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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直观地探索中西方在历史沿革中对性教育的关注程度和发展情况，我们借助谷歌图书语料库（Google Books Ngram Viewer）工具来进行考察（Google Books Ngram Viewer：基于520万图书，5千亿单词的语料库生成了1800-2000年间图书的词频图示资料，语料库包括英、法、德、俄、西、汉六种文字，为我们提供了直观可靠的数据）。

我们用“sexual education”和“性教育”这两个词分别在英文和中文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我们可以发现：

关于中西方性教育的讨论和研究都始于20世纪初到1930年这一阶段；而到了1950年到1970年这一阶段，中西方性教育则出现截然相反的状况——西方性教育仍在波动中上升，而在中国性教育的讨论却陷入冰点；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方对性教育的讨论都在上升，但相比之下中国的性教育进展缓慢、与西方存在较大差距。

下面我们将对这三个阶段中西方性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分析和比较。

西方：从家庭到学校的性教育

1886年出版的《性心理病》是现代性学的奠基，这一年也被看成是现代性学的肇始之年。1905年，佛洛德的《性学三论》问世，他的学说随着这本重要的著作风行西方，使人们以更加开明的态度来对待性，同时，使性学也在社会上获得更宽容的看待。

1913年，名为《性卫生课》的第一门性教育课程在芝加哥被引入学校，尽管当时很快课程就被禁止，但此后，在一些西方国家向孩子们介绍性知识的任务逐渐从家庭转移至学校。到1920年，40%的美国学校向学生开设此类课堂。

一战后，性病问题日益严重，军方通过制作新闻纪录短片来警告士兵不安全性行为的危险。美国制作的性教育影片“Damaged Goods”就获得如潮好评：“应该强制每一个美国男孩观看该影片”。

该时期，西方性教育趋向多元化和正规化。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教育办公室已开始发布性教育材料，并开始培训性教育课程的老师。

中国：“西学东渐”的性教育

虽然中国古代没有“性教育”这种说法，但是古人也有自己的性教育。一方面，从出生开始，他们就要接受性别教育。古代社会对男女交往控制严格，他们要接受诸如“男女授受不亲”等等关于性别等级和角色的教化。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社会的已婚夫妇会通过春宫画等形式学习“房中术”，尤其在隋唐时期出现了大量关于房中术的著述，性教育一度开放、繁荣了起来。

但在宋代之后，程朱理学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禁欲”之风下，人们的性观念趋于保守，房中术更是被视为龌龊之道。在性的问题上，一方面古人非常看重生殖、繁衍（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方面又在禁欲礼教的束缚下对性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制——性行为只能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在道德观念里仍是污秽的、罪恶的，对性的污蔑占据了社会的主流。不过，虽然性学内容自此退出了正史典籍，“难登大雅之堂”，但野史和诸如《金瓶梅》之类的小说中不乏对性的描述。

进入20世纪后，在西方关于性学和性教育的思想的影响下，尘封千年的性教育大幕被掀开了一角，性教育这一概念真正在中国被提出和讨论。一些有着海外经历、思想开明的人士在中国宣传性学和性教育，号召打破性的神秘主义和禁欲的传统思想。1912年，陆费逵曾在《教育杂志》上撰写《色欲与教育》一文，批评对性的过分压抑，主张对性的积极引导，这算是近代中国提倡性教育的最早论述。

不过，更完整意义上的性教育还是从20年代开始在中国传播起来的。1921年，美国性教育倡导者桑格夫人来华演讲，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第二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并出版了桑格夫人的《家庭性教育实施法》，主张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对他们进行性教育，不要将性神秘化或者说假话，这是中国第一本具体讲述性教育内容和方法的书。1925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潘公展所著的《巴哥罗的两性教育观》，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巴哥罗的性教育观点进行介绍。

1923年，《教育杂志》出版了《性教育专号》，发表了13位作者的文章，其中包括盛朗西写的《性教育在新学制课程中的位置》。1925年，在商务印书馆发行的100种教育丛书中，有5种专门讨论性教育，包括《性教育概论》、《性教育的理论》、《性教育与学校课程》等等。

史海一隅：“周氏三兄弟”与性教育

在中国性教育的开拓上，鲁迅（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这三兄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鲁迅自己原是学医的，他早年在浙江初级师范学堂教授生理学时，就向学生讲述关于生殖系统的生理知识。他认为给学生讲生殖知识有好处，但是要规规矩矩地讲，不要嬉皮笑脸地讲。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在其散文中多次提及性教育，他曾在《重来》（1923年）一文中写道：“现代青年一毫都没有性教育，其陷入旧道学家的窠臼本也不足怪，但不能不说是中国的不幸罢了。”而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则是中国提倡性教育的先驱之一。他除了给上面说过的《家庭性教育实施法》写过序言外，还自己著有《性教育》一书，论述了性教育的历史、性教育的重要和性教育的问题。此外，周建人还翻译了《性与人生》、《性与遗传》等外国著作。

当然，传播和讨论性教育的过程免不了争论和对立。比如编撰《性史》一书的张竞生教授就曾经被批评为“假借性教育之名，而大宣传纵欲主义”。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像性教育要不要考虑公众的接受程度、男女生要不要分开讲授、性教育要不要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是由校医来讲还是由教师来讲等等都引发了一些争论。

总的来说，中西方性教育的发展都在20世纪初到1930年代这一阶段起步，中国性教育的发展受到了西方性学思想的影响。在西方国家，性教育的任务逐渐从家庭转移至学校，并且趋向于多元化和正规化。而中国的性教育先驱们勇敢地向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压抑的性观念发起冲击，希望通过性教育，打破性的神秘主义，预防性病的流行，革除与性有关的社会恶习。

西方：“性革命”下的解放思潮

20世纪50年代开始掀起一轮性革命，“性解放”、“性自由”的思潮在西方国家兴起，各国对性教育也持更加开放和积极的态度。

各欧美国家中，瑞典的性教育发展最为迅速。1933年，瑞典成立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教育组织（Swedish Association for Sex Education）。1955年，性教育在瑞典全国的学校中成为必修课。1966年，瑞典又尝试通过电视实施性教育，打破了家长难以启齿谈性的局面。

1967年，美国“全国学校委员会联合会”和“美国学校管理者联合会”也通过决议，呼吁推行中小学连续12年的性教育。此后，德、日、英等西方国家纷纷在中小学开设了性教育课程。

但随着性革命的推进，西方社会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少女早孕、性病蔓延、心理创伤等现象大行其道。此时，性教育也受到强烈的冲击。

中国：“无性文化”下停滞的性教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起初关于性教育的努力还在继续。在当时，一些前苏联的性教育通俗读物被译为中文出版。但好景不长，50年代末期，这一阶段基本没有提及性教育的出版物，中国的性教育发展基本停滞。

文字方面，有些50年代的革命文学中带有些许性描写，到了60年代再版时，这些性描写就会被全部删去。1972年版的《新华字典》将“娼”、“妓”、“嫖”、“姦”、“屌”等等字通通删去了。虽然反性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但是中国的人口却在那个时候急速增长。

小结：到了1950年代到1970年代这一阶段，当西方的性教育正在“性革命”的推动下蓬勃发展时，中国的性教育却陷入了停滞。

西方：从“性科学”到“性文化”

在70年代美国保守派上台，学校的性教育课程成为一些父母攻击的对象，他们将青少年的不当性行为、早孕堕胎等归结为性教育。1981年，里根推行了青少年家庭生活法案，并拨巨款扶持宣扬禁欲的性教育项目，可以说该法案是对现代性教育课程影响最大的法律之一。

80年代初，艾滋病的发现和广泛流行，让人们处于极大的恐慌之中，西方性教育也进入保守时代。人们以一种更为严肃的态度对待相关系，把性爱更多与责任相结合。在这一背景下禁欲的性教育兴起，在美国，禁欲成为中小学性教育重点；英国政府大肆推行“无性之乐”运动，试图通过引导青少年保持贞操以降低少女怀孕率。实际上，2008年研究表明：接受综合性教育的青少年，比只接受禁欲教育的青少年怀孕率低60%。

目前，很多国家的性教育更加普及，教育形式丰富多元，教育内容开放而大胆。他们非常系统且细腻地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进行性的卫生教育、文明教育、伦理教育和道德教育，并不断寻求性教育立法和制度上的进步。1970年代以来，西方的性教育重心开始“从性科学教育（以性的生理与心理因素为基础）逐步转向性文化教育（以性作为人格的组成部分为基础）。”

中国：重获发展但道阻且长

改革开放后，解放思想大大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不仅是经济上打破了以往的限制，性学研究和性教育事业也迎来了破冰和发展。1982年，吴阶平教授主持编译了《性医学》一书，促进了性教育的开展，同年他还主持了全国首届性教育研讨会，1985年他还举办了全国首届性教育讲习班。1988年，国家颁布了《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性教育的通知》。2002年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学校应当在学生中，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适当方式，有计划地展开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这标志着学校的性教育在我国获得了正式的法定地位。2008年，教育部发布了《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要求小学1-2年级学生应该掌握“孕育生命”、“成长的基本知识”和“我从哪里来”等知识；初中7-9年级学生应该能够“识别容易发生性侵害的危险因素，保护自己不受性侵害”。2011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把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

不过，尽管80年代以来中国的性教育取得了难得的发展，但是相比于国外的性教育事业还是有很大差距，一些深层次矛盾也不断暴露出来，中国的性教育发展道路仍旧是“道阻且长”。目前中国的性教育有以下几个突出问题：第一，性教育本身欠缺经验和专业性，例如上图中一本名为《中学生科学性教育》的教材公然声称有过婚前性行为的女性“下贱”、“堕落”，将性行为描述成“女性献出身体”和“男性对女性的征服”。第二，传统的性保守思想给人们造成文化惯性，使性教育的开展面临很大阻力。像文章开头提起的新闻事件里，学生家长就认为不该对小孩子进行性教育，引发社会争议。第三，在普遍的应试教育压力下，性教育这一类素质教育课程经常会被挤占或取消，真正的性教育方案难以落实。第四，目前的性教育仍停留在讲解生理卫生知识的初级阶段，缺乏对性道德、性伦理、性法律的传授。

总的来说，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性教育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后重新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取得了难得的发展。但是相比之下，西方在经历了“禁欲教育”的试错和总结后建立了侧重性道德、性伦理、性法律的综合性性教育体系，而中国的性教育发展仍然面临很大的阻力，与西方存在较大差距。

结语

中国的性教育工作在西方的影响之下起步，虽然在历史的夹缝中挣扎着取得一些成果，但是相较于西方性教育的发展和完善，中国的性教育工作仍处在蹒跚学步的阶段。随着社会和人民思想的不断开放，中国性教育正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但同时更大的挑战和阻碍也频频出现，成为难以清除的“绊脚石”：

1、思想开化、制度保守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也是思想解放的三十多年。在以前，性是污秽、羞耻的字眼，人们会刻意回避它，而今天，人们可以公开、主动地谈论性，这是“一场性革命”。但从性的极度保守转向极度开放，中国人和社会、法律都还没有足够的准备来迎接性自由和性权利。

2、需求旺盛、供给不足

中国的性教育是零散的、片面的，被简单地异化为青春期性教育，对其他年龄段人群往往是不涉及的。但实际上，传统性保守思想的文化惯性对世人仍然产生着或大或小的影响，成为性教育开展的一大阻力。因此，中国的性教育也应当针对不同年龄段个体的生理、心理 特点，制定阶段化的培养目标、教育大纲和教育计划，从而保障每个人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接受到适合自身需求的性教育。

3、内容贫乏、价值单一

如果说性的存在是为了满足种族延续的需要，那么性教育的存在则是为了使这种延续变得更优化、更完满。因此，性教育的内容不能仅局限于生理卫生知识的讲解，需要更注重性道德、性伦理和性法律的传授。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当前的性教育并没有能够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变化，仍然停留在初级阶段。中国的性教育如欲在短期内取得长足进步，必须关注性教育的国际发展态势，并切实将这些成果引入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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