急剧增加，到2006年，外娶比例甚至达到了50%以上。也就是香港男性外娶的数量，比在港择偶的还要多。

这个比例意味着什么呢？有一个直接参照物，韩国女权够激进够厉害吧，

但之前韩国男性外娶比例达到15%的时候，韩国女权急到直接去拉横幅反对。

15%的外娶比例，就能把曾经高喊婚姻是压迫的一群人逼到拉下面子抛掉口号去拉横幅，

你可以想象一下50%外娶比例的冲击力是多大

在大量外娶的冲击下，香港女权在极短时间内就被彻底击垮。

你说婚姻是压迫，我直接赞成，反正我不和你结婚。

你说结婚要有房子有彩礼，我也直接赞成，反正又不是我买单。

香港女权所有诉求，全都失去了讨论空间，注意，不是输和赢的问题，而是根本没人讨论。

为什么？没有买单者，就不会有讨价还价的行为。

你的所有诉求，从婚房彩礼到职场优待都是建立在对方还想和你谈的基础上，可当对方打定主意找别家的时候，，你的任何诉求都是没讨论必要的，讨论一秒钟都是浪费时间。

大量外娶的冲击直接导致了原本拜金趋势的香港女权完全走不下去，那往哪个方向走了呢？

2017年有一部电视剧，叫《不懂撒娇的女人》，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和今年的新闻女王几乎一模一样，都是描述职场女强人的。

在这部片子中，有一个片段是这样的

代言人活动，第一关挑战是展现女方厨艺的，

四川和台湾的妹子立马去选菜下锅，而香港的女孩则不知所措

后面一关是表演求婚，身为职场女强人的女主不同意，求婚不该是男方向女方求婚吗？

结果台湾和四川妹子争先恐后地回答：我愿意！

犹豫再三的香港妹子为了拿到代言资格，最终豁出去了向男主求婚，表示我愿意跟你一起付房贷，我们结婚吧。

结果四川妹子一下子撞开香港妹子，着急地说：“别听她的，我马上给你生一个胖胖的宝宝”。

女主的不满已经溢出屏幕了

最终女主投给了香港妹子，理由是“自强独立”

看懂这个片段，你差不多也就能看懂香港当前女强人电视剧的内在逻辑了

香港女性不会撒娇不会做菜不会温柔，那都是因为她们都是独立自主绝不依附男人毫不做作的新时代女性

和你们这些只会用撒娇和厨艺来取悦男人，没有自我的大陆恋爱脑女性完全不一样！

你说后者好那你就是不懂欣赏只看外貌的低级审美！

你会发现本质上还是赞美香港女性，只是方向换了。不再是去为港女十八式辩解了，而是去强调己方女强人，独立自主能赚钱特性了。因为面对大量低要求外娶女性的冲击下，你只能强调这个去差异化竞争。

以前为约会买单四个钱包辩解是我需要这个，现在贬低买单约会恋爱脑那是因为一群人以更低成本在干这个。不是我想明白了，而是我不得不想明白了。

所以我说过很多次，自由市场是最教育人的。人教一千遍教不会的东西，自由市场的铁拳教一遍就会。

经济基础带来的改变才是最实际最不可阻挡的。

厌倦了租房居无定所的漂泊，还有出于对婚姻家庭的责任感，亮亮一直想为丽君，也为这个小家买套房。他们在2021年的11月份，于房价和房贷的最高点，在郑州融创6期买下了自己的梦中情房，98平米的三室两厅。45万的首付、贷款110多万，每月房贷6300多。

他们2021年结婚，2022年生了个女儿，亮亮母亲在带，他们租房养孩子还房贷，生活确实很有压力，但对两个极为勤劳简朴的年轻人来说，并不是不能承受。买了房后，他们每个周末都会骑着电动车到房子的工地去看一眼，期待着入住，“我看着房子一天比一天长得更高，就觉得很开心”。很多网友都说，那时候，丽君的眼睛里充满了光彩。

2022年夏天，融创城楼盘停工陷入烂尾危机，房子突然成了幻梦。12月丽君被降薪，房贷可还要还，不到一年，两个年轻人的生活，突然就急转直下，摇摇欲坠。在视频镜头从来都是满脸笑容的丽君，眼神一下子失去了光彩。

他们的遭遇因为拍的记录生活短视频而被不少人知晓，也有媒体跟进报道，他们成了新时代的“骆驼祥子”。这些报道让他俩的短视频账号多了些关注者，但对他们的生活来说，没有太大影响。

转机在今年。在保交房的大背景下，郑州融创城的工地今年又复工了。7月份楼盘封顶，他们还去工地拍视频庆贺。虽然不知道房子最后到底能不能正常交付，至少又有了些希望。但还有一件事困扰着他们，在买房的时候，售楼部承诺交完首付要返给他们2万块现金，后来一直没有兑现。这是丽君降薪后将近一年的底薪。两年来，他们去找过售楼部无数次，不管是私下协商也好，还是公开直播去要钱也好，融创售楼部的销售们总是有各种办法拖延、推诿。总之，就是不给了。

于是夫妻俩隔一段时间就去要一次，从一开始的好声好气，到后面的豁出脸皮理直气壮，视频里夫妻俩肉眼可见地发生着变化。融创的销售部门也是有办法的。前几天他们甚至动了脑筋，在小夫妻俩开着直播再次来要钱的时候，售楼处关掉了现场的网络和监控，可能还屏蔽掉了直播信号，现场的销售们找借口跟夫妻俩起了直接的肢体冲突，亮亮和丽君都挨了拳脚，直播手机和车钥匙被抢走,车胎被扎。

在附近看到他们直播信号中断后赶过去的网友所拍的视频中，瘦小的丽君哭着挡在了亮亮身前，质问那个体型有她2个大的融创工作人员，“你打他（亮亮）干啥？”。视频的评论里说，丽君平时那么胆小温柔，永远都眼神明亮，满脸笑容的人，却不得不在人群中哭喊嚎叫，与壮汉搏斗，起因，就是他们努力地买了一套房。

除了那些同情和支持小夫妻俩的网友之外，关于他们遭遇的评论有两种特别典型，一种人说这夫妻俩现在是在闹事炒作；另外一种说，拉倒吧，他们的一切遭遇都源自于省吃俭用买房。“如果一开始就躺平，不生娃，不买房，不奋斗，就能安安稳稳，开开心心过一生”。

人的一生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生活总是有着它的不确定性，这是人人都知晓的道理。但为什么有些时候，有些不幸降临的时候，让人更加无法接受？这是因为我们发现，有些不幸总是与努力相关联。像亮亮和丽君这对小夫妻，像中山大学的几位博士们，像四十三中的女排学生和教练。如果努力奋斗却只是迎来悲剧，那一定是有什么出了问题。

亮亮和丽君在小破站账号的签名是“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人生吗”。对广大年轻人来说，如果在读书、工作、买房这些人生的重大选择中，总是充满不确定性，找不到正反馈，那么躺平就是一种理性选择。命运随机降临的人生，努力奋斗不如烧香算命。

一

八年前，刘同的高考分数刚过一本线不多。她身处西北五六线小城，家里都是普通工人，对于志愿填报给不出多少建议，大家最后定下的思路是，先确保省内一个稍好点的学校，之后再看专业。

于是她把选定学校排名靠前的专业都填了一遍，她已经不记得都填了什么，只知道最后被调剂到了石油工程系。刘同的父母从字面意思理解，觉得和”石油”沾边的，总是在涨价的。

入学后，刘同很快发现，同专业的同学大都来自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的职工家庭。刘同忽然有了危机感，她没有那样的家庭背景，不知道毕业后具体能做什么。她只能努力学习和考试，保证自己成绩在班上前列，不要掉队。

但本科专业通道狭窄且把守森严，即使她通过层层选拔，大概率也会被分到偏远的油田工作。于是刘同决定，先考研，转向就业面更广的方向，至少先从重工业离开。不过她不敢离得太远，而是小心翼翼把方向定在了精细化工类，和本专业所学有交叉，但应用更偏日常。这些信息是她从表姐的一个同学那里得到的，欣喜且莫名的鼓舞后，她把读研的目标定在了那个学姐的毕业院校，一所南方的211大学。

大三寒假结束，考研的同学太多，刘同没有抢到自习座位，只能在不同的教室里打游击战，运气好时，找到的教室整天都没课，她会一直待到晚上10点多。2018年底，刘同第一次考研，分数过了国家线，但没能进入面试。她认为自己复习布局得比较晚，不及别人用功，这种投入产出比算挺高了。

那一年研究生的人数为290万，录取人数为81.13万人，刘同原本有机会被录取。当时本校老师给她电话，说她在校成绩优秀，可以调剂回本校读研。父母对这个消息很兴奋，觉得能“一举上岸”。但刘同觉得，继续留在本校读研，既不能提升学院背景，也无法转方向，没有意义。她坚定地推开靠近的小船，继续沉入水中，全力投入到下一年的考试。

刘同对高学历有很强的滤镜。上大学前，她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出生在上世纪40年代的工人夫妇曾经托举大儿子，也就是刘同的叔叔进入全国顶尖名校，成为街坊邻里的美谈。但全家骄傲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即早逝，夫妇俩陷入长久的悲痛。退休后，他们把一部分希冀投射了小孙女身上，对她的教育非常重视。

可刘同不算天资聪慧，小学的奥数需要爷爷带上老花镜，学会了再教她。初中之后，爷爷教刘同显得吃力，就给刘同请了家教。在刘同的印象里，爷爷奶奶对她的认可，仅限于偶尔表扬她，饭菜吃得干净、帮忙洗了碗筷。

他们真正发自内心表扬的，还是那个早逝的儿子，感慨他多么优秀，当年回家，都是先干家务活，再挑灯学习。叔叔在刘同出生前就去世了，她连叔叔的一张相片都没有见过，却一直生活在隐约的对比里。对刘同，爷爷奶奶即使在人前说她性格好，也会在后面加一句：就是学习不够上心。“优秀”是他们评价一个人的最高级词汇，和学历直接挂钩。高考结果已无法回转，她不想再错过考研。

因为第一次考研失败，2019年夏天，刘同大学毕业，收拾行李回家后，立刻钻进了卧室复习。那一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为341万，比去年增加了51万人。得益于第一次考研积累的信心，她相信第二次的成绩肯定会有提升。

的确，第二次考研刘同进了复试，几乎摸到了那个所谓的岸边。但疫情突发肆虐，面试改成了前所未有的线上形式，在1：1.5的差额录取下，她被刷下去了。刘同将失利归结为缺乏面试经验，且初试分数不够高，“如果我初试第一，被刷的人就不会是我。”，岸上泥土松软，她挣扎着，还是没能爬上去。

接下来，要不要“三战”的问题上，一家人开始出现分歧。爷爷奶奶觉得，两次失败已经足够了，不能把时间全荒废在家里。刘同把这种劝告看作是，他们认为她根本做不到，心里很不舒服。

家里人又给刘同在国外的表姐打电话，表姐和刘同关系亲近，担心她三战压力太大，建议她多朝外面看看。表姐举了很多例子，说明专业和学历在工作里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刘同说：“那是因为他们有，所以可以不在意。”提升学历成了一个坎，考研也是刘同和自己的战争。

二

二战像一个分水岭，和她同级的人，大部分都考走了，没考走的也进入了工作状态。刘同的高中算当地拔尖，很多同学都跻身名校，刘同考研211学校却接连失利，心里落差很大。因为不想被人问到，最近在做什么，她主动切断了与大部分人的联系。

家里人嘴上依然支持，但偶尔会提起，她本可以上岸的那次机会，或者开始讲别家小孩找了什么工作。刘同努力屏蔽着这些，坚持早上七点起床，专注复习到半夜。她给自己设立了诸多规矩和惩罚机制，比如在桌子前的时间以2小时为单位，期间不能起身，不能去厕所，脚离开了脚垫，晚上得多看半小时的书。

她开始严重失眠了，白天做题时，恐惧随时会袭来，觉得自己复习远远不到位，或者猜想，是不是又考不上了。负面念头裹得喘不过气时，她就躲起来默默哭一阵。晚上躺在床上，她经常辗转到凌晨四点才昏沉睡去。而一到早上六点半，她又自然醒了，开始面对新一天的学习任务。遇到不会做的题，她会崩溃地扔东西，等心情平复一点，再把东西一件件捡回来。到了复习后期，刘同的焦虑崩溃越来越频繁，严重时会用头撞墙。

刘同和最要好的几个朋友还保持着联系，她尝试倾诉，但都是点到为止，怕说多了别人会烦。复习的卧室成了唯一的安全屋，只有把眼泪擦干，调整到轻松愉快的神态后，她才会走出去面对他人。她害怕父母知道自己的情况，那样的话，也许压力不仅无法缓解，反而容易继续升级。

可是紧张压抑的氛围还是穿过门的缝隙，快速蔓延到家里的每个角落。刘同的父亲工作在外地，一两周才回来一次，母亲失业在家。母亲文化程度不高，不知道怎么帮忙，就经常在网上刷各种考研视频，有用没用的，都存下来让刘同看完。

母亲急切地希望给刘同的接连落榜找到理由，最后定性为她起床不够早。刘同反感这种任意的批评，潜在的矛盾慢慢积累后，有一次，刘同洗碗忘了沥水，母亲忽然发了很大的火，劈头盖脸地痛骂她。刘同没有为自己辩解，而是站在一旁默默流泪，等到母亲说累了，才回到卧室继续复习。刘同觉得，一切的矛盾都因为她考研失败，所以家人想发泄情绪，自己也应该承受。

2020年底，在孤独且高压的状态下，刘同勉力完成了第三次考试。当年院校接连扩招，但报考人数也比头一年增加36万人，达到了377万。录取比例再次降低，刘同虽然已将报考学校换到省内一所985院校，但英语成绩没过国家线，再次被死死绊住。

考完试后的一天下午，晚饭喝汤，热气蒸腾，刘同取下蒙雾的眼镜。母亲注意到她浓重的黑眼圈，训斥她怎么考完试还在熬夜，是不是在玩手机。这一次，刘同的委屈汹涌而出，哭着说，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好好睡过觉了。母亲带她去医院，诊断出中度焦虑和抑郁，需要服药。刘同绝望地往水底沉，母亲对她说：“如果考研让你这么难受，让你生病，那就不要再继续了。”

但停止考研的话，背着空窗两三年的履历，刘同出去很难找到好工作。她觉得，不如继续争取一个应届生的身份，增加就业筹码。那时候是2021年初，市场环境开始下行，当年考研的人数陡增80万，达到457万人，比刘同第一次考研，多出了167万人。

大环境下，刘同不费力做出了四战的决定。历经挫伤后，这一次，刘同把考公也列入日程，同步推进。但考研是来自强烈的自我驱动，考公则更多是刘同父母的意愿，在他们看来，反正研究生毕业后还是要下水，不如直接游往下一个岸。

刘同第四次考研时，正值疫情严重的频繁封控期，波折丛生。先是全家通宵等待，才在开考当天早上六点多，接到考点安排的通知。随后的专业课考试中，因为准考证的疏漏，刘同的计算器被监考老师依规扣下，在距离交卷半小时前，才核实清楚还给她，结果为时已晚。

那次考试的结果，刘同在考场上就已经有了答案。她坦然地接受了，第四次是她给自己的最后期限，和她同级的本科同学大都已硕士毕业，她也到了必须该考虑经济问题的时候。

三

直到如今，想到“考研”这个词，刘同依然会难受，有一种被塞进盒子里的窒息感。旁人问起，她会说自己“不够努力”，她依然觉得：“我早上六点多起，总会有人五点起，我晚上学到一点多算晚，别人照样学到两三点。”刘同寄希望于未来，她想等自己足够的经济能力后，再去读一个非全日制，或者申请国外学校。学什么都不要紧，主要是解开这个心结。

而眼下，刘同要自己去面对生活层面的压力了。但在书桌前坐了好几年，社会环境已变化剧烈，她所谓的规划在现实面前显得不堪一击。考试好像成了她能掌握的唯一武器，她还是没能走出那个房间。

从2022年初开始，在家人的督促下，刘同开始全力考公考编，从一个考场走向下一个考场。

编制考试的内容本身比考研难度低，但对刘同而言，压力不降反升。受制于本科专业，刘同只能报“三不限”的岗位，竞争堪称惨烈。刘同经历过500多人，甚至900多人争抢一个名额的考试，全部落败。

上岸的几率越来越低，刘同身边还有几个困在考公里两三年的朋友，有时会相互诉苦。在网上，全职考试好几年的例子比比皆是，大家像是拥挤在水边，胳膊间相互碰撞。

刘同继续钉在书桌前，不断地重复前一天的生活。她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连续完整的休息了，甚至过年也只敢歇两三天。她太想出门旅游了，还想有空学学乐器，或者只是发发呆。而现实是，即使偶尔看到窗外阳光很好，想放下笔出去走走，她也会劝说自己，什么都没考上，算了吧。

在考编制接连受挫后，有一天半夜，失眠的刘同听见父母在隔壁房间吵架。父亲在家时间短，对刘同的情况知之甚少，他言辞激烈地高声抱怨，就是你惯着她，一会儿考研，一会儿考公，这么大年纪，一事无成。刘同默默听了一阵，最后实在忍不住，去拍父母卧室的房门。没等父母反应过来，她在门外哭着大喊：“难道我希望变成现在这样吗？”

四

今年夏天，距离刘同本科毕业4年后，在又一场事业编考试完成后，刘同决定从家里搬走。

因为不想带着愧疚感在父母面前生活，也因为老家发展落后，刘同开始在网上疯狂投递简历。为了避免第一轮就被淘汰，她扩充了兼职经历，还预备了一段创业失败故事，胆战心惊地把履历上的大段空白补齐。

但雇主反而理解这几年的特殊情况，没有询问太多。她顺利地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全职工作，在省城一家教育公司带小孩做化学实验，既和她的学科背景挂钩，也不会太累。拿到offer的第二天，刘同迫不及待地收拾行李坐上高铁，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乡。

走之前，刘同把飘窗上越垒越高的复习资料全都卖了废品，几毛钱一斤，总价不到十块钱。窗台被清空后，屋子一下子敞亮了很多，刘同发现，那间小卧室的采光其实挺好的。

从2018年第一次备考研究生的春天算起，到2023年的夏天，刘同已经在书桌前坐了5年，在老家房间里整整封闭了4年。这是她的21岁到26岁。

离开家之后，刘同像一个什么都没见过的小孩，带着一股学生气，看什么都好奇，下班路上一朵粉色的云，都能让她开心半天。

在那份一个月几千块的工作里，刘同惊讶地发现，很多同事都是研究生，有的来自她曾经报考过的学校，有的来自海外名校。在人才济济的公司里，领导经常以各种理由克扣课时费，承诺的六千工资，最后实发只有三千。此外，领导还会污蔑有分歧的女生，暗指她们有生活作风问题。初入社会的刘同实在无法忍受，选择了离开，也是唯一离开的。

如今，刘同又投入找工作的大潮中，每天早起面试，路上往返两三小时。她觉得自己留在原地太久了，想要尽快追平别人的时间，把几年的差距补上。

而让刘同没想到的是，她身边考上研究生，毕业后顺利进入国企的同学们，会有一天反过来羡慕她。一个油田子弟，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甘肃某县，另一个名校毕业的朋友，被安排到了更偏远的地区，晚上要在野外值班，牵着一条狗在作业区巡逻。聊天时，他们感慨人生已被圈定，刘同身上却还有无数可能。

刘同当然没有表面上那么自由。即使她已经离家工作，依然无法轻易离开考场。考试仍在继续，下一场考试被安排在9月底，

父亲又找到刘同的表姐，让她劝刘同尽快回家复习，辅导班花费几万都没关系。表姐提起如今考公难度真的太大，刘同父亲犹豫了一下，说：“可是总有人考得上。”体制外的选择，实在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看上去似乎都不可靠。

刘同现在对生活的感觉是，好像在路上走着走着，脚下的陆地忽然被瓦解，人直接跌落进水里，所有人都告诉你，要拼命游，游上岸。但上了这个岸，还有下一个岸，前面好像总有一片更大的海，而她脚下的那一小块土地如此脆弱，家人的认可、社会的评价、周围人的眼光，甚至是七大姑八大姨的闲言碎语，都会将其击碎崩塌，让她直接掉进水里。

刘同明白，如果能够抵御或忽略来自外界的攻击，她也不必继续游下去，可是她清楚自己的性格，无法真的忽视那些评价标准。如果人生真的有岸，她真心羡慕那些内心足够强大的人——他们好像一直都站在岸上。

《漫长的季节》席卷了今年初夏，在东北灿烂秋季的衬托下，下岗的阵痛，让这片土地上的无数家庭共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季节。铁饭碗，成为动荡年代中的大树，人们经历着场场余震，渴望保障和稳定。年复一年，总有更多年轻人想要“上岸”。

长泳上岸意味着脱离苦海，通过考公考编进入体制内，意味着人生正式躲入避风港。当有无数年轻人奋力游向岸边时，在另一个不远港口，岸上的人却开始接连从国企离职跳海。

“上岸”如同拥有巨大引力的磁铁，意味着”生老病死”下将永远有层安全网，但对一些身处体制内的年轻人来说，是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他们的生活像被铁饭碗倒扣，住在铁打的监狱中，唯一出路只有将碗底捅穿，釜底抽薪。

从国企离职，看似是他们人生中的唯一出路。世界并不只有是非黑白，选择并不只有对有错。铁饭碗，也能成为一个年轻人生活中的最大围城。

铁饭碗，走不出的精美围城

当母亲在电话里和蒋琬说“我们都是为你好”时，她只觉得自己这辈子都被套牢了。

她始终记得，大四那年收到乐团面试通过邮件的那个下午，前路一下从迷茫变成散发着金光，闭上眼睛，她能清楚看到自己将来坐上大提琴首席的位置。

晚饭和同学庆祝席间接到家里的电话，父母收到了她的报喜信息，同时让她死了去乐团这条心。

家里早在两个月前就为她找好了老家国企文宣岗的工作，父母在电话另一端软硬兼施，从前景到稳定，从家庭到孝道，反复强调这些年供她学乐器花了几十万早就捉襟见肘，为了给她找这份工作更是花光了仅存的家底，以及父母二人一生的面子。

“现在我和你爸手里加起来都不到五千块钱，你要是不回家，花出去的这15万就直接打了水漂。”说完这句就挂断了电话，蒋琬坐在饭店门口，只觉得一切都像做了场梦，分不清哪边才是现实。

毕业季到来，蒋琬在拍毕业照的前夜打包回家，在待机时删掉了多半同学的联系方式（多年后，蒋琬还是将这班飞机称为”行驶入噩梦的航班”）。

父母起初感到万分欣喜，一切事都哄着她来，告诉她开始虽然只是合同工，但只要干满两年就能被填进在编的萝卜坑，人生大事解决，家长义务圆满完成了大半。

18年秋天蒋琬入职国企，年龄断层的同事，一周坏3次的主机，神出鬼没的领导和永远办不完的杂务构成了生活的全部。份内，每天都有修改不完的稿件和换汤不换药的发言稿，份外工作要比之多上两倍。

拿着永远没涨过的薪资在办公室扮演一个局外人，每天听着”你年轻你多费心”，看着越来越多工作甩给自己，她实在无法做到最初定下”既来之则安之”的目标。

工作半年后蒋琬彻底陷入心态失衡，高强度的工作和高度的精神内耗，磨灭了一个22岁年轻人对生活的所有期盼。

情绪缓缓渗透进生活，全家人的状态随着她一起下沉。

在国企工作三年，蒋琬也在合同期满如约转正，一切看似进展顺利，吵架也成为这三年中她和父母的家常便饭，一家三口变得没有办法坐到在同一张桌上吃饭。

2022年蒋琬在的省份事业编招录3500+人，竞争最激烈的岗位达到100:1，她的单位也来了两个本科应届生，她也学会了把最麻烦的工作推给新人，眼看他们从考进编制的欣喜变得像她最初一样，开始抱怨这些工作究竟有什么意义。

22年中秋节，蒋琬被抓到单位加班，因为一些不大不小的纰漏被骂了一通，回家后经过母亲撮合，一家人终于在团圆节坐上同一张饭桌，很快又因为些小事再吵起来。

父亲把筷子摔到蒋琬脸上，问她”我和你妈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一切都给了你，竟然养出个仇家！”

蒋琬没说什么，只在一周内办完离职手续，收拾行李搬离老家。

从北方南下，回到自己读大学的城市，一切都同她记忆中完全不同。

找份工作成为生活的新目标，大提琴早已荒废，几年来她从没拉开过大提琴外包的拉链，文宣岗位的工作经历，拿到体制外甚至连月薪四千的文案也找不到，面试出来站在过去熟悉的街道，她意识到自己竟同社会脱节这么久。

积蓄很快见底，合适的工作机会从来没出现，她在20岁时曾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女，最终在27岁这年认命，拿着最后剩的500块钱买下回老家的火车硬座。

回家后父母一反常态的没说什么，家庭关系在平静中完成一种诡异的表面平衡。

蒋琬在老家开起了网约车，做了半月后，有天母亲神神秘秘走进蒋琬房间，问她还想不想回原单位自己可以求求人，蒋琬近乎哀求，请父母余生都不要给她规划任何事。

母亲愠怒”我不都是为你好吗？一颗心都掏给你，我错了吗？”

蒋琬说，你没错，我也没错，但每一步都走错了。

“迈进国企，我反而离安稳生活越来越远”

女友向余浩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一年内还不能从国企离职，两人的婚事以后就没必要再提了。

95后余浩在国企工作两年，只觉得对前路有着无尽迷茫。过去他曾对”上岸”有些执着追求，和女友相识相恋于考研辅导班，没能和女友一起成功晋升研究生，转念选择在女友所在城市考公。

年轻人上岸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余浩花两年时间考公，最终成为落水大部队中的一员。

连续两年的失利让他逐渐开始心焦，也在加重女友的不安，两人商量好等女友研究生毕业就立马结婚，”有个稳定工作”是女方父母的唯一要求，余浩迟迟没有落定的工作，成为两家人共同的心病。

他打算另辟蹊径，转将目光放在国企央企上，虽然不是公务员，但至少也是一份能”干到退休”的铁饭碗工作。

许是有考公经验作为铺垫，亦或是专业优势，事业编的笔试面试都很快顺利通过，入职国企前双方父母第一次见面，开始商量婚礼和婚房。

理想和现实总有差距，余浩在入职后才开始逐渐看清稳定工作的真相。

人跟着项目走，开始成为生活的全部，余浩常驻偏远地区山里的第一年，甚至对工资都没有什么实际概念。

人在山区，吃在食堂住在宿舍，工作地点收不到快递，平均一个月花不到100块钱，平日里相处的只有同事，在一个固定圈子中过着一种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宿舍里只有几个固定角落信号相对好些，站在这里给女朋友发视频，几乎成为他与外界的唯一交流。

婚事因相隔两地被暂时搁置，女友前期并未向余浩施加过任何压力，只在她过生日余浩无法到场那天第一次问他”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余浩不知怎么回答。

全月无休成为工作日常，春节和十一期间也靠和同事调休才有短暂假期，资历稍深的同事对他说”总能熬到头的”，他站在事业生涯的起点，能清楚看见终点，只是前往终点的路程上尽是迷雾。

根据《国央企数字化转型人才白皮书》来看，人才型需求确实在逐年递增，2022年国企专业技术人才新发职位量同比增长8%，专业人才需求增长到37.5%。

每隔一阶段就有新面孔到来，比余浩大两岁的硕士，在山区待了短短一个月就立即离职，原因也很简单，生活质量下降幅度太大。

一年半过去，女友家里也开始不断给两人施压，之前之所以说希望俩人都有”稳定工作”，就是看准能事少离家近，现在一年见不到几面，婚期只能被无限期搁置。

女友心态也在等待中逐渐失衡，给余浩下了最后通牒，自己不想要丧偶式婚姻，要么想办法从外面调回来，要么就从国企离职。

村里民房改建的宿舍里信号一直断断续续，他告诉女友自己会想想办法，只听见”喂？喂？喂？”后被挂断电话，余浩至此觉得自己和外面的世界彻底断线。

他不知如何是好，只能上网看看行业年轻人现状，以及要坚持多久才能真正看到生机，在搜索”国企项目部”后，看到最多的都是”坚持12天，国企项目部提桶跑路”以及”在国企的第十一天，怎么逃跑”。看不见前途、没有社交、氛围压抑和内卷几乎是大家的普遍情况。

他忽然想起之前同住一个宿舍的硕士临走对他说的话：”别在这里浪费青春，人活的是过程不是结果。”

自己上的这个岸不是绿洲而是无人戈壁，离开是个必然结局。不管离职后不后悔，不去想之前的努力有没有白费，当前自己只想回家陪陪家人和女友。

体制内，并非现实生活的乌托邦

永远不会失业，一个乌托邦式的生活愿景。

陈晨在农村长大，小时候最大的梦想是长大能住楼房不用种地，以及永远都不会失业。成长环境结合得来的认识，公务员就是她心中最好的工作。

她始终记得高中老师说，考试是唯一能靠自己改变命运的途径，并且绝对公平。所以在她看来，毕业后想要在城市中扎根，最直接的方案就是参加国考成为公务员。

拥有绝对明确的目标，陈晨从未对前途感到过迷茫，从大学期间就开始备考，一年上岸省会城市在她的意料之中。

毕业就在省会当上公务员，陈晨在老家已经成为”体面”的标杆，在老家她也变成所有人口中”最有出息的孩子”。

公务员生活在她心里是满足并有趣的，由于从小家庭条件拮据，她从未有过自己的房间以及合适尺码的衣服。

做了这份工作，人生像进了保险箱，无需担心失业也很少加班，常有软性补贴的无压力生活，让她觉得紧绷了23年的神经一下松弛下来。即便收入不高但她终于敢花钱，她终于有能力为自己而活也有余力帮衬家里。

收到第一次工资，第一次为自己在商场专柜买了套护肤品，给爸妈发了红包。人生过去错失的一切，在做了这份工作以后终于被补足。

直到家里舅妈开始在微信上向她借钱，小时候父母忙着务农，陈晨有一半时间被舅舅舅妈带大，2000块钱，是她每月工资的一半，母亲也劝说既然有就先借吧，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陈晨的生活至此，开始在幸福中产生些隐隐的不安感。

工作三年，陈晨的积蓄寥寥，在这座城市为自己攒个小房子首付的目标也越来越远。家里早年过得苦，帮衬过得亲戚不少，如今她变得”有出息”农忙农闲总有借钱的口子找上她。

陈晨也和家里暗示过自己再这么借可能入不敷出，母亲只说当年你爸被人骗钱后咱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都是大家自发凑出的家底，这样的人情债咱们家总是要还的，再说这钱也不是不还了。

奶奶住院，是最终导致生活分崩离析的最大引线，老年人生病如山压顶，家里积蓄很快被掏空，还没到庄稼收成的季节，陈晨成为家中最大的经济支柱，之前零零散散借出的钱只收回一半不到。

手术住院加治疗，让她在外借了二十几万，每天最害怕的事变成护士走进病房说”5床续费”。即便不吃不喝，按现在的工资还上这笔钱也要好几年，奶奶术后要请的护工比她一个月工资还高，陈晨无法做到甩手不管。回看自己的这份工作，胜在稳定，也输在稳定，惠及一人但不及家人。

望族留原籍，家贫走他乡，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她只能辞去公务员的工作。

辞职后身边有无数人表示不解，陈晨不想把内情同所有人讲，这样体面的工作也许天生就不属于她。

当前只有赚钱最重要，只能到一线城市为自己博得生计，她怕了”拿死工资”这个概念，也无所谓体面不体面，拿提成的销售工作能月入过万，即便每天都处于高压状态，对这样的结果她已经很满足，新目标是在30岁前把钱还完。

2023年春天她迎来新的跳槽机会，收入差不多只是压力相对较小，陈晨很快婉拒了，现在的这份工作对她来说有个巨大优点：包吃住。

仅仅这一点可以支持她在大城市再多熬几年。

结语

先苦后甜，是年轻人想要奋力上岸的初衷。

稳定是体制内的一把双刃剑，当体制内变成围城和迷雾森林时，人们会本能地开始寻找出路，即便走出这里迎向更残酷的世界；当体制内的人们离开体制直面残酷的世界时，他们又会发现他们在体制中是在虚度光阴，没有学到应对大风大浪的真本事；而当铁饭碗中的米不足以饱腹，”稳定有保障”的设定就面临被彻底推翻；甚至当这个体制也日益困窘时，那些勉强细嚼着体制的残羹冷炙的，也将不免被扫地出门。

人生没有标准模式，有无数人在社会和家庭的期许中进入体制内寻求编制，将”先苦后甜”的生活过得本末倒置。

无数年轻人争着上岸，不满于岸上生活的年轻人尚且有勇气跳海。在时代洪流中，搏一搏，也许有生机；但是等一等，真的有活路吗？

这两天，黑龙江佳木斯一位退休老师，打官司讨薪的话题上了热搜。

新闻里说，这位姚老师1997年开始请病假，一请就是25年，临到退休才发现自己的教师编制没了。

斯基以前听说过，有那种一上班就哪儿哪儿不舒服的病，好像叫什么“懒癌”：

没想到这种病，还能通过请二十多年病假来治疗。

在这位姚老师请病假的第5年，学校停发了她的薪水，两年后当地教育局取消了她的编制。

相当于她享受了5年的带薪休假，还多占了2年编制的“坑位”。

但如今这位姚老师认为，学校等部门没明确告知她解除合同、取消编制的事，要承担责任。

解决方案就是，要给她恢复教师身份，按在岗公办教师办退休，再把工资也补发一遍。

大概要倒赔25年没上班的她，90万元。

这件事目前还没有法院最终的裁定，斯基去查了下相关条例，对长期脱岗行为视为自动离职，是有据可依的。

但争议的地方可能在于，她工作的学校有没有提醒及时返岗；有没有把解雇和取消编制的通知，明确告知个人或公示。

往大了说，这件事是个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冲突。

但斯基觉得，这个诉讼非常有意义，它让“编制”的内涵，重新被放在聚光灯下讨论。

要是换成有些企业，都不用走到诉讼这步。别说请病假25年，你试试请假25天呢？

如果姚老师最终赢得了官司，25年不在单位工作，还能照常补发工资，那当然恭喜。

这类积极的案例要多宣传，鼓励更多的年轻人，铁了心去考编。

要是姚老师最终输了官司，那更有意思了。

25年在家养病，自己都不过问一句编制的事，是该夸她心真大呢？还是说：

她对编制的“铁饭碗”，有一种毫无保留的信赖？

有人评论这位姚老师是教育系统内典型的“吃空饷”，但斯基觉得这只是个“薅羊毛”薅失败的案例。

教育系统内的“吃空饷”，有更典型的“吃法”。

前几年，沈阳法库县通报过县里的职业中专吃空饷的问题：

因为部分在编老师不在岗，学校居然还得再花一份钱去外聘老师来上课。

有位在编教师，长达75个月没去上过班，但期间法库县财政，仍然往他的工资卡里前后打了20多万的工资。

去年陕西延安的富县职业中学查出的“吃空饷”案件，不仅有校长帮着打掩护做隐瞒，县教育局领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斯基查了下，法库县是沈阳四个财政困难县区之一，需要市里给兜底保障。富县也自称是“农业大县，财政穷县”。

只能说，从来没有毫无来由的困难。

除了这类躺平“硬吃”的案例，还有曲线“软吃”的。

前两年，河南南阳的唐河县通报了5名在编老师“吃空饷”，他们中脱岗时间短则数月，最长的有1200多天。

有意思的是，其中4位“吃空饷”的老师自己出资，找他人顶岗代课。

过去都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书育人的事，没真的让你做工程师。

更不是让你真学建筑队，去找外包打灰搬砖。

还有一类要不是“吃空饷”这个污点，能称得上是劳模和典范。

前几年的时候，河南南阳的新野县通报过一个“编制内卷王”。

这位小学教师刘某，先是被借调到县里小学教书，人事工资关系留在镇里小学。

小学放暑假，这个刘某又被借调到县里政法口工作，结果没多久，他又瞒着借调单位，跑到县实验中学去代课上班领报酬。

这期间，这位小学老师跑前跑后，一个人打了三份工，领借调单位的补助不说，教育部门的工资也一分不少拿。

属于是吃起来没够，卷起来没完。

你说你都“上岸”了，怎么还这么卷。

前几年有部叫《驴得水》的电影，也讲了个“吃空饷”的问题。

说是一群知识分子到偏远乡村办学，把每天挑水的驴，变成了一个叫“吕德水”的英语教师。

从教育局那边额外申请补贴经费，改善学校的生活教育条件。

直到教育局的特使点名要来听吕老师的课，一场围绕“吃空饷”的闹剧就此展开。

按剧方的说法，《驴得水》的故事原型，是甘肃一所民办学校的真实事件。

他们学校因为缺水，需要养一头驴去挑水，但驴钱不知道从哪里出。

正好有一个民办老师走了，他们就虚报了一个民办老师“驴得水”。

在影片中，每个人都在强调“教育”，全片却从未出现过一个学生。

这样的设定也让影片的讽刺艺术效果，直接拉满。

斯基记得，电影《驴得水》里有句台词，说的是影片那个时代的情况，说：

最缺乏教育的，或许不是农民。

但艺术毕竟是艺术，和现实比起来还是有差距。

前几年，对教育系统内“吃空饷”的问题，《中国纪检监察报》做过一次系统的画像。

有伪造病历，长期请假的；有人情借调，两边缺岗的；有低薪雇人，顶岗上课的；有校外经商，欲壑难填的。

有大权独揽“明着吃”的；有以权谋私“躺着吃”的；有退居二线“隐身吃”的；有借口百出“偷着吃”的；还有不明不白“长期吃”的。

你要说这些“吃空饷”的对教育事业有多大研究，可能一时半会难说得清。

但你要问他们“吃有多少种姿势？”他们立马翻身表演起来。

在很多教育系统“吃空饷”的调查通报里，都会深刻分析背后的原因，经常提的是：

部分财政供养人员私心严重；一些财政供养人员心存侥幸……

也就是说，问题一部分出在“部分人员”身上，另一部分是“财政供养”。

说了这么多“吃空饷”，斯基专门去查了查什么是“饷”。

据说，这个字的本义是：给在田间里劳动的人送饭。后来慢慢才演变成了粮食、薪资的意思。

如果按照古意来看，田间劳作的人仍然在。

但“饷”的意思，好像是反过来了？

如果你是一位女性，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在「穿衣服」这件事你大概率遇到过一些麻烦或者困扰——

你可能很难买到合适尺寸的裤子；或者要为了「漂亮和时髦」忍受不舒适的衣服；再或者，你会纠结这个裙子我很喜欢但能穿出去吗？我可以脱掉内衣吗？

「穿衣服」看似是一件小事，但却成为一个缩影，让我们进一步思考：女性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塑造」的？以及社会凝视下女性的「不自由」。

所以本期简单聊聊，我们邀请几位编辑聊了聊她们穿衣服的那些烦恼，一起来看看吧～

「从小就穿男生衣服，男装真的很舒适」

直到近几年我才开始逛女装，我的衣柜里男装的比例大概在 50%，日常还会把男朋友的衣服抢来穿。翻开小时候的照片，我的所有衣服，都大得不像我自己的，跟个跳街舞似的，因为我只会买 XL+的男装。

提出这件事情的时候，编辑部的寒冰同学很意外，但这对我来说好像是从小就习以为常的事情。

我想了一下，这可能跟我从小的生活环境、身材有关。我的身材从小就是「平」，会被开一些非常不友好的身材歧视性玩笑，比如：你哪有 A 你这是凹进去的吧。妈妈从来没有主动带我去买过小背心（甚至不是胸罩）因为她觉得我没有必要，直到上初中的我再三要求。年幼的我虽然没有意识，但会通过穿宽松的衣服来遮住自己的「缺点」。

最好笑的事情是，大学的时候因为这种打扮，加上当时是短头发，很多人会把我当做男孩子。在地铁上身后的大爷问我：小伙子你下车吗？我用女声回答：我不下。给他整懵了。但那种时刻我不会感到尴尬，我觉得很「爽」。可能我从心里期待自己被当作「男孩子」，因为如果是一个男孩子的话不会被「区别」对待吧。

后来性别这件事在时装领域被重新定义了，很多衣服都是中性的。虽然我还是会冲到男装区，但当别人问我为什么要在男装买衣服的时候，我可以说这件衣服是「中性」的，男女都可以穿哦。

穿久了中性装，再穿女装会发现很不舒服。之前听过一句话「时髦就是不舒服的」。但我很奇怪，为什么男生的时髦就那么舒服。比如原宿风、美式街头...他们的衣服可以宽敞舒适不会勒的你喘不过气。但相同的女生的时髦需要戴乳贴，需要小心翼翼地塞到一条裙子里，或者随时担心那条 y2k 的短裙会走光，我真的很不理解。

我试过买一些很好看的女装它们要么太短——我坐下的时候需要反复扯裙子，或者不能坦然的张开腿，因为担心走光；要么太紧——我吃个饭就把小肚子撑得跟怀孕似的，而且它的存在像反复提醒我「你身材很烂」，这让我非常焦虑，焦虑到穿上不舒服的衣服我就脾气不好。

我爱中性服装！舒适万岁！

能够忍受「不够舒适」的衣服，女性与自己的身体感觉更加疏远

穿衣服要考虑舒适度，这个最基本的常识，老实讲我是这两年才逐渐意识到的，甚至到现在都还在学习，因为我真的穿了太多太多年不舒适的衣服！甚至已经习惯了，偶尔的舒适反而对我来说是不太熟悉的。

和@小丸子相反的是，我从小就很有意识地要穿非常「女性化」的衣服，小裙子啊，蝴蝶结啊这些，甚至小学三年级我妈给我买的一双好像男孩子穿的中性凉鞋成为我的童年噩梦。其实我也很困惑，这种特别要表现得像个小姑娘的性别意识是哪里来的，可能我是被规训的更严重的那一类吧。

20 岁出头的时候，我穿衣服最主要的诉求是好看、时尚、显瘦，舒适度和保暖性这些实用价值是靠后排序的，大学四年除了上体育课和跑步我都没有穿过运动鞋，因为「不好看」「不够女性」。而这其中有些衣服和鞋子本身的设计就是不舒适的，也有些不适合我的身材，我穿得浑身不自在，但那个时候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好像都是应该忍受的。对我来说，「别人看起来怎么样」比「我身体的感受如何」重要得多。

我现在的男友常年喜欢穿运动装，偶尔穿其他类型的衣服和鞋子也非常在意舒适度，在他看来，如果不舒服还穿在身上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对待穿衣的巨大差异让我意识到了，一直以来我在做一件多么「反人性」的事。

这件事引发我进一步的思考，我发现我对自己的身体感受是不敏感的，除了舒适度外，对冷热也不敏感，我经常为了「穿得好看」冻着自己，总是很难根据温度选择最适合的衣物。

后来我在一项研究中发现了类似的结论：由于长期的自我物化，女性会警惕地注意自己的外在身体，较少感知资源关注内在身体体验，这导致女性与自己的身体感觉更疏远，在检测内部生理感觉（心跳、胃收缩和血糖）方面，不如男性准确（Pennebaker, J.W,1992）。

忍受不舒适的衣服是这种现象的一个表现，除此之外，还有为了减肥节食忍受饥饿、迫于文化压力压抑自己的欲望等等，女性和身体的距离确实很远。

更多地了解并照顾身体的感受，是爱自己的第一步，我也还在慢慢练习中。

「我还是不敢不穿内衣」

不知道有没有女生偷摸摸挂过空档，也就是不穿胸罩，少了一个勒在自己胸部的束缚，真的很舒服，我在体验过后，就学会了衣服厚的时候不穿内衣。

后来因为跳舞，参加舞会穿很多漂亮的吊带小裙子没办法穿胸罩，我又学会了用乳贴，只要遮住激凸，就不会觉得不得体。

当时毫不羞涩地贴乳贴算是比较走在前沿的人了，当时经常有不认识的女生会在舞会上偷偷问我，穿吊带裙里面怎么穿内衣，我会大方告诉她们我用乳贴，并且不觉得羞耻。

那个时候，我对贴乳贴这件事情的「确定感」可以抵挡一些不好的评论，比如会有人说你胸怎么晃荡，或者有人说看见你的乳贴边边了，我会觉得我贴乳贴没问题，你要是瞎想就是你自己的道德问题，反正 pua 不到我。

后来有一次一位国外的舞蹈大师来上课，她那晚在表演的时候，穿了一件丝绸的吊带，我突然发现她好像胸部没有穿任何东西，甚至没有乳贴。后来我确定了这个观察，她真的穿着一件丝绸的吊带挂空挡！

这个场景一直影响我（还有老友记里总是激凸的瑞秋），我觉得也许我也可以连乳贴都不用，因为带乳贴跳舞时流汗会感觉闷。

但事实上，三四年过去了，我依然不敢在穿裙子的时候挂空挡，而是保持用乳贴。不是我不想，是这一次我觉得「确定感」没有那么强，不足以去冷静地对抗更多的凝视和评价了。想想那些看见我激凸的人的眼神，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是荡妇，会不会觉得我没有羞耻心，或者是私生活不检点？

站在我这边的人没有那么多，而对这件事情的批判又过于强烈，我没有勇气做这件事情。

当然也许以后会有变化。因为文化会改变，也许啥时候大家觉得「挂空挡而激凸」并不羞耻，而是代表一种解放（就像曾经认为拒绝有钢圈的胸罩是一种解放一样）。当然，与其等待改变，或许我们也能做点什么推动它的到来。

参考文献————————Pennebaker, J.W.,&Roberts,T.-A(1992).Toward a his and hers theory of emotion:Gender Differences in visceral perception .Journal of SocialandClinical Psychology

近日，考研名师张雪峰的一番话，将一个毕业生团体曝光于众人。

“山东专门有一个巡考团”，他解释，“轮着考（公），全国转一圈，考上哪个算哪个”。这类巡考生，“把每年国考当一模，上海、江苏省考当二三模，山东省考变成正式考试”。

盛行于全国，北方地区尤盛的“神秘组织”，在流行话语下正式揭开面纱。为了做公务员，具有旺盛精力的年轻人，如古代科举赶考般，四处奔波，力争上岸。

参加过12场公考的应届生刘运，把公考上岸类比成游戏王者荣耀的通关。意思是说，在获得胜利之前，王者要把所有规则吃透。

秘诀就是“打信息差”？刘运连忙点头。

上研究生的第三年，他忙于各类公务员考试：国考、省考。还有所在985高校可选择的五花八门的选调生试。只要随意聊到一门，他都能够张口分析，这个考试的招录比，那个省份的出题规律。

参与巡考意味着比常人付出更多的精力、时间、金钱。一位粉笔公考教师表示，公考巡考在学生中是少数的少数。

“考到哪里就到哪里，这个想法不符合多数人，”她告诉我，大部分人参加公考，都是希望到离家近的地区发展。

但巡考的学生认为，在浩浩汤汤的公考大军中间，“随遇而安”，这是唯一能增加录取概率的办法。

“冲！冲就完事。”

刘运总结，公务员是对像他一样专业前景差的学生“最好的出路”。至于巡考，“自古以来，中国人都对体制有执念。”

体面选择

刘运有着惊人的时间表，他在二战考研时，就认定了这条路——巡考。

那是4年前的事了。沉浸在考研失败的痛苦中，他“对社会的认知变得更清楚”，逐渐承认，所在的土木工程专业，已经错过了时代的风口。

房地产业不再风起云涌。他了解过，就算顶级大学的学生，“进入头部房企的薪资，也只有十几万。”他苦笑：“白菜价”。

与其卷几家头部企业，刘运算了一笔账，一年的国考、省考和事业编考试，加起来至少有 10场。

“从22岁开始，考到35岁，好说也有150场考试了。”

“150次机会，猪都能考过了。”

自我说服后，前方的路变得明晰。他放弃了跨考专业，再度考了本科学校天津大学同专业硕士。“就是求稳。”

反正，他已志不在此，研究生学历更多是跳板。他要做好充足准备，等待三年后的一跃上岸。

河北的新传研究生张睿，在过去一年也卯着劲想要上岸。环绕京津冀，他参与了大大小小十几场笔试、面试，都折戟而归。意向单位全是机关部门、国企、央企。

也有离得很近的时候。2022年8月，他差点就进了一家石家庄的公立医院，做文职。因为无论是笔试还是面试，他都是第一，“再加上是男生，以为被要的可能性很大”。

结果，该公立机构突然宣布岗位关闭，不再招人。

“踩进了萝卜坑。”张睿心灰意冷。

研究生生涯在2022年6月结束。无业的他将自己全身心塞进公考考试。

在以重工业为主的北方城市，文科硕士没有太多被重视的机会。公考，张睿形容，是他留在家乡 “唯一体面的选择”。

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考生等待进入考点

自称“大龄考公”的甘肃人裴超，有着说出来让人深感“凡尔赛”的战绩：两次国考，他都成功上岸，却因为地区原因放弃。

过去的1年多来，他参加了7次公考。有的是用来练手，有的是诚心投身。从甘肃兰州考到山东、江苏，南下深圳。

2023届国考，他笔试第一，进了上海税务局的面试。但考虑到自己30岁的年纪，到上海买不起房，他放弃参加了下一轮面试。

这些跨省考试，裴超说，即使花费大量积蓄也感到很值。

“积累经验太重要了。”巡考是把握最新命题规律的最佳方式。

刘运也同意，亲自上考场比呆坐家里模拟考，效果好太多。“考一次试，相当于20天的复习。”

公考是有关速度的较量。国考行测科目， 共计135道题限时120分钟，考验 “快”和做题策略。

“120分钟，经常有30道题做不完，还有很多创新性的新题。”巡考的经验，锻炼了刘运此后考试的策略。

他回忆，江苏省考向来被誉为难度最大的考试。考完江苏卷后，今年2月他再参加广东省考，“提前10分钟就写完了”。

“江苏省考对其他省份，就是降维打击。”

走的弯路

明明两次国考都已经上岸，裴超却觉得，过往的30年，自己走了太多弯路。

他有过很好的起点。高中时，他在的是兰州最好的学校，最好的班级。但偏偏读到高二以后，心走了偏，他没把精力放在读书上，最后只考上大专。

到大专上了两天课，裴超就受不了了，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地方。几天后，他跑了出来，给自己办退学，回兰州复读。

这段经历，让裴超如今用来说明自己的性格弱点。“有点偏执，”总想证明自己；另一面是，他不似同龄人按部就班，“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

从二本大学毕业后，裴超去上海找了个班上，事多钱少。重要的是，在大城市的孤独感太强，“留不住”。

所以，他又回了兰州。 “还是没干正事”，和几个朋友合伙，在家乡做公考机构。

创业给人更多的是风雨飘摇的不安定感。经过新冠疫情期间的大亏损，裴超厌倦了总在黄河边当失意者。2021年，他从亏了4年的合伙机构退出，全心备考公务员。

“如果按部就班，同学在我这个年纪都当上了正科，”裴超带着一些无奈。就像低苦艾的《兰州兰州》唱着的哀愁，“再不见风样的少年格子衬衫一角扬起”。

他自认为“年龄到了”，也该觉醒了。

“我还没有结婚。在我们当地，不论做什么都不如做一个公务员，更能获得大家的认同。”

证明自己的想法再次支撑着他备考。每天睁眼开始，他就复习，刷题，做题数量一度在公考APP里排名全省第24。

地点也不局限在兰州了。经过两次巡考上岸又放弃的折腾，他弄清楚了心之所向：只去发达的二线省会。“压力不大、人还能生存下来的城市”。

张睿也有一种在走弯路的遗憾。2022年硕士毕业时，他拒绝了3个offer，原因都是想冲击待遇更好的铁饭碗。

一个离家最近的职位，是石家庄某电视台的记者。

他当时认为，记者的岗位没有双休，外出很多。而在当地只有中等薪资，“6000左右”。想了想下半年的多个公考和事业编考试，他没去。

只是，2022年的下半年异常煎熬。因为疫情，多地公考、央企、高校的招收都宣布无限期延迟。

好不容易有能参加的考试，流程也比正常时候漫长。报名要跑到现场，准考证要到现场拿。一个央企的宣传岗位，要经历四轮选拔。

不管倒在哪一轮，又要经历漫长的、内心裂开又粘起来的过程。

坐着火车从河北这头奔向那头考试时，他有时候不清楚人生的货轮该驶向何处，渐渐怀疑自己的选择。

4年前，大四的他在北京实习了一年，差点就留在了广告公司工作。但在方正偌大的北京，本科学历让他感到渺小，总觉得学历会阻碍他今后的步伐。

考研成为迷茫的二本学生摆脱自卑的唯一方式。

没料到，3年后，研究生学历的加持，他的内心被无法和解的欲望和骄傲撞得支离破碎。

如果最后进不了政府部门、央企、国企，“我读研付出的时间或者金钱成本，会不会就都浪费了？”

加剧的求稳

即使张睿经历过大小十次考试失败，也没投出一份给私企的简历。

2023届国考，笔试没过。岗位在县级税务局，有5年服务期限。不想呆在县城，他“没太用心准备”，自然挂了。

2022届省考，他报了石家庄某县政府，排名中游。

痛苦的失败经历都没能促使他换一条路。我于是问他：“为什么一定是编制，才能表现你4年读研的成果？”

张睿在电话里犹豫了很久，最后说，“我也想不明白了”。父母没有逼他考试，也没说过希望他做公务员。

直到他慢慢地回忆起，三年的读研生涯，校园里充斥着考公的氛围，“上一届的学姐学长，大部分都进了这种国家单位”。

与本科时期大家伙都追求挣钱不同，稳定、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职业，才是他读研三年来耳濡目染的流行文化。

刘运也有类似的心理。本科四年。他清楚自己对土木工程专业毫无兴趣。但为了筹备考公，求稳，再做三年学生也值了。

这次，他把三年的目标分得很清楚。

第一年，申请入党，担任学生干部。研二第一学期始，复习备考，参加2021年底国考。2022年全年，刷题，参加选调生和公考。

他因此自称 “抢跑选手”，不止在做题勤奋度超于常人，还花了大量的时间了解各类信息。

经过14场公考，他最终拿下了浙江、江苏、国考、吉林等多个“上岸”通知。在社交媒体上，他被网友称为“大佬”，同时有了挑选哪个岗位才是“最好的出路”的烦恼。

变窄的未来

公务员考试竞争愈加激烈。数据显示，“2023届国考总报名人数已突破250万，相比去年增长了50万人，同比增长25％。”

“创历史新高”几个字，像石头一样砸在公考人的心。于是，相比于放弃公考，更多人选择用巡考，加大录取几率。

裴超解释，之所以这么选，是因为一种 “路越走越窄”的感觉。

“很多考公的人会因为考试总差一点点，又投入精力去学习，导致几年没有工作经验。”到最后，只剩下继续考公一条路。

他自己也是。从合伙人身份退出后，疯狂刷题的裴超在2021年底变成了兼职公考行测老师。2022年，靠着全国巡考，他用高分的成绩吸引了一批当地学生报班。

但他心里清楚，脑子积累的题库以后很难适用于别的工作。“考编就是当下为止唯一擅长的路。”

待业近一年的张睿，也越来越感到焦虑。日渐低落的情绪和衰退的身体让家人有所察觉。父亲好几次心疼得看不过眼，对他说，在县城找个班来上吧，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

张睿还是咽不下这口气。想到过去因为考公失去的offer，他不想退而求其次。

2023年河北省考，他考了省交通运输局。笔试过了，准备面试。

只是，经历过几次“差一点点就成功”的结局，张睿不敢抱期待。他在考虑，考不过这次就去北京，到私企找一份挣钱的工作。

但脑子里另一个小人又说：“去北京你也买不起房，终究还是要回河北考公职。”内耗与纠结缠绕着迷茫的年轻人。

相比之下，裴超目标明确，就差一个机会。

巡考了两年，他在今年等到了最希望能上岸的岗位，兰州某市直单位。在这个只招1个人的岗位，与裴超竞争的有1200多人。

他排所有人第二。

这次成绩好得出乎他意料。过往的两年，他报的全是发达省会的市级和省级单位，上岸难度“地狱级”的大。

这样执着的原因，他告诉我，“在一个乡镇，你这辈子熬到头，你也到不了正科；在一个县里边，这辈子熬到头可能到一个副科，但在一个市一级的单位，好一点到副处，在省一级里……天花板都是平台决定的。即使当不了领导，但升到一个职级，工资待遇也会提升……”

他第一次离“天堂”咫尺之近。

2023年4月，面试在即。他少有地感到泰山压顶的焦虑，比任何一次都想抓住机会。

焦虑的他主动提到了最近的新闻：一位四川成都女子被父母强制公考5年没上岸，被诊断出精神分裂症。

他形容，这是一种“考公人才懂考公人”的精神的痛。

感同身受地代入到身边巡考的公考人，“实际上很多人，内心都已经崩溃”。

（应受访者要求，刘运、张睿为化名）

在干涸的池塘里捡小石头的一份日结零工，让两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争吵起来，他们互相指着对方喊“他不专业”“他不行”，希望自己被挑中而令对方出局。这份工作的报酬是日薪100元。

几分钟前，他们两人率先冲出“趴活”的人群，分别钻进一辆白色电动汽车的副驾和后座。可驾驶电动汽车的男人说，他只需要一个工人。

三人吵嚷几句后，僵持住了，驾车男人无奈地伸头探出车窗。一旁围观的人喊道，两个都拉走吧。男子摇了摇头，“拉走我都得给钱”。但两人谁也不愿下车走人，十来分钟后，这名男子只好两人都带上，驾车离去。

67岁的李辉，双手插兜，站在3米开外望着这辆车和围观的人群，这条马路有数百人，他压根就没能挤到车门前，也就不具有参与竞争的机会。

这是2023年3月21日早上7时许，李辉在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河南村环岛附近的马路上，已经趴近1个小时的活。

顺义区河南村有一个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每天凌晨4时起，租住在村子附近的农民工或乘公交车，或走路，赶到这里，等在路边“趴活”。他们多是做短期工或者日结工，主要是去建筑或装修工地做些辅助工或零散杂活，另外还有搬运、保洁等活计。

一有招工的人前来问询，工人们便蜂拥而上推销自己，争取被选中，待谈好劳务内容和日薪后，跟着招工者离开，一天的生计也就有了着落。

在顺义、通州等北京远郊区，存在不少这样的日结劳务市场，活跃其中的多是50岁以上的农民工，而其中60岁左右以及年龄更大的民工，则已经超过了在建筑工地务工的年龄上限。近两三年，不少地方出台建筑行业“清退令”，禁止60岁以上的男性以及50周岁以上的女性从事建筑施工作业，有些工地还进一步收紧年龄限制。

一个不容忽视的数据是，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约2.93亿人，平均年龄41.7岁，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27.3%，约7985万人。再过十年，他们都将跨过60岁这个坎，成为超龄农民工，一旦务工受限，可能将加剧他们的生活和养老困境。

好在，政策不断调整。2023年2月13日，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维护好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他们，将何以养老？

“早起走不了就被剩下了”

早上8时，日结工劳务市场的用工高峰已过，人群陆续散去。一个老人蹬着三轮车路过，故意打趣地喊着“捡烟头咯，一天50元”。

对李辉来说，算上这天，他已经五天没找到活干了。

在四天前，《财经》记者在顺义区高丽营村的一处劳务市场上，第一次见到李辉，67岁的他头戴一顶迷彩鸭舌帽，遮挡灰白的头发。当时，李辉正向一个男子推销自己，对方在昌平区小汤山镇承包了七八亩菜地，想雇一个人帮他干农活，一个月四五千元。李辉向对方介绍，他今年刚体检过“没啥毛病”，在老家种过多种蔬菜，打理菜地不成问题。

再次见面，李辉告诉《财经》记者，那天他搭男子的车去了菜地，但对方说还有别的竞争者，需要考虑一下，两天后回了信，“没看上我”。在高丽营没有找到活儿干，李辉想着“转战”到河南村的劳务市场看一看。

李辉的住处在北小营镇，是一个工头介绍的废弃厂房，不需要租金，距离河南村12公里。他早上4点半起床，将前一晚剩下的米饭和菜热了做早餐，摸黑赶到公交车站，再换乘一次，下车步行20分钟，赶到河南村的劳务市场。其实，前一天李辉就打算来这里，但找错了地方，赶到时已经8点多，自然是什么活儿也没找到，“白搭了几元车费”。

今年，李辉找活儿不是很顺利。2月10日，李辉从老家来到北京，先在老乡介绍的一处工地上干了十天，负责地基及复合地基承载力检测。李辉说，他外出务工已有15年，这几年岁数渐长后，工地上适合他的主要是检测、给吊车挂钩、杂工等轻活。“其他重活工头不让做，年龄在那摆着。”近两三年，一些建筑工地限制工人年龄，李辉靠着熟悉的工头和老乡介绍，辗转各个小工地做散工，没有活儿干时就去劳务市场“趴活”做日结工。

做完十天检测工，李辉来到一处医院的在建工地，那是去年就和工头谈定的长期活儿，他带着铺盖卷打算在工地长住。但进工地当天需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并登记年龄等身份信息，60岁以上的工人不要，对此工头也无计可施。计划落空，临近3月赶上李辉老家种植板栗，他只好花费128.5元买了趟13小时的慢速火车先回老家。

在老家待了一周，李辉还是想出来找活儿做，再次进京。二度进京后，李辉起初在一个小工地帮忙开槽钻地基，有管理人员问起他的年龄并察看身份证后，让他走人。他解释说，家里条件差，出来挣个生活费。带他的小工头担心承包方不满，两天后也坚持让他走人。李辉就这样开始游荡在高丽营村、河南村等各个劳务市场，碰运气找活儿。

早上五六点钟才是劳务市场最活跃的时期。建筑工地或用工处分散在偌大北京的各个角落，招工者一般驾驶小巴或者轿车过来，现场挑好人，直接拉往用工现场，以赶早上开工的时间。8点后，招工的人稀少起来，十来分钟才来一两个。给的价格也低，招一个工地小工，日薪150元，不管午饭。招给树木拆除支撑架的工人，日薪100元，工作还包括把拆下来的架子装上车。啤酒厂招装卸工，12瓶装每件算0.085元……

李辉说，今年不少工地还未开工，目前劳务市场上散活儿、零工不多，给的价也不如往年，有些小工日薪150元。去年时，工地招聘大工（技术工）一天三四百元，小工（普工、杂工）200元上下，赶上农忙返乡季节工钱会再上涨。据他观察，这几天的情况是早起走不了就被剩下了，一天撂荒。工地、绿化、保洁等岗位，他都看，“没技术，那还不就下个力气”。

“55岁以下好安排，大龄没单子”

在人群中穿梭，李辉不时和其他工人闲聊两句。工人们以男性为主，多在45岁以上，不少人头发斑白，他们大多随身背着挎包，塞满瓦刀、电钻、卷尺等小型工具和水壶。

一位戴红色帽子的工人对李辉说，他老乡带了1000元出来，两天没找到活儿，遂返回老家。“1000元钱够干啥，买完车票花不了几天”。另一个工人说，找不到活儿净搭饭钱。也有工人过来搭话，“生活费都挣不到，咋好回家。”

一位57岁的工人说，他今年来北京七天，才干了一天活儿，他感叹道，60后的工人越来越难找活儿。他选择来劳务市场是因为工钱日结。2021年10月至2022年5月，他在一个工地干活，工钱拖到今年3月初才到账，“还好区劳动监察部门一直在帮忙催要”。他去年还给一位老板干活，到现在5000多元工钱还欠着。

一位瘦高个工人53岁，他说起自己前几年主要做消防管道的施工，去年因疫情赋闲在家，今年出来务工，一些工地要求进行安全生产考试，他考了好几次没考过，“我不想干零工，但还没找到中短期工”。

在河南村劳务市场上不只有男工，一辆招工的车停下后，工人们冲上去里外围了几层。52岁的王敏挤到车前，喊着“我能干”，但那个岗位还是被一个年轻点的男工抢走。王敏主要接给铁栏杆刷漆的活儿，她的丈夫是一名电焊工，两人同在北京打工，供养家中的孩子读书。

农民工进入城市，主要在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务工。3月17日，在高丽营村附近的劳务市场，也多是45岁以上的农民工们寻找工作。60岁的张永军，来北京务工十余年，前些年在建筑工地做瓦工，这几年转向家居装修瓦工，收入略有下降，但好在工钱现结，还有休息日（北京市禁止双休日和节假日装修）。他自称，每月除去400元房租和吃饭钱，能落下约6000元钱，出来打工“是想贴补孩子”，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大城市按揭买房，月月须还房贷。

在通州区马驹桥镇的“劳务一条街”，早上也有一个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做日结的务工者来此聚集等活儿。沿街的门脸房有多家劳务中介，提供日结岗位和短期工或合同工。门前张贴的招聘启示显示，短期工或合同工多集中在保安、保洁、家政等岗位，年龄多限制在18岁-45岁，个别招聘“大龄保洁女性57岁以下”，没有一张启示提到招聘58岁及以上的人员。

3月16日早上，62岁的周超在“劳务一条街”白等了近两小时。三天前周超从老家来京，住在附近的小宾馆，每天20元住宿费。

8时左右，周超待不住了，走向附近一家熟悉的劳务中介，那家中介去年曾给他介绍过岗位。中介公司负责人王金己正在查看手机信息，面对周超的询问，头也没抬就问“多大了”，听说62岁，答道，“55岁以下好安排，大龄没单子，62岁哪有。”

周超不善言辞，坐在沙发上不言语，过了片刻问，“我做保安、保洁行吗？”再次得到否定答复后，他仍然坐在沙发上不动。王金己则盯着手机，忙着打字、接听电话，在聊天中王金己建议对方，“今年工作（招聘）发出去别犹豫，一犹豫人就够了。”有的求职者刚到北京，王金己交待，赶紧给用工方打电话，说一下“岗位给我留着”。

王金己对《财经》记者说，最近没有大龄的单子，如果有会考虑周超，“他能挣钱，我也能挣钱（介绍费）”。王金己称，今年因疫情防控措施调整后，求职者较前两年倍增，而就业岗位没有新增，还导致工价下跌，用工方更挑剔年龄身高等因素。比如，往年保洁月薪4200元左右，年龄限制在62岁以下，最近招聘的单子降到月薪3500元左右，年龄限制为55岁以下，还往往吃住只包一项。

近几年高龄农民工就业出路日渐逼仄。2019年3月起，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开始全面实行。一些地方先后出台“清退令”，即禁止18周岁以下、60岁以上的男性以及50周岁以上的女性这三类人员，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有些地方还规定，禁止55周岁以上男性、45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高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以及其他危险性、风险性高的特殊工作。

当下，中国老龄化呈加速态势，农民工老龄化趋势则更加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约2.93亿人，农民工平均年龄41.7岁，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48.2%，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7.3%，约7985万人。往前推十年即2011年，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仅为14.3%。

这意味着，再过十年，7985万农民工的年龄将达到60岁，成为超龄农民工，达到甚至超过了城镇职工法定退休年龄。

都是为了生计

这些50岁以上高龄的甚至超龄农民工，他们身上背负着“第一代农民工”的标签。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系副教授仇凤仙长期关注农村社会学、社会保障等领域，她主持的国家级社科基金项目——第一代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研究，2022年底通过结项验收，近期还将出版专著。

仇凤仙对《财经》记者指出，在上世纪70年代及以前出生，并在80年代初至90年代外出务工的人群，在学术界被称为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是生计型农民工，外出务工是为解决家庭生计问题，所挣的钱用于整个家庭经济开支。他们与之后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农民工有明显的代际差异，第二代农民工主要是改善自身处境和个人发展，第三代农民工则越来越多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目前，第一代农民工的年龄都超过50岁，很多仍在外出打工。仇凤仙曾遇到过72岁的女性农民工。

在高丽营村附近的劳务市场，《财经》记者见到当天找工失败、准备买菜回去休息的白民。

白民租住在周边的村子里，12平方米的一间房，月租金450元。

59岁的白民有些不平，当天看上他的小工头，给他提供的是去工地清理和打扫垃圾的岗位，日薪最高给他180元，不管午饭和接送。中午白民得花费20元左右买午饭，还吃不饱，再扣除车费和15元房租。“合着我这一天剩下不了多少钱”。白民说，清理工地垃圾的活儿又脏又累，前几天他在工地刷墙除锈，呛得他一上午换了四个口罩。他宁愿选抡大锤、拆墙的工作，虽然累些但日薪高一些。

白民在建筑工地打工的经历并不多。他记得20多年前，自己在天津一个工地做钢筋工，干了一个春天，麦收时回老家，工头拖欠了他近一半工钱。那1000多元钱白民要了几年都没要到手，一气之下他把欠条撕掉，不再去工地打工，转身去城市里卖麻花。新冠疫情后，麻花生意难以支撑，他又出来在工地打工、做保安，做日结工。

与多数高龄农民工不同，白民具有高中学历，因几分之差没考上大学，父亲生病家里困难，他就没再坚持读书。如今，白民还能背诵曹刿论战、岳阳楼记等文章。马上步入60岁，他的一些高中同学已从县城局长、副局长的位置退休，他还在外奔波，白民说，“但凡家里有生计，谁愿意背井离乡。”

白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成家，小儿子20岁出头刚出去打工。白民还有过一个女儿，14岁时因病去世。“病没瞧好，花了上万元，够买好几辆小四轮，当时小麦才三四毛钱一斤”。

目前，给小儿子结婚做准备令白民很有压力，他掰着指头说，老家目前结婚彩礼的行情在10万-20万元，“你算算我得多少年干出来”。

在工地，高龄农民工不好做。2022年冬天，他在工地做小工供灰供砖，有一次干活慢了一些，被工头骂，对方一直让他走人。因为疫情原因，他后来只能滞留工地上，回不去租住的村子。

这几年，仇凤仙先后访谈了200多个45岁以上的高龄、超龄农民工，发放调查问卷2500份。老家外出务工的农民工、马路边遇到的绿化工人、小区里的保洁员等，都是仇凤仙的访谈对象，她常常在午休时带上午饭和水果，和农民工们蹲在一起边吃边聊。

在她所在城市芜湖，仇凤仙关注到近年来的新现象，即从事社区保洁、绿化一类工作的农民工，工资以日结为主，一天80元左右，年龄多在65岁左右，来自芜湖市近郊和周边县乡。一个月干几天活就能收入四五百元，对农村老人来说收入相对可观。早晚乘坐劳务中介的小巴进出城，这些老人并不觉得辛苦，相反“精神状态还蛮好”，自我价值的存在感超出在家留守的老人。一个老人对仇凤仙表示，“出来后还能学到东西，蹲在家里什么也不懂。”

手里有5万块钱就很满足了

高龄农民工就业背后，也折射出建筑行业和保洁等服务行业的就业年龄结构。

53岁的徐力，自18岁进入建筑工地打工，做过各个工种的工长，如今是一名工头，手下长期稳定的农民工有30余人。目前他最年轻的工人45岁，徐力对《财经》记者感叹，建筑业农民工进入断档期。

徐力表示，建筑行业是高危行业，特别是外墙和高空作业，不适合年龄大、腿脚不好的高龄农民工，但身体条件不错的六七十岁农民工，还可以做地面辅助工、杂工。几年前，徐力的工地有一名工人做到75岁，后来被徐力劝回老家，“我看着害怕”。这几年，建筑行业出于安全考虑，出台规定限制超龄农民工，“有些工地要求60周岁不能用，我们也挺为难”。

但建筑行业又很难吸引年轻工人。据徐力观察，85后的建筑业农民工很少。他认为，这与建筑行业工人的收入和工程层层转包利润空间降低等有关系。

1987年，徐力离开当时的北京密云县，到城区进入建筑队打工，一天工资5元，当时一个城市普通职工的月工资才五六十元。2000年左右，建筑工人一天收入30元，也比进工厂收入高。现在他负责的工地，技术工工资一天近400元，小工200多元。在工地务工的收入比在工厂打工略高或持平，“但工厂一般包吃住，而工地打工脏累、吃住条件差，还不招人待见，对年轻人越来越缺乏吸引力”。

徐力观察到，建筑行业时有欠薪，也令年轻人止步。随着工程层层分包成为普遍现象，甚至出现三包四包情形。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第一波农民工欠薪潮，而年轻人花销大，不愿意进入可能“干了活拿不到钱”的行业。徐力称，2006年左右，北京的一些国有建筑企业为了吸引年轻人加入，按照学历给工资，试用期缩短，他只有初中学历，那时他带的几个徒弟工资都比他高，后来他就辞职出来做工头。新冠疫情后，徐力观察到建筑行业欠薪现象又有所“抬头”。

跟第一代农民工访谈时，仇凤仙关心的问题达70多个，主要集中于几类，比如目前的生计模式靠什么，何时打算停止工作，将来老了往哪里去，最担心什么事情，有没有为自己存养老钱等。

当被问到何时停止工作时，令仇凤仙印象深刻的是，很少有农民工提到想休息了就返乡。“没有一个界限，基本上都是说干不动、不能干了为止”。

仇凤仙曾问受访农民工，有没有为养老存钱？结果显示，已有存款的不足15%。再继续问，现在有多少存款？大部分人回答在3万-5万元之间。那存多少钱能养老呢？“他们表示，手里面有5万块钱左右就很满足了，很少有人说我要存到10万块钱。打算存到10万以上的比例不足1%。”仇凤仙告诉《财经》记者。

仇凤仙的调研显示，60岁及以上农民工有存款的比例远高于55岁以下的高龄农民工，50岁左右的农民工普遍没什么积蓄。仇凤仙进一步解释说，50岁左右的农民工，个人的生命历程开始往下走，但从家庭生命周期看，正值用钱最高峰。他们的孩子大多在20多岁，或正在上大学，或将婚配提上日程，父辈面临高额的教育和彩礼等支出。60多岁的农民工则更有养老规划意识，“多数已经完成对子代的任务，这时候才有能力来为自己想一想。如果有三五万元在手里，已经算幸福的老人了，至少生活不会过于困顿。”

仇凤仙解释，第一代农民工的命运与时代变化联系更加紧密。他们早年碰上经济困难时期，读书也不多。成年后的青壮年时期，虽然赶上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逐渐放宽对人口迁移流动的限制，但在90年代中后期又一度遭遇诸多外出务工限制。进入21世纪，中国城镇化加速，第一代农民工参与其中并作出贡献，他们普遍工资不高、劳动强度大、缺乏社会保障。“人到中年后，子代买房和婚姻费用上涨，他们怎么能攒得下钱？六七十岁的农民工，他们的子代正值压力最大的阶段，给不了老人太多的钱，并不是孝不孝顺的问题。那只能祈祷身体好，不要有意外，这些老人他们都说，你怎么好去伸手要孩子的钱。”

没有退休的概念

“清退令”出台后，高龄农民工的就业权益相继引起重视。

劳动法专家、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全兴告诉《财经》记者，此前建筑行业出台超龄农民工“清退令”，更多出于建筑行业安全生产和保障农民工健康权益考虑，却未对超龄农民工的就业权益和生活困境需要加以足够关注。同时，“清退令”影响到农民工劳务市场的供给，提高建筑行a业的用工成本。

好在，政策不断调整。2022年11月，人社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指导企业不得以年龄为由“一刀切”清退大龄农民工，为有就业需求的大龄农民工免费提供公共就业服务。2023年2月13日，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维护好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

政策的落地有待时日，而日常生活还在继续。

在劳务市场屡屡受挫，停歇五天后，3月26日，李辉给《财经》记者发信息说，他通过以前的工头介绍，在工地找到一个五天的岗位，日薪200元，每天工作九小时。

李辉的老家在山区，一人几分田地，近年来因农村土地承包“增人不增地”，他的儿媳和孙女都没有土地。四年前，他家承包的土地被征用建学校，一亩地给了几万元补偿。儿子一家外出做卷帘门生意，常年不在家。卷帘门生意并不好做，李辉说，“饱和了，就像新建工地减少一样。”因此，李辉和老伴不主动向儿子要钱，老家日常开支都是老两口掏钱。李辉表示，一年他能挣上三四万元就“很满意”。

白民外出做日结工之余，还在老家承包了老乡和亲戚们的20余亩土地。有一次，白民去老家的乡政府办事，和一个工作人员聊起来，对方认为他兼顾打工和承包土地，太辛苦，建议他在老家找个看大门之类的清闲岗位。“我就对他说，咱们乡里所有的政府机关都加起来，有多少大门岗位呢，再算算咱有多少五六十岁还出去打工的农民？有就业岗位谁也不愿意出来。”

受就业形势紧张，以及他们自身的身体健康状况、岗位变动等因素影响，六七十岁农民工返乡之后的生计问题，仇凤仙尤其关注。在她看来，部分超龄农民工被淘汰回乡村，家里如有几亩土地还可以维持生活，失地、少地的农民工将面临更加艰难的生活和养老压力。

回到乡村后，他们将来何以养老更是未知。仇凤仙指出，中国农村家庭传统的养老支撑在弱化，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中不少人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和县城买房，他们只能主要依靠自养。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提供了一定保障，但当前农村60岁以上老人享有的100余元基础养老金，保障力度有限。因此对农村老人来说，没有退休的概念，活着就是劳作，他们普遍为生活和养老储备不多。

仇凤仙寄希望于通过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让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后，有机会继续参与乡村建设，通过劳动获得报酬。

王全兴指出，放在“三农”问题的分析框架中，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乡村经济，才能找到治本之策。否则随着超龄农民工就业去劳动关系化、去劳务关系化，转向灵活用工，对他们的社会保障盲区会更大。

（应受访者要求，李辉、周超、白民、徐力、王敏、张永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